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想，对于有限的人生来说，对生活的诗意的理解，永远保持一颗赤子的情怀，保持挑战世俗的超越功利的人生态度，人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精神自由，我之所以称它为内在的自由，是因为人的形骸是受制于环境的束缚的，但人的精神却有着其相对自主性，精神自由不可能被别人剥夺，除非你自己心灵同意。而这种内在的精神自由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是抵抗世俗平庸的隔离带，是获得真正幸福的首要条件。
回到工厂时，出乎意料的，虽然我的旅行时间远远超过厂里批准的两周时间，但厂里并没有怎么处分我，只让我写了一封检查。而此前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我似乎觉得自己变了，变得更坚强、更自信、更执着。我把这种漂泊旅行看作是应对平庸生活的强心针。
从工厂到大学
1974年以后，经一位朋友的介绍，我有幸认识了复旦大学经济系的伍丹戈教授，他是曾经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知识分子，我觉得他与我是心灵是相通的，每周我都要到他那里去畅叙，并在他的指导下开始系统地阅读清前期史的重要史料《东华录》。在他那里我读到了英国人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才知道亚罗号事件的前因后果与我们从教科书所知的大相径庭。这是我重新认识近代史的开端。我后来写的处女作《儒家文化的困境》正是得益于此。
1976年以后，四人帮倒台。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着名清史学家郑天挺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的阐述清前期史研究的重要意义的文章，我鼓起勇气给他老人家写了一封信，述说了自己的学习心得，没料到老人家回了信，一个在工厂苦读的青年工人，得到前辈大师的鼓励，这是何等兴奋的事。此后，我与老人家多次通信。到了1978年初，郑先生给我来了一封信，那封信只有一句话：“功秦同志，你愿意报考我的研究生吗？”正是他的这封信，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也许是天助我也，参加南开大学研究生初试时，历史专业试卷中的四道大题目，其中三道题目居然恰恰是我一周前刚借到的胡寄窗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中册里论述过，并恰恰又被我注意到了的内容。这本书躺在厂里小图书室的书架的不引人注目的尘封的角落里，被我偶然发现，并在几天前借来。我这个连大学历史教科书也没有见过的青年工人，居然答得十分流畅，并顺利通过了初试。
1978年夏天，我乘火车从上海赶到天津南开大学参加复试，记得那天考试前五分钟，白发苍苍的郑先生拄着拐杖，亲自到考场，来到我的座位前看我，轻轻拍拍我的肩膀，表示对我的鼓励，然后就离开了。在口试时，记得他问我“后金”是当时人自己的称呼还是后来的称呼，我说，我想那应该是后来史家加称的，因为“后”在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是吉祥的词，当时的满人大概不会用这个“后”字来做自己的名号。他点点头。我永远不会忘怀他那慈祥的笑容。
然而，我在南开大学的复试并没有被录取，（后来才从南京大学老师那里得知，一个重要原因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的阅卷老师由于粗心，竟然把我的政治试卷的成绩少加了整整五十分，于是我只得了三十五分）。当郑先生得知我没有考上南开后，写信给我，说他心里比我还要难过，勉励我明年继续努力，还在信中说，你需要什么参考书，可以来信告诉他，他可以邮寄给我。
原以为这次考试失败了，只能等到明年再试，直到有一天去上晚班，我走进厂门口，惊讶地发现，收发室里有一封来自南京大学教务处的挂号信。我打开信，才知道我已经被第二志愿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为元史专业研究生。就在那一刻，命运开始对我微笑了，直到后来入学南京大学以后，我才得知，当郑先生得知我的考卷送到第二志愿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的元史专业，就给这位当年燕京大学的老同学与多年至交韩先生写了一封对我的推荐信。记得信中有一句称“这是我遇到的最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就这样，韩儒林先生破格录取了我。正是郑先生与韩先生共同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从此就有了两个恩师。记得我成了南京大学研究生以后成婚时，郑先生还托南开大学一位来南京大学深造的青年教师带来他送给我的珍贵礼品，那是一床被面。我回赠给他的那块我在旅行中收集到的汉代瓦当，听那位青年教师说，郑先生一直把它放在案头。在我被有幸录取为研究生的这件事上，我还要感谢新调任到我们工厂的党委周书记，其实，当时的党委九个委员都反对我报考研究生，他们觉得一旦我考上了，他们这些整过我的人会觉得脸上无光。他们完全有这样做的权力，然而，这位新书记则认为，现在国家需要人才，报考研究生是件好事，应该让他去试试。其他人也没话了，如果不是他，我的命运肯定是另一种样子。
