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京帮”到后期渐被“晋帮”取代，一是边贸太辛苦，春去冬回，沿途地理条件又差；二是晋商同乡意识强，彼此团结扶助，往往是共同出资共同经营，资本实力更雄厚。此外，传统中国商业与生产紧密结合，而北京本地并无丝、绢、茶、布、瓷等产品的生产优势，加上城市手工业又不够发达，只能做转手贸易，利润小，在与其他商帮竞争中处于劣势。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传统商业秩序被破坏，“商帮”渐渐转化为买办，津、沪、穗等沿海城市崛起，“京帮”本已衰微，无力再应对这一冲击，只能渐渐走出了人们的视野，但“京帮”曾有的商业文化、经营理念、管理技巧等，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应引起今人重视。
老北京的“十八台”
在老北京文化中，平民文化、皇家文化传播最广，而商业文化却因种种原因，渐渐淡出了集体记忆，今天知道“十八台”的人，已寥寥无几。
“十八台”在前门外珠宝市街路西一个小胡同中，即“钱市胡同”，那里是北京最窄的胡同，平均宽仅0.7米，最窄处0.4米，平常人需侧身才能经过。每到早晨，这里是北京钱商、银商会聚之所，是清代响当当的金融街。
古代中国贵金属匮乏，政府法定货币为铜钱，但铸造量远远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唐代、宋代都出现过严重的“物轻钱重”的问题，铸造质量好的铜钱往往被私藏，进一步加重了货币短缺。
明清两代，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才解决了通货不足的问题，明代张居正推一条鞭法，农民改用银纳税，刺激了商品经济发展，到了清代，市场经济高度繁荣，问题也逐渐浮现了出来。白银基本依靠外来，政府无法控制，一旦白银外流，必然引发通胀。但清前期、中期因茶叶、瓷器、丝绸等大量出口，白银长期入超，这一隐患未能引起重视。到了清中后期，茶叶种植技术被盗，加上国产茶商不重质量，欺骗外商，遂使印度成了茶叶主要出口国，此外，中国丝绸受到日本的强力竞争，鸦片、洋布大量进口，白银外流给中国商业带来沉重打击。
中国流通的银多来自国外，故制式不统一，成分驳杂，好在政府铸造的铜钱相对稳定。但到咸丰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中央政府铸币所仰赖的云南铜矿无法运输，只能自行铸造“当千”、“当百”、“当十”大钱，用料差，大量掺铅，价值却标得奇高，自然被市场拒绝，只有“当十”勉强进入流通，仅值两个制钱。咸丰坏了钱法，各省为了自己利益，也趁机私铸货币，古代中央政府对各省约束力甚小，遂使市场上银、铜皆乱。
于是，钱市应运而生，可货币种类太多太乱，非专业人员不能辨识，故银商和钱商都需找钱经济人。钱经济人有政府颁给的牙帖，相当于营业执照，属专利经营，钱经济人设有钱案子，各方商人来此洽谈，到清末时，钱经济人限定为18人，故钱市只有18个钱案子，这就是所谓的“十八台”。
别小看“十八台”，它对整个北京金融市场有着巨大影响，钱案子论“炮”，一炮银是53两，一炮钱是750吊，但价格每日浮动，即所谓“银盘”，每笔交易，需付手续费2吊。在老北京钱市上，除了钱经济之外，还有钱车子，即帮人兑换银票的商人，但只兑北京内外城银票，一炮银的手续费是240文。
民国建立后，拥有私铸权的“炉房”不再有造币权，纷纷转行，钱市逐渐变成商业街，一段传奇的历史渐被尘埋。
老北京商业诚信从何来
老北京商业诚信名闻遐迩，一度成为城市名片。用今天的眼光看，颇具传奇色彩。
俗话说“逢商必奸”，按说商人们是有条件“奸”的。首先，老北京商业以小买卖为主，欺骗消费者的成本并不高；第二，外地生意人居多，他们结成了各种团体，并不惧怕消费者；第三，政府管理不力，很少主动介入商民纠纷，在维护市场公平方面作为甚少。
那么，为什么老北京商业却能保持良好的口碑呢？
其实，每个经商者都希望把生意做大，要做大就要雇人，再奸诈的老板，也希望伙计对自己诚信，所以任何一个商业体，诚信都是最基本的价值观，因为人们靠诚信而聚合，因奸诈而分崩离析。
老北京商业外部环境差，政府不提供信用、安全、秩序等方面的保证，商家便自己想办法。一方面，利用熟人社会来强化诚信，老北京的店铺中，员工必须有人担保，没担保人连学徒都当不上；另一方面，用共同利益来维系，老北京的店铺普遍采用了分红制，一般规矩，东家拿60%，大掌柜30%，账房先生与员工总计7%，大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此外，当时商家的信誉高度依靠民间口碑，民间口碑没人授牌颁奖，也没人保护认证，一个负面声音就可能令几代人的积累前功尽弃，故经营者倍加珍惜。树立一个口碑，等于招来无数的监督者。
再有就是文化浸润，老北京注重礼仪修养，在这样的氛围中，商家自然不敢逾矩。他们明白，只有迎合世风，才能赢得顾客，故商家在待人接物方面有非常严格的规范，特别注重员工文化修养的培养。
当然，老北京商家中也有急功近利之辈，但与整体相比，他们难以形成气候。
