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刀道”
提起传统兵器，日本刀在世界影响颇大，被认为是工艺精湛、文化内涵深厚的象征，甚至引发人们对武士道、剑道的浓厚兴趣。其实，日本刀的祖先是中国唐刀，然而，为什么唐刀后来却逐渐失传了呢？而爱习武的老北京人，为什么对日本刀却不以为然？
唐刀的优点在于非常锋利，但缺点也很明显，一是成本太高，需反复锻造，普通唐刀至少要60斤铁，将杂质一点点锤炼出去，有的匠人穷终生之力，只能做一把刀。二是维护太困难，好刀要反复打磨、擦拭，磨一把唐刀，专用的布就要好几种，此外擦刀要屏住呼吸，否则鼻腔中的湿气会让刀生锈。
如此费时费力，实战效果如何呢？明代倭寇侵袭中原时，初期中国军队武器难以匹敌，戚继光只好仿造日本刀配发给士兵，也是双手运刀，故称“双手带”。但大家很快就发现，日本刀虽锋利，但易卷刃，消灭几个对手后就丧失了战斗力，难以持久。
事实证明，只有锋利，并不是最好的打击对手的方式，因此中国刀逐步抛弃了对锋利的追求，转向内敛和厚重。
以清代北京著名的武师“大刀王五”为例，他使用的是“回刀”，刀背极厚，刀刃并不特别锋利，但它的分量极重，达到了40多斤。这种刀在和唐刀较量时，一旦发生格挡，唐刀很快就会变成锯齿，而“回刀”凭自身的重量，只要抡上对方，至少骨断筋折。实战证明，越是慢刀，给对方带来的伤害就越大。所以说“刀快削皮肉，刀慢旋骨头”。
脱离了对刀刃锋利的盲目追求，中国刀因此而更实用，也更加普及。为对付快刀，一些中国刀的刀背上还会留下槽口，即“竹节刀”，一旦对刀，快刀砍在槽口中，扯拔不出，很容易被对方缴械。
没有了刃的执著，中国刀养护变得更简单，平时不需磨刀，任由它锈迹斑斑，这反而会形成氧化层，保护刀身，且刀刃不锋利，也不容易自伤，甚至不必配备刀鞘，插入腰带即可直接背走。此外，刀的生产工艺也变得更简单，普通人也配得起。但作为副作用，中国刀的工艺水平有了一定下降，相比之下，明代以前中国刀大多富丽堂皇，贵气十足，而明以后的刀则要么太不实用，要么工艺粗糙，精品不多，后代匠人甚至造不出真正的唐刀了。
伴随着中国刀的普及，也形成了独特的“刀道”，发展出了完善的礼仪和制度，比如八旗部队作战，战士在牺牲前，往往将刀插在地面上，然后将身体斜扑在上面，利用全身重量将刀折断，以防止自己的武器被敌人所用。而唐刀则无需如此，因为唐刀是按人定制的，每把刀的重心都不一样，此外操控者的手形不同，就算缴获了别人的刀，用起来也不顺手。
老北京传下来的“女国音”
北京话是普通话的基础，被称为“国音”，但事实上，北京话本身并不统一，男女之间语音不同，有所谓“女国音”。
“女国音”的现象是1920年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发现的。黎先生是最早提出“汉字罗马拼音方案”的学者之一，此为汉语拼音的前身，他在推动中小学白话文教学方面，做出过巨大贡献，是制定简化字方案的七专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常赴黎宅聊天。
黎先生在考察北京女子中学生发音时，发现存在“尖音”现象，即将j、q、x音发得近似Z、C、S。比如英雄的“雄”，读如“松”，老北京称为“咬舌音”。因最早在劈柴胡同（今辟才胡同）发现，故称为“劈柴派”。
据上世纪30年代的调查，当时北京几乎所有学校女生均用“女国音”，这种独特的性别发音法，引起学者们的好奇。
“女国音”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其说不一。
一说是来自苏州方言，明清两代北京官员中南方人占了80%强，往来经商者众，苏州音温婉悦耳，渐渐融入了老北京的方言中。但此说颇有争议，劈柴胡同本是柴市，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鼓励新学，这里才建了私人学校，易名为辟才胡同，作为中下层人群聚集地，此地怎么会有很多苏州人呢？
另一说是与满人相关，满人发音不分尖音和团音，这对北京方言产生了深刻影响，到清末，官方语言已不辨尖团，但家庭妇女与社会接触少，故依然能区分尖音和团音，因此形成了“女国音”。但具体考察“女国音”，它的主要使用者是15—30岁的女性，绝大多数女性婚后便不再使用，可见此说亦有未通之处。
还有一说法是模仿京剧，京剧源自南方，发音与“女国音”相通，老北京女眷追捧京剧，故刻意模仿其念白，但这依然解释不了为什么它会在辟才胡同流行，且“女国音”多在非正式场合使用，在正式场合很少用，很难说是追时髦的产物。
“女国音”产生源头已难理清，但能流传开来，有心理原因。在传统观念中，女性在闺阁中应温柔、优雅，说话不能把嘴张得太大，而使用尖音较适合装小嘴。“咬音”有独特的娇美感，但声音太小，说起来吃力，故绝大多数女性婚后放弃了这种说话方式。
“女国音”现象至今仍广泛存在，据上世纪80年代调查，仍有70%的女生在使用“女国音”，但它与普通话区别很小，且不同人使用程度不同，故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在用“女国音”，也分辨不出来他人在使用“女国音”。
最令人惊讶的是，调查发现，今天许多男生也在使用“女国音”，且比例颇高，而上世纪80年代调查时，几乎没发现过这样的情况。