后来想起来，我总觉得，像我这样一个从没有读过大学的普通工人，能考上南京大学的历史系研究生，实在有着太多的偶然因素在起作用，如果不是郑先生鼓励我，如果不是考试前偶然看到的放在角落里的那本只有中册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如果不是把南京大学元史作为第二志愿，如果不是郑先生向韩先生的推荐，如果不是韩先生的破格，如果不是那位周书记的支持，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的如果，……如果所有这些连接在一起的“偶然之链”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中断了，我的人生历史将会重新改写……我常常对人说，这一辈子即使我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会从容淡定，因为上天已经给予我太多的幸运，我已经透支了一个人应该拥有的幸运机会了。
正是在这种良好的学习环境里，我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在我研究生三年中发表的论文中，《元英宗与南坡之变》是我的处女作，它考察了元中期的一场弑君政变与过于激进的汉制改革受挫有关。在《大蒙古国的汗位继承危机》中，我运用系统论与结构主义方法，解释了草原帝国高度的政治不稳定的结构性原因，我的学位论文《忽里台制度与元代皇位继承问题》则是通过考察蒙古帝国选汗制度的传统与农耕帝国的储君传统在元代继承制中的重叠与矛盾，来解释元代中期为什么频繁出现皇位周期性危机的。我在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的这三篇论文，后来均被《剑桥中国史·辽金夏元卷》参考书目所引用，这也是可以告慰于韩先生的。
1978年，作者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摄于历史系元史研究室
好奇心、陶醉感、思想力
在这篇回忆录的最后一部分里，我不打算回顾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到现在这些年来的学术经历。因为在我为本书每篇文章所写的作者按语中，已经相当详细地、逐年地记录了从南京大学毕业的二十多来年我的学术探索的心路历程，以及我的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尤其是收入本书的《台湾版文集自序》中，对我所提倡的新权威主义现代化选择的思想发展过程，已经有了相当详细的介绍，在这里，我想向读者谈谈我的学术道路中的人生体悟，也算是对自己治学经历的一点小结。
多少年来，我总觉得，自己注定是一个幸福感很强的人。总有一些内在的东西在支撑着我，生活世界对于我来说，总是有着无限的吸引力，我甚至能从任何电视节目的细节中，读出意义来，我能从电影的镜头里，从窗台上绽开的兰花中，从桌上那尊北齐佛像仿品面容的微笑中，从所阅读的回忆录当事人透露的人生经历中，我都能感到源源不断的、无穷尽的新鲜感。我总是会找到乐观的理由。这是一种命中注定非快乐不可的性格。我会对生活中的挫折与失败一笔带过，然后会马上进入对新的目标求索。新的目标吸引了我，于是旧的挫折与痛疼对于我似乎不再存在了。
一位朋友曾经问过我说，我从小失去双亲，高中又没有考上大学，在工厂里从事艰苦劳动那么多年，“文革”中还挨了整，什么不好的事都轮上了，但为什么你会如此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我笑着说，这是因为，这就如同我失掉一百块钱，这留给我的内心的苦恼只相当于失去一元钱，我得到一元钱，我获得的满足感却相当于获得一百元钱。这也就是说，我对于挫折的敏感度极低，对收获的振奋感极高。可以说，我是一个不可改悔的、顽固的、带着花岗岩头脑的乐观主义者。
我不知道这种心态是不是天生的，但它却是我人生的宝贝。它帮助我度过了多少人生的难关。例如，二十多年以前，我考研究生在南开初试录取，复试却没有被录取，记得当时一位朋友来家看我，见到我精神状态如此之好，说他简直不可理解，如果换了他，他肯定会蒙着被子在床上睡上三天。我的乐天也许是得益于自己基因遗传，据说我的爷爷就是这样的乐天派，很可能我在无形中，不自觉地继承了他那种儒家式的达观人生态度。
然而，我觉得在一切原因中，最重要的还是由于我始终处于一种被我称之为“精神自由”的状态中，我能在知识中不断获得好奇心的满足，知识领域就像是一本没有读完，也不知结果的侦探小说。我总是以欣赏的态度，去理解它，体悟它，并从这种经验中获得新鲜的独特的感受。头脑中的思维始终处于活跃状态，这个世界真奇妙。一切都永远那么新鲜，那么有趣。
