到了六年级，我居然还读完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我当然完全不可能理解小说复杂的内容，更不理解主人公对话中的冗长辩论，但不知怎的，我觉得那种辩论似乎很美，还不求甚解地知道了一个新名词“黑格尔主义”。我问来上海探亲的正在读清华建筑系的二哥萧默，什么叫“黑格尔主义”。他说他也不知道。我不愿意放弃这个好听的名词，在与同学争辩时，就会学着小说主人公的口气，指责对方“你是黑格尔主义者！”同学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又不好问，怕被我笑话他无知，一时语塞，我就得意起来。不过有一次，我与一位机敏的同学缪申争论，他突然拍拍手，反问我：“你说说，什么叫黑格尔主义？”这回轮到我脸红了，我确实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对理论的爱好是不是在那时不知不觉中，在阅读大人的书的过程中就种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靠的不是别的，靠的就是我享受到的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
那时，我们有很多的空闲时间，老师与家长也从来没有想到对我们采取题海战术，来磨砺我们的考试竞争力，我们生活得自由而快乐，每天下午放学前，广播里就会播放一位小女孩唱的《我们的田野》：
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无边的稻田。好像起伏的海面。
平静的湖中，开满了荷花，金色的鲤鱼，长得多么的肥大，湖边的芦苇中，藏着成群的野鸭……
那优美的旋律，那女孩舒展的、悠长的、单纯的、无忧无虑的歌声，永远地种在我的心田里。那时，至少对于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说，我们生活中并没有政治，没有革命，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后来我们民族经历的种种苦难，我们天真无邪，只知道生活就是这么样的，正像《我们的田野》中歌唱的那样。
二
那时我们个性发展得很自由，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在上课时直呼一位教地理的女教师的姓名：“张婉英老师！我要发言！”而且声音很响，于是老师让我发言了。不过下课时她把我叫了过去，问我为什么不称她张教师，而是直呼其名，我说，我是在读前苏联小说时得知前苏联的学生都是这样直接称呼老师名字的。这位地理老师也没有批评我，只是说，以后还是要称她张老师，不要称她名字。
还有一次，也许是三年级，我突然在上课开始以前，要求班主任经广雪老师让我发言，经老师允许了，我兴致勃勃地上到讲台，向全班同学说，我现在每天早上用的是儿童牙膏，这种牙膏是专门为我们儿童生产的牙膏，甜甜的，香香的，大家都可以让爸爸妈妈去买来用，真的非常好！于是全班同学都兴奋起来了，好些同学都举手要求发言，一位姓李的同学争取到了机会，也上台介绍他所知道的什么东西，他说的是什么我忘记了。那时的老师很宽容，也没有想到要压抑我们这些小学生的表现欲，一切都那么自然。
到了五六年级时，我们的表现欲就越发强烈了，我与好朋友缪申决定要比试一下我们的辩论能力，于是我们决定上街去找人辩论。具体沿街找人辩论的过程都忘记了，但却记得我们最成功的辩论，发生在学校不远的百官街上的“少年之家”（当时区少年宫都称为“少年之家”）。我们要进“少年之家”去，但这一天并不是活动日，并不对外开放。我们一定要进去，看门房间的老伯伯只好去把少年之家的主任找了过来，我还记得那是一位高个子的男老师。他问我们进去有什么事，我说：“我们要回家。”我们的理由是“既然这里是‘少年之家’，我们是少年，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回到自己家里来？”没有想到的是，这位高个子老师并没有训斥我们，只是说你们要进来就进来吧。我们两人胜利了，高兴地进了空无一人的少年之家，看了一圈，觉得索然无味，就出去了，其实我们只是想证明自己的辩论水平而已。
我要说一说我在小学生活中记忆最深的一件事。那是一九五六年春天，我在读三年级时，被学校推选为上海少年儿童的代表，与其他上百个小学生一起，登上了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正在上海友好访问的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巡洋舰，在军舰上与前苏联海军叔叔联欢。我记得我们这些小朋友被前苏联海军士兵们包围着，一个叫鲍里斯的海军从我身后把我高高地举起。不知谁塞给我一束鲜花，我举起花束使劲地摇晃着，引来了许多闪光灯。我们在军舰上跑来跑去，兴奋极了。鲍里斯还带着我参观了他的卧室，他在自己的床前做了一个睡觉的手势，我却误以为他要我睡觉，忙着摇手。他反复地做睡觉的手势，我反复地摇头。他还带我去了舰上的司令部办公室里，记得那个大堂里坐着一群穿白制服的、佩带着金色肩章的光头的老将军。我戴着鲍里斯的海军军帽，进门向他们敬军礼，他们也高兴地把我这个中国小朋友抱了起来。两小时很快要过去了，我不愿意与鲍里斯分手，不愿让他看到我在伤心地流泪。分手的时间到了，鲍里斯向一位军官讲了几句话，军官简单回答了几句，鲍里斯就把他那顶帽子送给了我，我流着泪与他告别。这顶有着烫金俄文“苏联太平洋舰队”字样的海军无沿帽，成为最令全体中国上舰小朋友羡慕的纪念物，一直被我珍藏着。
