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概率，两个事件同时不发生的概率。没好好学习，没考上北大、清华，这个我们有时候也想得到。
第三个概率，我们经常想不到的是两个事情不同时出现的概率。这个人好好学习就考不上北大、清华的多得是，这个概率永远高于前面两个概率。
第四个概率，还有人没怎么好好学习也考上北大、清华了。这种概率也有，但不是太高。
为什么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就没考虑到这四个概率，而只考虑了两个概率？因为我们思维的一个特性，我们在做思维判断时有一种确认的误差。我们发现给中国学生进行判断的时候，发现中国人经常倾向于把一些并不相关的东西归结为相关的东西，或者是把低相关的东西判断为高相关的东西，而且还能有理由说为什么这样。中国的邪教、迷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一些没有关系的东西说成是相关的东西，我们大家都相信它。为什么相信它？因为我们有一种确认的误差，只考虑两个事件同时出现的概率。你练法轮功身体就好了，我们就考虑这个。而你练法轮功身体垮了就不考虑，不练法轮功身体好得多的人根本就没有想到那些人，而那些人恐怕占了绝大多数。所以我们在进行迷信、邪教判断的时候，实际上是利用了中国人虚无相关的毛病，往往只考虑到其中两个概率’，而没有考虑到所有四个概率，这是文化里的缺陷。
所有听了这个课的人，可能回去以后你就发现，你考虑问题再也不是那么简单了。确实是这样，这是理性教育的一个特点。其实我们都是非常聪明的人，只要有人点拨一下，你就发现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都得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
这是我们发现了中国人相关分析的特点，我们有时候高估了一些没有相关性的东西。还有一个，我们中国人经常找理由说明虚无相关，就是它的象征意义。虽然做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但是做了总比不做好，起码表示了你的态度。这个东西害人不浅。有很多事情本来没有关系，但是因为要表明我的态度，或者是表明我的姿态、姿势，我们就相信它有关系，这也是一个思维上的弱点。
中国人的责任判断太受结果的影响
另外，我们研究发现，中国人在责任判断时也经常有一个特性的东西，我们的责任判断经常受到结果的影响。如果这个事情的结果是一种结果，我们的判断就是一种方式。如果是另外一种结果，我们的判断就是另外一种方式。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研究做起来实际很简单，我们给中国的学生、中国人，还有美国学生、美国人一些日常生活中间的责任判断问题。比如这个问题：有个女孩子跟她的丈夫最近关系不太好，两个人在吵架。有一天她下班以后时间比较早，她想回家跟她丈夫谈谈心，交流交流。结果当她走到家门口的时候，通过他们家的窗户就发现她先生和另外一个女人在鬼混，这个事情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经常发生的。怎么办？她非常生气，就敞开这个门大骂她的丈夫，然后冲进去就要走。她的丈夫像其他花心丈夫一样要解释：其实这不是你所看到的那样，让我解释解释……追出来解释，这个女的已经在车里头了。
我们做研究，用实证的方式来研究，有一个叫做2×2的实验设计，实验设计什么呢？我们创造出四种情境：
一、这个女的看见她丈夫在车后头，她发动车以后就看见她丈夫在车后头，她觉得她丈夫应该赔偿。做错了事，这个负心的丈夫应该被撞死。我们叫高意图杀人情景。二、她在哭，非常激动，没有看见她丈夫在车后。这叫低意图杀人情景。三、她一倒车把丈夫撞死了，后果是很严重的。四、没撞死她丈夫，她丈夫跳开了，叫低后果。
用心理科学设计的方式，2×2的实验设计，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女的应该负多大责任，应该判多少年，罚多少款。这个责任的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意图判断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结果判断的影响。我们发现我们真的是受到结果判断的影响。人死了，不管你有意无意，我们都应该认为你应该负责任，杀人偿命。至于这个人是怎么死的，我们不是特别注意。另外，你很容易受到结果影响，如果这个人没死，夫妻好商量，即使这个女的要撞死他，也是一时冲动，可以好好商量。这时我们发现一个很大的特点，这个跟西方的责任判断是有一些区别的。西方也是受结果的影响，但是相对而言，结果的影响就很小。中国人也受到意图的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意图的影响小一些。这就有很大成分的行为学方面的意义。因为，如果你的判断过多地受到结果的影响，在法律上这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因为你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叫做“道德走运”的错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假设在座的哪一位同学听了彭老师的报告以后非常气愤，觉得彭老师今天下午在侮辱中国人，颠倒黑白，混淆敌我，决定要向卢刚学习。怎么办呢？要把彭老师给杀了，你有更高的意图要把彭老师给杀了，要杀这个人。然后你通过清华的李强老师打听到彭老师住在清华附近，找了一把斧头，因为没有枪，中国找不着枪，找了一把斧头找到彭老师的家里，敲了彭老师的门，对着彭老师就是一斧头，要把彭老师的头砍下来。你有一系列的动机、方案、行为，但是斧头是一个伪劣产品，他一用劲，斧头就断了，结果彭老师没有被杀死，没有任何结果，你当即被警察抓走了。现在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责任？肯定是有责任的，但是如果你的判断过多地看重于结果，因为彭老师没死，而让他不受到惩罚，这叫做“道德走运”的错误。
