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重“家法”，制度建设上过于理想化，与现实脱节，表面上看很严谨，但实际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根本贯彻不下去。据统计，清代官员的总贪污额，约等于薪金收入的14至22倍，皇帝不发钱，官员们只能自己找补，不仅败坏了风气，办事效率也大大下降。清末曾国藩剿灭捻军，军费报销居然成了难事，因为户部没见贿赂，不肯通融，要求交纳8万两白银的“部费”。曾国藩一气之下奏请皇上特批军费免审核，直接报销。但人在官场，不能不遵守潜规则，曾国藩特别声明，审核虽免，8万两贿赂照交不误，对此，连皇帝都只能假装看不见。
老北京的银子去哪儿了
白银，是古代的货币，直到民国才退出流通领域。据古籍记载，老北京地处天子脚下，民间所藏白银极多，可今天马蹄银已成罕物，令人好奇：老北京的银子到底去哪儿了？
以白银为货币，自汉代即已开始，但真正流行始于明。因中国贵金属产地很少，经常出现“钱贵物轻”的局面，汉武帝时，因财政支绌，一度以鹿皮为货币。
用贵金属为货币，很容易流出，比如贞观时铸造的铜钱，在中亚各国都有出土，因其分量重，铸造精，被商人带回储值。货币离开市场，自然引发货币稀缺，唐代外贸发达，这个问题尤其严重，一度用帛充当货币，规定交易中必须60%使用它，但帛一旦裁剪，即成废物，这迫使政府考虑用纸币来替代金属货币。
发行纸币，对信用要求较高，唐中后期长期用兵，不得不增发纸币，以变相掠夺人民，结果信用一落千丈。宋代一度建立了类似现代央行的制度，并有充足的准备金，但不久亦因政府财力负担太大，步了唐代纸币的后尘，明代朱元璋发行“宝钞”，也很快衰落。
古代中国皇权独大，无人能约束，一旦拥有造币权，可通过信用换取民间财富，他们很难战胜自己的贪婪，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币的国家，但经过近千年努力，却一直没成功。
货币不够，大大制约了商品经济发展，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征税成本增高，只能收实物。到明代时，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为明清经济高速发展带来机遇，统治者干脆因势利导，不加干预。故直到清晚期，市场上白银的标准都异常混乱，北方盛行马蹄锭，南方通行方槽、砝码、圆碗、牌坊锭等。
光绪三十二年，北京26家有户部执照的炉房（私人造银处）共同上书，要求统一民间用银制式，遂定珠宝市等26家店为官炉房，只出十两锭，上加“十足色”戳，因制式统一，遂在全国流行。
需要说明的是，这10两不足今天的一市斤，清代一两相当于37.5克，当时一斤16两，相当于今天1.2市斤。
1913年，因大量低劣银锭冲击市面，珠宝市公议局遂在银上改戳“公议十足”或“公十足”，第二年即废两改元，故这种白银今天尤为罕见。
老北京民间藏银颇多，清代明码标价，捐一个道台需13120两白银，可见当时白银流通量之大，今天这些白银哪去了呢？
首先，白银在古代也是贵金属，普通老百姓手中并无多少；其次，清中后期白银大量外流，民间所剩无几；第三，上世纪30年代时，美国放弃银本位，转行金本位制，市场风传是白银紧张导致，故引发国际市场银价剧涨，国内持有者大多顺势抛出套利。当然，近代中国社会的贫困化，也是白银渐少的重要原因。
北京为何这么多“窑”
翻开北京地图，会发现很多老地名中都带个“窑”字，北京需要这么多“窑”吗？难道老北京城是个大工厂？其实很简单，就像新北京地名中许多带“桥”一样，“窑”在过去人们生活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不亚于今天的“桥”。
明成祖为“震动北方”，迁都北京，因城市建设需要，大量山陕工匠涌入，北京的“窑”渐渐多起来，多集中在南城，当时这里砖瓦匠较多，形成了“大北窑”、“刘家窑”等。
“窑”主要生产砖瓦，是旧式建筑的必需品，砖瓦容易损毁，窑厂需不断生产，以满足维修的需要，因此窑厂生存相对容易。比如清末民初，潘家园（原名潘家窑）一带砖窑鳞次栉比，达到了近百家之多。
然而，烧窑需使用粘土，窑厂开设后，往往就地取土，作为原材料，一旦周边的黏土被挖光了，窑厂就会被废弃，窑主只能另寻更好的地方开窑。随开随弃，所以北京的窑特别多，而叫“窑”的地方也特别多。
北京比较著名的“窑”有：
大北窑：尽管名气较大，但历史并不太长。1939年侵华日军在此挖坑取土、建窑烧砖，称大北窑。日本投降后，一些窑厂仍保留了下来。
