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奇逊把马歇尔讲话的最后定稿发送通讯社，与此同时，他给三位有影响的英国驻华盛顿记者打了电话，向他们强调了这一讲话的重要性和严肃性，要求他们全文发回国内，并请他们让编辑转送一份给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
艾奇逊后来说：“几年之后，贝文告诉我，当时英国的外交部常任次官威廉·斯特朗看过讲稿后，建议通过英国驻华盛顿使馆打听一下国务卿的具体想法。贝文先生不同意这一建议。他说他不想再去打听马歇尔将军有什么想法了，因为他的讲话对他来说已是再清楚不过了。”
贝文与法国外长乔治·皮杜尔通了电话，随后他们一起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商谈了复兴欧洲计划问题。起初，苏联似乎愿意参加，苏联的保护国捷克斯洛伐克赞同合作。但后来莫洛托夫突然改变了主意。
1947年7月3日，贝文和皮杜尔邀请22个欧洲国家派代表到巴黎共同起草复兴计划的蓝图。其他国家也为讨论复兴计划作了准备，“马歇尔计划”就此起步了。
马歇尔认为，现在最棘手、最难办的事是说服国会为复兴计划拨款。尽管欧洲是美国盟友，全国对复兴计划也是一片赞成之声，但却不知注重金钱的国会是否肯出力。他有同国会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但这次同样必须认真准备。
一天，国务院接到通知：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要在下周一上午就欧洲复兴计划召开听证会，请马歇尔在会上解释拨款的必要性。“马歇尔把我和奇普叫去，”当时的国务院顾问保罗·尼采说：“告诉我们下星期一开会的事，让我们为他起草一份讲话稿。”这两位专家整整忙碌了一个昼夜，向马歇尔交了差。
马歇尔把讲稿看了一遍，半晌沉默不语。他往椅背上一靠，终于开口说道：“我恐怕不能用这个稿子。”
“奇普和我都吃惊不小，”尼采后来说，“因为我们可是苦干了一场，着实费了大劲。”
马歇尔接着说：“别误会，我认为这个讲稿写得很好。可是你们想想，如果我到国会去照本宣科，他们一定会知道这是你们写的。我想，不带讲稿会好得多。我要在周末研究一下这个讲稿，不管他们问什么，我都可以用你们准备好的论点来回答。这样他们就会感到满意，因为委员会真正想知道的是我对这个计划的看法和理解。”
正如尼采日后所说：“马歇尔的话奇妙地应验了。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马歇尔计划所需拨款如数得到批准。”他又说：“在这件事上，马歇尔施展了他的战略战术，从而也使我对他产生了不同的看法。马歇尔是以为人正直坦率著称的，但他也会用策略手段让人按照他的意图行事。”
不久，马歇尔飞往伦敦参加外长会议，在丘吉尔的肯特郡乡间别墅的晚宴上，他见到了许多战时的同事。他还设法去了趟巴黎，看望现任美国电影制片者协会的欧洲代理人、战时他的老部下麦卡锡。与此同时，“马歇尔计划”出笼了。
马歇尔更为高兴的是在伦敦与另一位故友重叙旧情。战争期间，他的座机曾多次在飞往欧洲的途中降落百慕大停机加油，每次都成为总督伯利勋爵的上宾。他对伯利夫人和她的女儿怀有好感。1947年初，马歇尔从伯利夫人的来信中得知她已离婚，因为她丈夫要与另一位美人结婚。
在伦敦会议期间，尽管会议和宴请不断，但马歇尔同玛丽伯利夫人至少单独吃了两次午饭和两次晚饭。毫无疑问，马歇尔喜欢同英国上流社会的女士交往，和她们在一起，他感到轻松、自在并有助于恢复活力，她们对他当然如痴如迷，也许他们还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伦敦的那段美好日子记忆犹新。
1948年春，马歇尔在伦敦遇到了另一位女士。一次晚宴结束后，一位极其漂亮、谈吐不凡的女士向人们谈论着欧洲形势和解决战后欧洲问题的办法。她就是29岁的希腊王后弗雷德丽卡。马歇尔后来承认，她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她讲完话后，马歇尔走上前去，面带微笑地对王后说，她在几分钟里所讲的道理比他担任国务卿以来听到的任何一位政治家讲出的道理都多。她脸红了，向马歇尔道了谢，说任何的称赞都不如他的称赞让她高兴。随后，他们进行了长谈。马歇尔从王后那里得知有关希腊的更多情况。她请求美国为希腊提供食品、经费、武器和技术性建议，指导希腊打赢独立战争。正如马歇尔所说，直到遇到这位王后，他才开始重视希腊和希腊问题。
马歇尔受到了震动，当晚就给她写了一封信，注明“收信人亲启”，派人送到克拉里奇饭店。陛下：
今晚我们在克拉里奇饭店谈话之后，我已安排范弗里特中将作为美国高级官员在您回雅典之前即赴雅典。这样，希腊政府，特别是希腊军队，便可以得益于我们在大战中提拔起来的这位勇敢、最具魄力的军团司令的建议。在诺曼底登陆时，他还是个团长，打到莱茵河西岸，他已成为率领20万大军的指挥官了，由此可见他才干非凡。尽管如此，他仍然保持着相当朴实、谦逊的作风。我认为他在同游击队的作战中，会给您们以极大帮助。
如果您不把此信内容示人，我将非常感激。我特别希望，您个人对范弗里特的关注会对事情有所帮助。
您的忠实的
乔治·马歇尔
从那时起，直至马歇尔去世，俩人一直通过中央情报局保持着秘密通信联系。
7冷静外交
1948年是危机四伏的一年，各种可怕事件一触即发。危机之一是巴勒斯坦与犹太人之间正面临难题。
