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对音乐的爱好并没有使我以后有任何音乐方面的成就，但至今我还能很容易地区别出交响乐中的长笛、双簧管与单簧管的音色。我现在还能哼得出几首初二时自己谱写的、投给《歌曲》杂志，却从来没有获得发表机会的歌曲作品。那年，在北京读大学的大哥探亲到上海看我，知道这个小弟弟对音乐如此着迷，那一定是个可造之才，于是有一天晚上带着我到东平路音乐学院附中去了解招生情况，只是因为当年不招收作曲系新生，才断了考音院附中的想法。
其实，初三时我对音乐的热爱已经开始退潮，不知怎么的，我开始对美学发生兴趣，引起我兴趣的，居然是一本现在看来很僵化很教条的蔡仪着的《新美学》，这是我平生中读到的第一本学术理论书，我至今还保留着那时记下的密密麻麻的美学笔记。《新美学》这本书上说，美是客观事物的属性，如果客观事物并不美，你怎么会从中获得美感呢？我想想也对，于是我成了“唯物主义美学”的信奉者。毕竟是小孩子，我对此没什么什么批判反省能力。现在想来，至少那时我已经朴素地感受到学术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美感”或吸引力。否则绝不会去看这样的书。当时并没有任何人在这方面影响过我。
临到初中毕业时，我已经对数理化厌烦到了极点，以至于计划考一所纪律松懈散漫的非重点中学，这样就可以在课外无拘无束地读自己喜欢的书。我甚至专门去虹口区最差的一所弄堂里的中学踩点，打算考到那个学校去。不过，从名校去考差校，也是需要勇气的，我终于还是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我考上的虹口中学高中也是一所重点，它之所以吸引我的原因仅仅是，那是个以文科为主的区重点中学，相对而言，理工科目也许比较容易应付。
进高中后不久，我有幸结识了一位比我大好几岁的大学生，他可以说是我此生中最早的思想启蒙者，他是我小学要好的一个同班同学的哥哥。由于出身不好，这个当年上海中学的优等生考大学时，只能选择对出身要求并不高的印染专业，这位很有才气而又怀才不遇的大学生，戴着一副深度眼镜，气质有些忧郁，他的思想很超前。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记得他第一次来我家来，就建议我不要读什么前苏联哲学，而应该直接去阅读西方哲学家的译着。他向我介绍了王阳明、陆象山，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听到这两个人的名字。他还提到康德、尼采与叔本华。他很喜欢写诗，大多数是自由体，但他的诗过于悲观，似乎还缺乏一点形象思维，但他确实有理论才能，什么难懂的书他都能轻松地看完，他把我当作他唯一能倾吐心声的忘年交朋友。他是一位已故的上海史学家的亲戚的学生，他可以在这位已故史学家的藏书中，源源不断地借出许多1949年以前出版的发黄发脆了的旧平装学术书。他读完以后又借给我读，于是我就陆陆续续看了不少此类的书。我记得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本四十年代出版的《红毛长谈》小册子，讲的是一个外国人五十年以后再度访问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那时的中国已经实现了民主政治。这个洋人在电影院门口，见到前来看电影的上海的平民市长，谈得甚欢。这本书的其他内容大多忘记了，这个细节仍然记得很清楚。
这位大学生朋友还把他抄录的许多自由主义大师的名言警句笔记借给我。我们还一起在虹口公园里讨论美学，讨论美国诗人朗费罗色调沉郁的诗，当时最喜欢的还是俄罗斯文学，我记得用原先准备购一条长裤的四元钱，在福州路外文旧书店把高尔基全集的前十卷俄文版购到，（这十本书每本都有五、六百页，平均四角线一本）在以后多年这套书一直伴随着我。除了哲学外，我对欧洲与俄罗斯文学也很有兴趣，我读了大量罗曼罗兰、泰戈尔、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谁也不会想到，作为后来的新权威主义者，我恰恰是从人文主义的西方自由主义价值传统中获得启蒙的。其实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关于这一点，本书所收的论文中会提到。
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读西方古典哲学，从费尔巴赫的《幸福论》《基督教的本质》，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还有柏克莱的唯心主义的《人类知识原理》。我写的一些读后感，曾使我的高中的一位复旦毕业的历史老师大加称赞，并介绍给校长，校长还在广播里表扬了我的独立思考能力。
由于我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论过于投入，对书中的深奥学理苦思冥想，又不得其门而入，我甚至有一个时期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现在想来，我真的很庆幸自己那么早就接触了西方古典哲学，虽然我自己都很难说到底从中真正学到了多少东西，我也很难概括这些哲学大师的哲学观念，但在高中思辨能力最需要培养的时期，我确实是受到了概念的组织、抽象与思辨能力的实实在在的自我训练，收获了思辨本身给我的快乐。这种思维能力，这种思之乐，恰恰是我们现在教育中最为缺乏的，也是国人的学术文化传统中最不发达的。高中时的抽象思维的自我训练对于我一生都大有裨益。在政治学与历史学领域，现在我能比较从容地创造自己的概念，来表达自己发现的东西，这种能力也许与这种哲学训练有关。