黑窑厂街：明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在北京建造宫殿，修筑城墙时，工部设了5个窑厂，黑窑厂就是其中之一，专门烧制城砖，因烧出的城砖为青灰色，俗称黑砖，故称为黑窑厂。
刘家窑：自明始，这里开了许多砖窑瓦厂，当时这里是城外郊区，取土、用工相对便宜，周边又有水源，所以是窑主们首选之地，据传一家窑主姓刘，世代烧窑，他家烧出的砖瓦成色好，不易碎，人们慕名而来，以后附近渐形成村落，称为刘家窑村。当年烧窑取土，留下了许多大水坑和洼地，上个世纪60年代后才逐渐填平。
大瓦窑和小瓦窑：明修北京城时，在此烧瓦。大瓦窑在小瓦窑西南，规模较大，明代成为“瓦窑”，而小瓦窑原称“瓦窑头”，也烧瓦，但规模小得多。
北京以“窑”为地名的，还有崔家窑、鲍家窑、邓家窑、严窑、魏窑等，都是因窑主姓名而取名。
延庆县称“窑”的地名最多，目前保留下来的地名有20多个，因为明朝为了防御外敌入侵，在八达岭以北修了许多城堡，城砖就地烧制，推动了窑业的繁荣。
老北京还有专门烧盆的窑场，俗称“盆窑”，最知名的是延庆的盆窑和丰台的白盆窑。
颐和园南有“后窑”，修颐和园时，在此烧砖瓦，窑工多来自山东。颐和园竣工后，一部分窑工在此定居，颐和园的正门是北宫门，按“北”前“南”后的顺序，这个窑场得名“后窑”。
清代北京人怎么拿工资
“躺在天子脚下吃皇粮”，这话不好听，却是清代许多老北京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因为，当时他们中拿死工资的占了绝大多数。
清顺治四年（1647年）时，北京城共65.9万人，其中八旗近40万，加上奴仆共48万，到光绪年间，满汉内外城分治界限已模糊，但内城人口67万人中，汉人只有3.5万。
从理论上说，只要在旗，清政府都会负担其生计，所谓“生则入档，壮则当兵”，旗人不能从事农工商等职业，只能当官、当差或当兵，靠死工资过活，此外，每丁（成年男子）给50亩地，算是上了份保险。
那么，这份死工资究竟有多少呢？
据记载，清代一品大员年薪是1.8万两，从九品小官是32两，比御用铜匠收入还低。
官小俸薄，不足自养，所以政府每月还要发粮食，两者合称“钱粮”，当时粮食多从南方漕运而来，路途遥远，加上库房周转等弊端重重，下层官兵很难领到新粮，故有“旗人吃老米”的说法。考虑到收入微薄，无以维持体面，清中期后，除钱粮之外，略大点的官还会发“养廉银”，一般是每年40两，近于今天的“绩效”、“岗位津贴”之类。
清代奉行的是标准的“小政府”政策，收入有限，却要养活这么多人，并非易事。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收入要求水涨船高，到光绪时，普通步兵的工资已涨到每年17两，外加20斗米。吃工资队伍日益庞大，成了沉重的负担。此外，漕运自咸丰时便已不畅，粮很难按时发放，只能折钱，进一步加大了财政压力。
为应付财务危机，清末政府只好乱发货币，引发了一轮又一轮通胀，此外，拖欠工资的情况经常发生。咸丰时期，普通军人只能拿到六七成工资，其中一部分还是严重贬值的铜钱，甚至还有难以流通的铁钱，这给军队的战斗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军一触即溃，毫无战斗力，固然有指挥无方、武器落后、体制腐败等原因，但与士兵工资低，饱受克扣，也有一定关系。
“大锅饭”毁掉了曾经战斗力极强的八旗军队，据清末驻华的俄罗斯武官记载，当时，这些终身制的军人没有统一的军装，缺乏必要的训练，射击时不会瞄准，缺乏纪律性，站岗时甚至将步枪交给看热闹的老百姓玩，自己则躲到一边去晒太阳……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到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再次诏裁旗饷，最普通的旗兵每季发俸米一袋约155斤，月饷银一两，已不足糊口，到清亡前夕，已有数十万旗民沦为饥民。
看来，靠拿死工资，终究不是办法。
铁路成就了老北京
北京城已迈入“高铁时代”，在历史上，老北京与铁路曾结下不解之缘，正是借助铁路的力量，老北京才最终从传统城市转型为现代城市。
城市与交通息息相关，即使是封建统治者，也很早就意识到交通的重要性，故大力发展漕运，明清两代，漕运为国家根本，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正是因英法联军接近大运河，清政府不得不妥协。此后海运替代漕运，大运河逐渐荒废，天津得以崛起。