想一想中国在进行责任判断时，我们是不是犯了这种道德走运的错误。中国有一句古话，“成者王侯，败者寇”。王侯做事的动机是什么？如果动机完全是自私自利杀人，他既然成功了，我们也应该给他道德判断，我们也应该批评他，应该谴责他。如果不批评他，不谴责他，我们就犯了非理性的错误，叫做道德走运。这样我们就没有一定的道德标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对一个事情判断的时候不能光看结果，得看动机，动机的判断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的社会认知里头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往往注重看结果而不看重过程和动机，这是我们思维的一个特性、一个问题。
现在有很多人把我们的研究做起来，在很多其他方面，如经济管理和国际关系方面做研究，由于时间关系没办法谈这方面的例子。但是我觉得在责任判断方面，我们有时候太注重结果，而不看重动机和过程。
中国人对矛盾信息判断的理性与非理性
另外，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人对矛盾信息的判断也有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也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特色。
盾信息是什么？我们谈的不是逻辑上的矛盾信息，谈的是心理上的矛盾信息。有两个事情，我们心理上觉得它是有矛盾的东西。比如大家都知道尼古丁对人的身体是有害的，前几天美国《科学》杂志登了一篇文章，发现尼古丁可以增强人的记忆。尼古丁有害？尼古丁没有害？在“非典”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尼古丁可以防治“非典”，那是没有害，更有益。到底应该相信哪一个？就是我们生活中间经常要做的事情，有一些是矛盾的信息，到底怎么进行分析、判断，尤其重要的是中国人在进行分析判断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中国文化的特色的影响在里头？这是我们要做的研究。我们怎么做这个研究呢？我们给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很多科学发现的矛盾信息，比如说这两个信息。
上面这个信息实际上是北京蝴蝶效应。从数学上来讲，一个蝴蝶在北京把翅膀一扇动，确实可以影响世界上很多地方的气候变化，你可以算出来，数学模式说的就是这样。但是你真的相信把中国的蝴蝶运动起来可以进行气象分析，你就犯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是对的，不可能也是对的，可能也是对的。到底谁对谁错？爱因斯坦说时间可以倒流，我们都可以回到过去，发现我们父母亲还在谈恋爱。对不对？你真的相信能回到过去看你父母亲怎么谈恋爱，那太傻了，是不可能的事情。科学就是这样，这个是对的，那个也是对的，怎么进行判断？决策也是这样，这个股票好，也有说这个股票不好，你怎么进行判断？这是我们对矛盾信息判断的一个研究分析。
我们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你把两个矛盾信息单独地呈现给美国人和中国人，其实两个国家的人的判断是非常接近的。有些信息本身是比较真实的，有些信息本身是不太真实的。黄线是比较真实的信息，红线是比较不真实的信息。你可以看见在真实信息判断方面有一个自然的差别。但是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把这个矛盾信息同时呈现给中国人和美国人，我们就发现有很大的文化差别。美国人就容易把这两种现象极端化，如果某一个信息比较真实，当他发现一个不太真实的东西，他觉得可能真实的东西变得更真实。还有一个相对不太真实的东西，他发现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存在，这个相对不真实的东西变得很不真实，有一个急退化的现象。中国人的分析恰好是一个朴素的一分为二，如果单独判断，跟美国人的判断差不多，但是在判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真实的东西也可能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真实，不真实的东西也可能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不真实。结果我们对这两个东西进行一分为二，我们发现中国人对矛盾信息判断的时候，有一个普遍的倾向，这两个东西都变成模糊判断，不清楚了。尼古丁到底是有害还是无害？在没听这个报告之前，你肯定觉得尼古丁是有害的，结果你听彭老师说《科学》杂志发了一篇文章，说尼古丁对记忆有影响，你也相信它了，两个都相信了，两个都进行一分为二的判断，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分析特点。