老北京人的故乡是山西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一说法，流传很广，不少“纯”北京人自认为是山西人的后裔，在京剧中，洪洞这样的小县城出镜率颇高，比如《女起解》，苏三起解就是从“洪洞县”出发去太原的，这并不意味着洪洞有多遥远，它只是证明着，人们对自我生命源头的一种眷恋。
很多人认为北京人的故乡在山西，传说当年移民时，官兵用刀在每人小趾甲上切一刀为记。因此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从遗传学的角度看，此说并无依据。那么，老北京人真的源于山西吗？
其实，老北京人的故乡在哪里是无法判断的，因为北京是一个移民城市，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谓的“老北京”早已湮灭了，今天在北京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不折不扣的“新北京”。
史书上记载的北京最早的人口迁徙，发生在秦灭六国后，为防止各地豪杰、富商作乱，秦始皇命令从各地迁12万户到咸阳，其中也包括一批“老北京”。以后刘邦坐天下，又迁走了一批，估计那时陕西的老北京，比北京城的还多。
以后历代北京人口都有变迁，北京地处华北、东北和蒙古高原的交接处，各种文化在此交汇，人口流动快在所难免。
明初，政府先后8次大规模从山西往外省移民，以晋南移民数量最多，而洪洞县又是晋南最大县，遂使洪洞及周边各县人遍布天下。以一方之民，流布全国。
明成祖定都北京，也曾从洪洞移民，但当时移民中也有很多江浙人、陕西人、山东人，由于移民太多，导致土著之民“什仅三四耳”，当时洪洞移民已遍及天下，他们所形成的移民文化相互辉映、相互提醒，最终对人们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人也自认是山西后裔了。
其实从那儿以后，北京还发生过很多次大的移民潮。清入关，八旗入京58万人，加上旗下奴仆34万人入京，以后为镇压三藩的充实军备，又不断扩大京城八旗人口。清中期，北京人满为患，又不得不外迁，中期共迁出官兵5.5万人，人口22万以上。
民国时，北京人口流动也非常迅速，1929年官方统计的数字，北京外籍人口达49.4%，1936年，外籍人口达到了57.5%，其中河北人达到了总人口的40.2%，与北京本地人的数量不相上下。
人口流动，为一个城市带来了充沛的活力，北京之所以能成为一座历史名城，是不同时代所有流动人口共同建设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北京属于大家。
谁是老北京旧城改造第一人
老北京城被认为是人类设计史上的经典之作，是唯一在修建前经过整体规划建设而成的城市，然而，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北京旧城风貌受到了很大的破坏。那么，究竟是谁拆的第一块砖呢？
朱启钤，字桂辛、桂莘，祖籍贵州，生于河南，是著名的工艺美术家，对古典建筑颇有研究，姨夫是晚清名臣瞿鸿禨。民国时，因曾任北京城内警察总监，他得到袁世凯信任，1913年8月代理国务总理，后任内务部总长兼京都市政督办，此时他刚过40岁，颇有雄心。
当时北京城人口迅速增加，交通异常拥堵，朱启钤深感传统城市建设已无法适应时代需要，因此主持规划了北京城第一条公交线路，为保证以后公交的畅通，他大胆拆掉前门瓮城，移去东四、西四牌楼的戗杆，并修建了中南海与北海之间的道路。1914年，他看到社稷坛内一片荒凉，便与逊清皇室商议，开辟成公园，这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当时称为“中央公园”，亦称“稷园”，于当年10月10日正式开放，这是北京城第二家由皇家建筑改建的大众公园。
在他的改造工程中，拆千步廊为天安门广场和改建前门引发了很大争议，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破坏古城风貌。千步廊被拆后，“天子五门之制”（即从大清门到太和殿，需过五道门）已名存实亡。
1915年，朱启钤拥护袁世凯复辟，任登极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长，袁失败后，他一度遭通缉，1918年被赦免，1919年，他担任南北和谈的北方总代表，谈判破裂后，彻底告别政治，潜心著述。
朱启钤喜好收藏，缂丝收藏堪称中国第一人，缂丝是传统丝织工艺，它采用“通经断纬”的织法，在纺织过程中用线直接织出画来，仿真度极高，有雕镂的效果，双面皆有立体感。由于工艺极端复杂，一副上乘的缂丝作品需熟练的技术人员忙上半年，如今已到失传的边缘。
民国初年时，清皇室贵族日渐潦倒，朱启钤从恭亲王奕的后人手中购得了一批缂丝珍品，有的出自宋代，日本人出价百万，朱启钤不为所动，1950年，他将部分名贵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朱启钤1925年筹办中国营造学社，1930年正式成立，自任社长，是研究祖国建筑文化遗产最早的学术团体，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学的基础。