回到学校后，校长让我在全校大会上介绍我在军舰联欢的经历，我讲得是眉飞色舞，同学们听得是津津有味。尤其讲到我害怕鲍里斯让我上床睡觉的事，全场的老师与同学都大笑起来。现在想起来，当时我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没有发言稿，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当然，也更不懂得讲什么套话，能在几百个同学老师面前，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上半个多小时，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自由自在，无拘束，没有条条框框，一切都顺其自然，按一个孩子的天性，把他自己眼睛里看到的新鲜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告诉他想告诉的人们，就像给弄堂里的小朋友说话那样自然。现在想来，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这种胆量与自信，也是当时更为宽松开放的教育文化环境所赐。它给予了我这样的孩子以充分表达自己所见所闻的机会与可能性。
三
许多年过去了，小时候的生活已经淡出记忆，然而，小学生活却给予我一生中受用不尽的东西，那就是在一种自由的环境中，我获得了培养与选择符合自己个性的兴趣与爱好的机缘，养成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我相信，每个人的童年时代都有一个在性格与知识方向上的可塑时期，只要我们不要用功利的竞争心去压抑它，摧残它，它就会在园丁的呵护下，自然地生长出来，就像是春天花园的小苗一样。记得歌德说过：“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颗勇敢的种子，没有它，就不能想象什么是才能。”一个好的教育制度，就是一个能把孩子身上的勇敢的种子发掘出来的制度，就是能把每个孩子身上各自的特殊潜能自然激活的制度。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在反右斗争与“大跃进”以前的五十年代中前期，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孩子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我就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之一。（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在进入高年级时，社会上发生了反右斗争与“大跃进”的悲剧，这种浪潮当时且还没有直接波及到我们上海的多数小学生的学习生活中。）
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当下教育困境有着种种抱怨，这会使我不知不觉把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拿来与现实对比，两年前，我曾收到一个四川亲戚的孩子写来的信，他正处于我读小学同样的年龄，我就写了这样一封给他的回信：
我们家的人就是很特别，不爱钱，不要享受，只追求知识，并以自己的知识服务于社会。一定要把这个好传统继承下来。要喜欢读书，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对知识的兴趣。我们在小学时功课没有那么多，大人也管得没有像现在这样紧，这样死板，所以我能从小就发展出自己的兴趣。好多书我在中学以前都读过了。这时就会产生了对知识与世界的好奇心，并把这种好奇心带到了青年时期，一直保持到现在。后来，我在工厂里当了十二年工人，生活虽然苦，但始终充满了乐趣，就是有那么多书陪伴着我。只有真正对知识有了兴趣，你才会觉得读书是多么有乐趣，才会理解运用知识可以使自己心胸与视野扩展得越来越远。说实在话，现在我们学校的教育是很失败的，老师早就把孩子们的求知欲与创造力都扼杀了，希望你能在小时就能多少知道这一点，并一直把对知识的兴趣保持下去。
虽然信发出去了，但我确实对这封信能否启发他影响他缺乏信心。后来我寄给他一些童话故事书，不过他太忙了，无穷无尽的作业压得他连给我写信的时间都没有，更可悲的是，我后来还得知，他们四川那个地方的孩子，每学期都要交数百元的课外辅导费给学校，才有可能参加假日或晚上举办的各类学科辅导班，没完没了地从这个班赶到那个班，只有这样，才被允许听老师在正课上有意省略不说的知识要点，并获得分数合格！（据说，他们那里每个任课老师用这个办法一年可挣到两三万元。）没有想到，现在的这些孩子不但成为老师的家长式权威下的驯服工具，而且进而成为某些老师敛财的方便工具，实在令人悲哀。如果这些孩子知道半个世纪以前，我们这一代人曾经有过与他们如此不同的童年，他们真会羡慕死了。即使他们听到当年那个小女孩用童稚的嗓音唱出的《我们的田野》，他们也不可能有我们那种亲切的感受。
四