最值得庆幸的是，我从这种自由的阅读中培养了对知识的热爱，在书本与知识中遨游，你会忘记一切。你会有一种古人说的“贵在自得”，这种自得之乐就是一种精神自由，是一切独立的反思的基础。它是任何外力无法从你内心夺走的。我当时特别喜欢纪伯伦的一首诗：
一杯美酒，
一本诗集，
即使在沙漠呵，
那也是天堂。
那时我常常天真地想，只要给我书，即使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一个人也不失为一个幸福的人。我曾经在写给高中班主任的周记中，表达了自己这样一个天真的想法：只要允许我每天在灯塔里自由自在地读书，我宁愿做一个一个坐拥书城之中的灯塔守夜人。这位班主任老师立刻发现了我的思想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后来我也就被归入在“白专道路”的苗子之列，而时时受到教育。
到了1965年高中毕业时，那时的教育方针已经很讲“左”的政治表现与阶级出身了，我的志愿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多年后有位教师告诉我，我是当年全校的高分，但我还是没有考上大学。其实，此前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除了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肯定也与我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太深有关，虽然高考没有录取的原因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所幸的是，1965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开始有了新的发展，失学的我并没有如前几届毕业生那样，成为社会青年，或被送到新疆兵团农场，我被分配到上海郊区一家机械厂当学徒。
十二年的工厂自学生活
好多人都为我这个“读书种子”没有考上大学而惋惜，但我自己在难受与失落之余，却又油然有了一种解放了的感觉。因为从此以后我不必再为枯燥的物理与数学公式而烦心了，可以自由支配自己业余时间去读书了。我准备要像高尔基那样，把工厂当作大学，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中学时代我获得的最大财富，就是对知识的强烈好奇心与求知欲。这可以说是一种超越实利的知识审美追求。这种对知识的兴趣，在许多人那里，早在学生时期往往就被无情地扼杀了，而我却由于自己的与主流保持距离的“精神自由状态”而有幸保留了下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颠沛流离中为了追求理想而奋斗的故事，也鼓励着我去应对即将到来的人生挑战。这些想法对于许多后辈人来说，一定会觉得我怎么这么天真。然而，它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文学作品与哲学有时会相当于宗教信仰一样，对人的精神起到鼓励作用。
工厂生活是枯燥而艰苦的，一开始，我被分配到农机修理车间做内燃机修理工，但不久以后，工厂生活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因祸得福了，我被调到农机车间的电镀间。它设在离车间很远的角落里，那里也只有我一个人操作。只要把电镀产品放进铬液中，至少要好几个小时后才能拿出来。这样，我甚至在上班的时候也可以看书。“文革”开始后，大学中的知识分子是批判改造对象，然而，工人是领导阶级，我们这个上海远郊的工厂反而变成了可以自由读书的宁静港湾，享受到远比大学更多的自由。在十二年里，在没有考试压力，没有实利目标的情况下，我每天至少有五个小时在看书，我完全相信，在这整整十二年中，我读的书比大多数大学生要多，我写下的近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可以为证，这种记笔记的习惯无意中提高了自己的分析概括与学术表达能力。更重要的是，由于读什么书完全是凭自己的兴趣爱好，不必为考试而死记硬背，从《资治通鉴》《唐五代词》《德国诗选》，到俄文版的高尔基小说集，从前苏联小说《多雪的冬天》《饮冰室文集》《中世纪美术史》到《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凡是可以借到，自己又觉得有兴趣的，我都会边读边在活页纸上记笔记，久而久之，无形中形成了一个跨越专业的综合性的文科知识结构，这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与自己个性与思维特长相吻合的知识结构，机械刻板的应试教育是无法产生它的，只有在一种“为而不有”“贵在自得”的从容的精神自由的心态中，经由我所说的“知识审美主义”的多年滋养，它才会自然地呈现出来。多年后，我的一位研究生好奇地问我，为什么我能每次在数小时畅谈中，能在哲学、历史、社会学、政治学与文化艺术的不同领域的话题之间从容地跳来跳去。我告诉他，这与我当年这种“为而不有”的学习经历有关。