离开政坛后，朱启钤以经营实业维生，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自上海毅然北上，投入新中国的怀抱，朱启钤曾担心死后被火化，向周恩来提出申请，希望埋骨于北戴河，周表示一定帮他办到，1964年2月，朱启钤因病逝世，终年92岁。
朱启钤在北京城的现代化转型中做出过巨大贡献，虽然拆下了第一块砖，但改造过程非常严谨，与古城风貌浑然一体，并不突兀，在细节处理上，依然有不少值得后人借鉴之处。
老北京有“一环路”吗
“一环路怎么走？”刚到北京的外地人有的会问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问，大约是看到“二环路”“三环路”等道路的缘故吧。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还真不好回答。共有三种答案：
首先，答案是否定的，没有一环路：北京最早出现的是三环路，以后才有二环路，并没有所谓的一环路。可这么回答，难免让人一头雾水：北京有四环、五环、六环，为什么没一环呢？
第二，指的是紫禁城周围的这条路：始建于明代，长3.5公里左右，但这条路有宽有窄，有的是胡同，道路规格不统一，怎能称为环路呢？
第三，老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的线路：1924年12月18日通车，从天安门前开始，绕西单、地安门、东单再回天安门，全长17公里，基本是原皇城沿线，但东西两线较皇城范围更远，20世纪50年代被拆除，但一直被称为环形路。但这条路的问题依然是规格不统一，亦无环路气象。
那么，老北京的“一环路”究竟有没有？
原来，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老北京本无环路，上世纪50年代参考苏联城市规划方式，开始设计北京环路，1958年开修，但当时没有贯通，只有北环路、东环路、南环路，且三条路都没修完。由于三条路距老城区比较远，人们日常很少用到这三条路，所以在口语中将其合并称为“三环路”，并非第三条环路的意思。这种说法流行甚广，1970年北京交通图上，尚未采用这一说法，但几年后便正式承认了这一说法，因当时已有贯通计划，1981年，三环路全程通车，如果从开工算起，它算北京市第一条环路。
而二环路晚于三环路，规划三环路时，老北京不可能有二环路，因它是老城墙所在。但老北京沿城墙有一条铁路线，是货运使用，道路基础设施比较好，老城墙被拆除后，铁路已无实际作用，也被拆除，这就给修建环路提供了便利条件，上世纪70年代，北京修建地铁2号线，彻底拆除残余的城墙与城门，这就为修建二环路创造了有利条件，故它的道路规格基本统一。
既然三环早于二环，那一环之说显然是误会。
以紫禁城环线当成一环显然没有道理，因为那里属皇家重地，过去根本不允许平民进入，皇家内部的人数才有多少？根本不需要用一条环线公路来保证其通行。
至于以老北京电车为环线，更不合理，因为今天这条路不少地方是禁止转弯的，既然如此，怎能称为是环线呢？况且公交线路多为环形，难道开通早就可以自命为一环？那么在有轨电车前北京已有公交运行，它们经过的线路算不算一环呢？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90年代北京曾有过修建内环的规划，根据规划，西单将建立交桥，但对长安街景观影响较大，故未能执行。
从李连杰练太极拳说起
北京城有深厚的武术文化积淀，为武术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武术先后涌现出李连杰、甄子丹等多位全国冠军，但武术是讲“门派”的，李连杰他们练的究竟是什么“门派”呢？
其实，“门派”是传统的说法，随着武术成为竞技运动，“门派”说早被打破，李连杰等人堪称博采众长，但有趣的是，李连杰、甄子丹等都是从太极拳入手的，因为老北京在太极拳发展历史中地位显赫，有深厚的积淀。
太极拳的起源，说法甚多，最早记载是唐人许宣平。
太极拳与马战中的长枪发展有关，传统骑战以重骑兵为优，骑兵借马的冲力与自身力量硬打，所以初期武器很重，关公刀甚至达82斤，但问题是一击不中，自身难保，此外双方兵器都重，即使击中对方，也容易导致自身受伤、脱臼等，再有就是不便挥舞，难以应对草原民族的骑射战术。
直到长枪发明，骑战才有了革命性的变化。枪身很软，与重武器碰撞时，反作用力小，不易受伤，而重武器格挡时，大枪可利用弹性抽击对方，大大提升击中率。随着实战经验的不断积累，大枪逐渐成为主要对阵兵器，太极拳就是模仿大枪的作战原理，讲究以柔克刚，借力打力。
那么，太极拳是怎么来到北京的呢？这要从杨露禅说起，杨是河北人，自幼好武，在“太和堂”药铺打工，深得老板信任，便派他到老家河南焦作陈家沟务工，适逢“陈氏太极”拳师陈长兴借地授徒，杨露禅从旁观看，便有心得，陈长兴觉得他天资聪颖，是可造之材，遂抛弃门户之见，收杨露禅为徒，杨后来又三下陈家沟，学成时已40多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