其次，当你不断调动自己已有的知识资源，尝试对你所不知道的、或使你困惑的事物，做出符合属于你自己的理性的解释时，这就进入了一种思想创造的过程，你就从超越实利的对知识好奇心，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你就会领悟到知识分子实现自我价值的愉悦。到了这一步，那就是知识者的陶醉感。它如同醇美的酒滋润着你的心灵。这种陶醉是一种十分内在的东西，一旦你从知识中获得这种由衷的欢乐与陶醉，那么谁也无法夺走它。多年前有一次与高中同学聚会，有人问我是不是羡慕下海的人，我说，我选择了历史学，即使研究历史每天要罚款，我即使认了罚，也会如此研究下去。我们知识分子的宿命就是如此。追求知识并陶醉于此，就是我们知识人的宗教。
最后，仅仅知识上的自得之乐，仍然不能完全保证我内心的充实与幸福。个体的生命不能仅仅满足于个体的自我完善，他还必须有一个外在的支点，一条能与外在的活源头连接起来的通道，否则他的内心资源也会像古井水一样渐渐枯竭。对我而言，那个外在的活源头，就是社会责任感。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亲眼看到过那场极“左”乌托邦灾难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总想为最终摆脱这种苦难做出自己的牺牲或努力，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担当。这是一种很强的，难以摆脱的责任感，当你觉得自己的生命存在并非无关紧要，你的反思，你的参与，是有意义的，这样，你就会远离虚无主义。当你把这种对知识的超实利追求，与对一个社会理想目标的追求结合起来，那就有了双重的抗衡虚无感与无意义感的力量。而且，这种乐观主义会不断转化为使事态向好的方向发展的积极驱动力。一个人会由于不停地努力行动，从而改变了事物原来的轨迹。这也就是所谓的乐天者的自我应验的预言吧。
2007年初，作者在泗泾史量才故居
多少年来，每一学期给大学生与研究生上第一节课，我都会告诉他们，对知识的好奇心，求知中获得的陶醉感，以及由此形成的，用来认识生活世界的思想力，这是我们读书人的人生三宝。我有时总觉得，人在世俗社会中需要一种内心的类似于宗教的精神资源，他可以在外来压力下始终自得其乐，可以因为目标感而始终处于精神充实状态，外界环境再艰难，恶势力再大，他与世俗社会之间总有一层内心的铜墙，在他看来，红尘是美丽的，他热爱红尘，而红尘又由于他的热爱与不断努力，而会变得更加美丽。
有一次与美国老朋友墨子刻畅谈了好几个小时，临分手时，我对这位老朋友说，我还希望自己能再活二百年，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的藏书中还有一万本没有来得及读，即使每周读一本，至少还要花我二百年时间。他笑着说：“你会的。”
我当然知道这不可能，但我却相信，我们仍然可以使现在的有限的生命过得更充实。
2010年2月6日写于上海寓所
[本文是作者《反思的年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一书的附录。原标题是“在精神自由中反思”]
历史：经由我们的眼睛
一
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时，学的专业是元代历史，头脑中尽是硕德八剌“爱育黎拔力八达”“也孙帖木儿”之类的别扭古怪的蒙古皇帝的名字。那时，我决没有想到自己的处女作是一本研究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着作。虽然，我从小酷爱历史，但却很少涉猎中国近代史。甚至可以说，长期以来，我对这一段苦难的历史记录，始终抱有一种潜意识的厌恶感。记得那是在初中上近代历史课的时候，老师讲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屠杀中国老百姓的情景，我当时曾满怀愤恨地想：假如那时我们中国人有重机枪多好！也许，正是不愿太多地经受那种情绪的刺激，我很少去读中国近代史的书（尽管这类书籍很多），这一方面知识的贫乏，对于一个历史系研究生来说，实在是很不相称的。现在想来，无论是初中时期那种用机关枪向洋鬼子扫射的一闪而过的幻想，还是潜意识中对中国近代史的厌恶，大概都可以算是一些不自觉的心理自卫手段。直到后来，我在写作《儒家文化的困境》一书时，接触到一些有关深层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才发现这种愤无所泄的情绪体验和心理活动，与近代中国人的种种心理表现，居然还多少有些相似之处。
促使我踏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念头，是在讲授中国古代史课程的过程中产生的。那是1984年6月，当时，我正给大学生讲授清前期史那一段。在讲课时，我头脑中闪过这样一个问题：龚自珍在嘉庆二十年所揭示的清代士大夫在专制高压下的思想消沉和麻木，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应付近代西方挑战的反应能力？中国近代连续不断的挫折、失败和屈辱，在多大程度上与这种僵滞文化的反应迟钝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