干预少，商业便能按自身的逻辑去发展，人是有经济理性的，几番社会博弈，市场就能给人们以明确的信息：只有遵守公共规则，才能使个体利益最大化。于是，无需过多教导，人们自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老北京商业的成功很好地说明：只要对人性有信心，放开往往会比管死强。
值得注意的是，老北京商业虽繁荣，但与今天相比，只实现了低水平的平衡，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首先，稍微有一点规模的企业往往有权力背景，越到高端，便越缺乏竞争，失去了创新与自强的精神，故能做大却做不强；第二，制度环境太差，权力太不作为，以度量衡用的秤来说，老北京竟达10多种：库平用来纳税和官方买卖，公砝平是外商使用，市平在丝绸、洋货界通用，京平在日用品中流行，此外还有海关平、湖平等……如此混乱，经营者很难跨行，各自被分割在小市场中，永远无法长大。总之，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乱管，效果适得其反。
老北京的商品包装环保吗
现代商品包装复杂，华而不实，造成巨大浪费，不少人开始怀念老北京的包装，认为绿色环保，应该提倡。
老北京商品包装中，确有简单、朴实、环保的一面。比如过去包装肉类、熟食多用荷叶，荷叶可加工食品，丢弃后无污染；此外，大量使用马莲草，过去卖鱼、卖菜等都用此物，它是马兰花的叶，韧性强，生长快，是一味中药，过去早点铺捆油条也用它；再有就是点心等多用牛皮纸，可重复利用，熟练者包出来的纸包，造型紧实、挺拔、优美，行话叫“一方印”。
不同的商品，老北京的包装不同，比如水果用柳条筐，切糕用木纸，咸菜用小油篓，干果用“倒僧帽”纸袋，糕点用蒲包等。
老北京的包装材料，绝大多数取自天然，在人口较少、商业不甚发达的时代，尚可应付，随着商品经济的极大繁荣，这些天然材料显然不够用。以肉类交易为例，现代人均食肉量是老北京的数十倍，加上城市人口增加了10多倍，今天显然无法提供这么多包装用的荷叶了。再比如马莲草，初期大家都用它捆扎，可市场发展了，供不应求，只好改用稻草，但稻草也有季节限制，不得不改用纸绳，可纸绳不耐湿，不结实，只好改成今天的塑料绳。
在今天，人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巨变，牛奶消费大幅增加，再用传统循环奶瓶的方法，不仅跟不上，而且卫生难保障。此外，老北京服装、日用品等消费少，今天人们的生活已离不开它们，这些工业品该如何包装，老北京也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老北京的包装简单，多出于成本考虑，是被动环保，并非主动环保，否则也不会有“货卖一张皮”的说法，况且所用的材料未必都是绿色的，以牛皮纸为例，制造时需消耗大量木材，此外要使用烧碱、硫化碱等化学品，用它直接接触食物，未必是正确的选择。
况且，老北京的商品包装并不都环保，比如历史上月盛斋的酱肉，就曾出过铁盒装，而其他相对名贵的商品，也大多会过度包装，比如传统的锦盒、木盒等，极费人工，虚张声势，只是消费群体不大，故影响有限。
传统包装多是节省物力浪费人力，比如蒲包，工艺繁杂，盛放一次糕点后，基本也就丢弃了，蒲草无污染，但编蒲包需人工，如果没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种既漂亮又绿色的包装，是无法传承下去的。
老北京做买卖交税多
老北京是商业之都，市井繁华，可一直未能自主发展出现代商业模式，而是长期停留在低水平的重复上。这，与封建时代商业管理制度不合理息息相关。
老北京做买卖，最头痛的是税太高。明初是“三十税一”，契税是四十文，可不过几十年，税就增加了五倍，对偷逃税款者，要打五十大板，并罚没50%的货物。
清代税分两种，一是朝廷直接收，衙门设在崇文门，运入、运出北京的货物一律征收5%的税，不仅北京如此，全国各大城市均如此，但日常必需品，如煤炭、大米、木炭等免税。
另一个是地方税，归顺天府管，分大兴、宛平二县，大兴管东城，宛平管西城，根据规定，上等铺面每户征白银5两，中等2.5两，下等免税。此外是契税，一般情况下，买契为9%，典契为4.5%，凡是私下订立合同的，一律按逃税处理。
以当时商家的经营水平衡量，这个标准已经不低了，但问题是各级权力机关还要层层加码，清后期皇家财政艰难，动辄向商家转嫁压力，而商人地位低微，无力抗争。康熙时，大当铺每年税银5两，到光绪时，已达50两。加上各部门的盘剥，实际每年需向朝廷缴纳白银120两至200两，此外还要向顺天府缴纳20两至100两。
按规定，下等户免税，但到清末时，不交钱就不能开张，开张费多达30两至40两，由巡警厅收取，美其名曰“门面税”。
商人压力大，只能向消费者转嫁风险，导致消费被抑制，影响了商业的进步，最终落入了“高平衡陷阱”，表面上看，市场很繁荣，但商家缺资本，消费者无购买力。清代工商业税收只占政府全部收入的10%，相比于宋代顶峰时期，毫无疑问是大大退步了。而商业被抑制，城市人口也相应减少，清代城市人口占总人口不足10%，远达不到宋代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