这个特点要是不对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就无所谓，这是一个特点。但是这个特点其实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美国人的分析也是有理性的一面和非理性的一面。美国人非理性的一面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那条黄线。有一个东西可能相对而言比较真实，但是突然发现有一个不真实的信息在那儿，结果美国人容易相信相对真实的东西更加真实，这是一个很不理性的判断。为什么很不理性？比如说你在谈恋爱，你觉得这个男朋友不错，结果你第二天去他的宿舍看，他有一个室友，非常不好，于是你觉得这个男朋友比我想象的还要好，仅仅是因为他的朋友不好，这是一个很不理性的判断。这就是美国人非理性的一个判断特点。他的不理性是，因为有一个相对真实的东西，仅仅是有一个对照组很不好，结果这个东西更好。
中国人犯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中国人犯的错误是，我们有一个不太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个好的东西存在，结果我们把这两个东西都进行一分为二，我们就犯了一个错误，相对而言我们就接受了一些不太好的东西。
行为学意义是什么东西呢？美国人犯的这个错误在决策学里头叫做A型判断错误，排除了一些接受真实信息的概率。因为你相信了这个东西是对的，因为有一些东西你觉得不太对，结果你更加相信你这个东西，你就可能排除了有可能真实的东西存在于另外一个方面，你排除掉了，你更加自信，更加相信自己的观点，这就增加了失掉真实信息的概率。
而我们中国人犯的错误是典型的B型判断错误，一个不太好的东西，我们发现有好的东西存在，但是我们简单进行一分为二，我们就增加了接收错误信息的概率。中国人在思维方面接受错误信息的概率，实际上是要高于排除真实信息的概率。这跟在座的同学有什么关系？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我彭凯平讲了半天，大家都点头，都相信。其实你这个点头相信是犯了B型的概念，你接受了我错误的东西。所以，这个报告之后一定要进行一个小时的消毒，大家讨论一下到底哪些东西是真实的，或者你认为哪些东西可能是真实的，哪些东西是不真实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批评的东西。科学为什么谈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就是要增强真实信息的概率，否则大家就会容易犯接收错误信息这个错误。
中国人对外界事物的知觉受环境影响很大
在感知方面，我们也发现有很多中国人感知的特性。中国人对外界事物的知觉受环境影响很大。我们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研究，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请到心理学的实验室里，这个实验室很简单，只有一把椅子在中间，但是这个实验室的设计是很有意思的，是歪的，图也是歪的，桌子也是歪的，心理学的助手也是歪着坐着。看一看这个人到底是歪着坐着，还是正着坐着。我们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同学进到实验室里头，慢慢地就歪，越歪越厉害，已经歪到要倒下来了，还是坐着，然后又歪过去。相对而言美国人在这方面不太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
还有画图。你给大家画一条直线，这条直线必须在一个斜的方块里头，你看一看，能够画得多直，你发现中国人画得相对而言受到环境的影响，如果这个框斜得很厉害，这个斜线就是斜着直的，而不是垂直着直，这就是在直觉判断里头受环境影响很大。为什么中国人对环境，对他人的反应那么敏感，这是一个什么问题？这个问题科学研究里头有很大的意义。大家都知道，科学在某种程度上要相信自己的理念，就要做自己的东西。如果大家都对其他人的反应更加敏感，我们是不是更容易随大流，更不容易坚持自己的主见？当然，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们没有做这个研究，只是用小的具体的心理学实证研究发现这个现象，背后社会的意义实际上是很值得探讨的。还有一个教育的意义，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强调小孩要注意大家的反应？要注意老师的反应，注意社会的反应，注意家长的反应。我们什么时候忘记了应该让小孩有自己独立的主见，没有强调这一点，这都是一些很大的问题，这个研究还没有谈到这方面，所以我就不多谈了。只是说在感知方面，我们确实受到环境的影响比较大。
中国人做经济决策的特性与特点
因为时间的关系，中国人对经济活动判断的特性就不谈了。
我给大家谈行为决策、经济决策里头一个特性的研究。这个研究与去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有关。这是一个心理学家，叫开罗曼，是伯克利的教授，他的工作都是在伯克利做的，只不过由于退休以后去了普林斯顿，现在是在普林斯顿学校得了诺贝尔奖。我们学校吃亏了，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