我爱学习已经在全厂出了名，人们称我为“萧克思”，在工厂里，人们还以讹传讹地传说我“懂好几国语言”。那时在质朴的工人们眼中，那些有知识追求的青年人，倒并不是什么臭读书人，相反还是很受到尊重的，连电工师傅到了我的宿舍检查违规私装的电灯，总会特意把我的读书用的灯头保留下来，并没有剪去。
在困苦中沉思
“文革”开始了，1966年冬，我怀着一个书生的理想主义激情，在全厂写下了第一张《十问厂党委》的大字报。怀疑厂党委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月革命”中，我参加了造反派，还被推选为是厂造反大队的队委与车间副队长。然而，随着“文革”的深入，我渐渐发现“文化大革命”运动并不是要让中国进入“巴黎公社”式的民主世界。“揪‘五一六’分子”运动与“一打三反”运动，对一切与极左思潮不同的多元思想均予以残酷镇压，表明一个更严酷的时代似乎正在来临，于是我又渐渐退而成为逍遥派。此后我这个老造反又回到电镀间开始闭门读书。这时“灰皮书”，尤其是其中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批判资料》和路易·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给我的思想以巨大的冲击，我私下里觉得，南斯拉夫实行的“工人自治”才是真正的工人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我开始对政治学与思想史发生越来越大的兴趣，并带着这种从书中获得的“反动观点”来理解“文革”。我深知这种思想在当时暴露出来是十分危险的，但在私下里又无法克制这种思想。这时，我已经从单纯的非政治的“知识审美主义”，逐渐转而自觉地运用自己学到的理论与各种知识，来理解、追究，进而解释这场“文革”的大变局，默默地重新思考中国的命运。
20世纪70年代初，我终于还是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作为一个“妄想创造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修正主义的小爬虫”还是被揪了出来批判，好在此事已经到了“一打三反”运动的后期，由于我的“反动思想”罪证不足，此事后来不了了之。但我已经不能在电镀间工作了，我被调离电镀间，分配在劳动强度更大的装配组当上钳工。那是一段十分艰苦的时期，有时，哪怕是半小时停电，我也会小跑到宿舍里去读十几分钟书，直到六年后考上研究生。由于篇幅有限，我不可能详细叙述这段同样充满戏剧性的个人经历了。
到了“文革”后期，高尔基早期的浪漫主义小说如此深深地影响了我，我决定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旅行。促成我下决心实现这次不顾一切后果的旅行的，是高尔基的处女作《马卡尔·楚得拉》中老牧人说的一句话，它表达了一种对人生的浪漫的理解：
“人活着要像天空中那只鹰一样，到处看看，看完了，就躺下死掉……”
我至今记得当时我躺在宿舍帐子里读到小说里的这段话是何等的激动，几乎夜不能寐。工厂生活是如此单调乏味，而一种浪漫的生活就在眼前等着你，为什么不努力去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什么不能牺牲？1973年秋天，我以探望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哥哥为理由，请假去西北，我带着两年微薄工资中省下来的三百元钱和一架从工厂同事那里借来的八元钱的破相机，作为一个青年漂泊者，一路上省吃俭用，在中国大地上漫游了三个月。我的旅行远远超出厂里给我的两周假期，全程合计二万里，我旅行了十二个省，四十一个城市。我到过中国最大的寺院开封相国寺，到过中国最古老的寺院洛阳白马寺，攀上了陕西乾陵的陵顶，想象着就在我脚底下数百公尺下埋着的女皇帝武则天，远望着雨雾蒙蒙中的永泰公主墓，仿佛听到那被害死的公主的轻声抽泣，我到了敦煌莫高窟，聆听着那沙山上的孤独的铃声，我走进沙漠中的阳关故址，搭乘运输汽车越过寸草不生的阿尔金山，进入柴达木盆地的浩瀚的戈壁草原，我躺在青海湖边的草地上，望着那蓝天白云……我还越过一千多年前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时经过的日月山巅，还一个人独自爬上了大雪纷扬中的峨眉山，与金顶上的一位老和尚谈到人生，直到深夜……这是我一生都难忘的经历，沿途我还摄了两百张相片，记下了七万字旅行日记。
多年以后，我读到罗素《西方哲学史》中的一句话“浪漫主义者在推开对人性的种种约束时，往往会获得一种新的元气，权能感和登仙般的飞扬感，这会使他觉得即使为此遭到巨大的不幸也在所不惜”。在旅途中，我有时在想，谁知道我回到厂里会怎么样，说不定要除我名，管它呢。
浪漫主义对人的吸引力，再也没有谁比我更能理解的了。那是一种对世俗平庸生活的叛逆，一种对登仙般的飞扬感的追求，一种为了短暂的自由的高峰体验而宁愿牺牲一切的激情，一种被长期压抑的生命力的激活与提升……在旅行中，我把历史、人生哲理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了。大好的河山与大自然的生命力，使沉闷、单调、灰色的世俗生活中再现出一种内心中才能体悟的人生诗意。在那时，前苏联作家巴乌斯朵夫斯基的《金蔷薇》也给予我很大的精神鼓励：“他（格林）每天总是在垃圾堆上看到美丽的太阳升起的”成了我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