早在1944年马歇尔还是陆军参谋长时，美国国会两院拟就“关于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犹太国的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当时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对此深表关切，他认为，这样做将会“严重破坏”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严重破坏”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利益，还可能引起“一场波及整个作战地区并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冲突。”于是，赫尔打电话给马歇尔，希望参谋长同总统谈谈此事，并对国会施加影响，力劝他们不要予以通过。
马歇尔给赫尔回信表示同意他的看法，认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任何冲突必将分散用于对德作战的人力物力，甚至严重影响目前作战部队需用的石油供应，由此将对尽快结束战争产生不良影响。陆军部长史汀生也同意马歇尔的主张。结果，此事不了了之。
四年过去了，现在已是1948年，英国托管巴勒斯坦即将期满，英军准备撤出，剩下相互剑拔弩张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此情势下，美国究竟应持何种态度，这回要由马歇尔作出决策了。国务院多数专家们认为，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的犹太国，势必造成严重的混乱和流血事件，而在这场冲突中，人力和武器均处劣势的犹太人将被消灭。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是建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巴勒斯坦联邦。
这一时期某些犹太人的材料证实，马歇尔反对成立以色列国，并扬言如果总统承认以色列，他就辞职。
5月12日，正率领代表团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办事处负责人莫舍·沙里特请求与马歇尔会谈。他向马歇尔通报了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将于5月14日宣布成立，一支犹太武装正被动员起来的消息。“对于这次冒险行动，马歇尔的态度非常强硬、非常严厉并极表怀疑”，沙里特的助手埃本事后说，“后来又来了个出人意料的大转弯……他说，‘我劝你们不要蛮干，但你们军方认为他们能打赢。我的意见是你们别去理睬军方的意见。但归根结蒂这是要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的事，如果你们决定要干，而且成功了，那算你们走运。你们也许会得到我们的承认，可是，我们不打算对你们的决定承担任何责任’”。实际上，这是一种左右为难的默认态度。
5月14日，犹太人单方面宣布成立以色列共和国。杜鲁门发表声明立即予以承认。
此时，马歇尔关注的问题不止中东一个，对他来说，欧洲问题仍很棘手。欧洲正被分成两大对立阵营，由四国共管的柏林一时成为焦点之一。苏联人正试图建立“柏林墙”，东德和西德人从此将断绝一切来往；在希腊，由美国取代英国接管后的几个月以来，希腊内战局面未见任何好转，美式装备的希腊军队与苏联装备的阿尔巴尼亚军队正在边境地区激烈厮杀；悲观主义者认为，巴尔干半岛将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温床。
希腊王后弗雷德丽卡写信给她的新朋友马歇尔，描述了希腊正日益恶化的形势，并提出具体建议：“我丈夫（保罗国王）强烈认为，我们将同美、英两国举行参谋人员会谈，将加速做好应付任何复杂局势的准备……为了免遭我们邻国的突然袭击，我丈夫感到现在就有必要由双方参谋人员共同研究制订一项应付紧急情况的联合作战方案，以免我们措手不及……”
为慎重起见，马歇尔拖了整整三个月才给王后回信，回绝了她的建议。马歇尔在信中写道：“出于我对范弗里特将军的信任，尤于自己远离作战现场，我认为必须慎之又慎才是……至于我们继续通信一事，只要纯属私人的机密信件，我将乐于在您认为需要时与您交换意见。”
1948年6月24日，苏联下令全面封锁柏林。
驻德美军司令克莱将军的直接反应是对封锁进行试探。“试探的办法是，”克莱后来说，“先往柏林开出一列火车，结果大显其眼，遭到扣压，无法开动。第二步反应是派一支武装护车队进去，我亲自组织，由特鲁多将军指挥。为了执行此项任务，他们派出了一支武装齐全的战斗分队。与此同时我开始实施空运，运多少算多少。”然后，克莱才给华盛顿发报，请求批准“派遣武装护队进入柏林。”
“我考虑要先经批准，”克莱说，“因为万一护送队受阻，就可能开枪动武，一路打进城去，那将打响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而不仅是喊喊而已了……但我的请求被否定了，更确切地说是要我另打主意。”
于是，便代之以实施空运把物资运进城去，结果，东德和苏联人都没有加以阻拦。但气氛一度趋于紧张。只要在柏林上空发生冲突，就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