我们社会的教育体制已经变成了一种谁也奈何它不得的巨无霸，我们这个民族正在进入一个我们自己制造的怪圈而无法自拔。我们的教育能不能返璞归真？令人忧虑的是，一代又一代老师在他们自己的童年时代，就生活于这种不正常的教育体制的束缚之中，而“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连他们自己都不能体味自由的教育是怎么一回事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跳出这个教育陷阱？
我现在能做到的，只能是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我想告诉人们的是，并不是只有发达的西方国家才有比较宽松自由的教育文化，在我们共和国的教育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宽松自由的时期，一个能让孩子们享受着生活并发展自己个性的时期，在那个时期，孩子们的好奇心、自信心、对生活的自主的感知、对未知世界的体验的乐趣，都如同雨后春笋一样茁壮地生长出来。
我曾在不久前，给某中学的学生做过了一次历史讲座。我在开场白里说，根据我多年的体会，一个学生最重要的，是要在知识领域达到三种境界。第一境界，是对知识的好奇心，这是人皆有之的，只要诱导它，就会自然发育出来。第二境界，是从知识中获得的陶醉感，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识中的陶醉是人生中最美的陶醉。第三，由此而上升到更高的层次，那就是思想力，那是一种经由知识与经验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解事物的能力，一种应对挑战的能力。每个孩子身上都有一种天生的朴素的好奇心，好的教育会呵护它，使它上升为陶醉感，并使这向思想力发展。一个民族能不能在文化上真正走向复兴，就要看其教育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为学生创造实现这一目标的环境了。
什么时候，我们能再回到那里，无忧无虑地歌唱着：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
（本文原载《文汇报》2009年4月11日笔会版）
回忆我的青年时代——从工厂到大学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论语》
与同龄的其他学者一样，作为在“文革”那个特殊时代度过青春的人，我们走向学术的道路虽然各有不同，但同样都充满艰难曲折，当年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困难处境，每个人都必须把握稍纵即逝的机遇。不过，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从青少年时代起，即使在那漫漫的文化冬夜，我已经感受到在读书的愉悦中获得的精神自由，并总是尝试着运用心智与知识来理解现实困惑，在那些似乎看不到希望的岁月中，这种精神状态一直伴随着我，支持着我。多少年来，它对于发展我的个性，对于我后来的学术事业，可以说至关重要。
我的小学与中学时代
我祖籍湖南衡阳，1946年生在西安，这是我的名字中“秦”的由来，我的童年时代是在重庆与河北邢台部队幼儿园里度过的，父亲起义以后，1950年年底赴朝鲜参战，我就被送到重庆附近的青木关的军队子弟小学，那个小学的全称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十二军育才子弟小学附属托儿所”。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十二军就是曾参加上甘岭后半段战役的英雄部队。不过，这种干部子弟大院的环境没有给我的人生的留下任何烙印，七岁以后，在上海当银行职员的姑妈，把我接到上海生活。从此我走上的是另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姑母后来转行当了中学美术老师，特别庆幸的是，姑母为了使我在家里静得下心来，不会到弄堂里去染上大孩子的“坏品行”，每周总会从单位图书馆借回来一捆书。虽然我对弄堂里的自由十分向往，但关在家里，时间一长，我真的就“被迫地”喜欢上了看书。最初看的都是些童话故事与连环画，后来就看古典章回小说、欧洲与俄国小说。我相信，大多数孩子都可能会有某种程度的对书本的本能的排拒与逆反心理，但一旦你及早地克服了这种心理，并爱上看书，你的精神生活仿佛从此就有了源源不断的活水滋育。
小学毕业后，我“一不留神”考上了华东师大附中，那是一所市级重点中学。我天生不喜欢数理化，理科成绩很一般。但作文与写诗比赛却能两次获得全年级或初中组第一名。十分庆幸的是，那时中学生并没有现在的学生那样沉重的功课负担。一个初中生也能从容地发展自己的业余爱好，而不致受到来自学校或家长的压力，我每天放学回家，路过四川中路上的一家很大的旧书店，凡是有兴趣的书我都会去翻一翻。久而久之，兴趣也就无形中越来越广泛。到了初中二年级时，我的理想是当个作曲家。音乐老师同意让我每天中午在音乐室里练习钢琴，我甚至好高骛远地购来五线谱，学着像作曲家那样谱写“协奏曲”。我居然还无师自通地学起了和声学、配器学、曲式学、赋格曲原理，读的都是从旧书店里购来的建国前出版的音乐教材。有一次在地理课上，我看马可写的《生活中可以缺少音乐么》的小册子，看得入了迷，被地理老师发现，下课后，他温和地批评了我一顿。我至今记得他当时批评我的原话是：“你不懂得各地的物产与地理环境，怎么能够写好歌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