1825年，世界第一条正式铁路正式运营，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1865年，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宣武门外修了一条600米长的铁路，来回行驶，以宣传铁路的作用。
然而，铁路的巨大震动与噪音引来人们不安，加上铁路运输成本较漕运贵，这条铁路修建事先也未经审批，故被拆除。
1876年，英商在上海附近以开路为名，私自修了一条小铁路，即吴淞铁路，当地官员怕承担责任，竟用巨额资金将其赎回、拆毁。这条小铁路只运营一年多，赎款之高，令投资各国发了大财，是比利时当年最大一笔外贸收入。
1888年，李鸿章终于说服慈禧，在中南海、北海内修了一条小铁路，因路过交通要道，故三处设置了活动铁轨，开车前临时铺轨。如此劳民伤财，却未能讨好，慈禧嫌噪音太大，不允许使用蒸汽机，改让太监拉火车。
其实，林则徐等人当年已向国人大力介绍铁路的原理与作用，可惜清政府反应太慢，一误再误。其中原因，一方面是执政者太保守，另一方面是国家管理能力差，修铁路要占地，而当时乡村到处是祖坟，极易引发恶性事件，为稳定局面，只好放弃。
铁路之禁打破后，迸发出巨大能量，特别是关内外铁路，年盈利700万两白银，是整个直隶省赋税的3倍。
从禁铁路到看到其价值，清政府态度180度大转弯，不顾国力地发展铁路，允许民营公司进入，并特批这些公司在当地有征收“捐纳”的权力，遗憾的是，这些“民营”都是官员在操作，一年内同时开工14条，结果路没修成，反而滋生了大量腐败，这成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之一。
老北京在铁路建设上，由于先行一步，故受惠最多，直接带动了前门商圈的崛起，作为南北物流的中转站，北京吸引了大量的人才，遂有“天津货全，北京人全”之论。火车带来外部世界更丰富的信息，故老北京有“小留洋”之称，想留洋开眼界的人们，往往先到北京来获取新知。
老北京砖头后面看穷富
砖，建筑材料的一种，在今天再普通不过，但在老北京，砖可不是便宜东西，从砖上最能看出一家的穷富。
国人周代已开始用砖，而且是空心砖，设计样式颇摩登，与现代空心砖相去无几。但古代的砖多用于陵寝，因为太贵了，非特殊场所用不起。连盛唐时长安城的城墙，也只是夯土而成，只有城门表面才可以用砖。
烧砖，一是要用黏土，良田的黏土层被挖走，则浇水不再存留，无法种植粮食。二是古代燃料有限，尤其是北方，森林少，唐代长安为解决炭荒，不得不鼓励居民路边植树。宋代煤炭广泛应用，才解决了这一瓶颈。但直到元大都，城墙也还是夯土而成，城门用砖包裹，这种砖形制小，被称为小城砖，如今难得一见。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考虑到来自草原的威胁，始在城墙外包砖，这种砖重14公斤，形制大，又叫大城砖。它们产自运河沿岸，以山东临清为多，因临清土质好，黏土比例高达60%，制出砖硬，且不易裂。
为保证城砖质量，明政府规定只能用柴火烧，因温度低，烧出来的砖更均匀、紧密，但成本太高，一窑砖要烧一个月，用柴八九万斤。
公共建筑的砖讲究如此，皇家就更别提了，比如故宫里铺地的金砖，取土自苏州郊区，从土变成砖，需要两年。最后的打磨工艺尤其麻烦，磨后入桐油浸泡，成品光可鉴人。传说一块金砖价值一两黄金，故名之。其实这个说法想当然，清代黄金价格非常高，最便宜时一两也值30两白银，显然非一块砖的价格可比。金砖或为“京砖”的谐音。还有一种说法是它能当磬敲，声音嘹亮，类于金铜，故称“金砖”。
至于老北京富人用砖，则讲究磨砖对缝，就是把砖磨得像镜子那样平，用它来砌墙，要求砖与砖之间，插不进一把刀子。这个工艺很辛苦，磨砖又叫“五扒皮”，对缝的灰浆更讲究，所谓“九浆十八灰”，最高档的要加面粉、江米、桐油、盐卤、血料、棉花等。
磨砖对缝需大量人工，普通人肯定花销不起，中等人家盖房子，多讲究用整砖头，否则就显得不够档次。至于穷人，只能用“擦屁股砖头”，就是拆房子剩下的老砖头、碎砖等，把边缘磨平，勉强拼凑使用，不仅难看，而且不结实，因为原有的浆料不能脱尽，导致表面不平整，影响了新浆料的黏合效果。但比使用土坯墙，还是要舒适一些。
传统建筑的墙基本不起支撑作用，所以才能“墙倒屋不塌”，这就给了能工巧匠们更多的施展空间，让简简单单的一堵墙，也能炫出许多的个性来。
不应遗忘的“京帮”
说起传统商业文化，“晋帮”、“徽帮”人们耳熟能详，但在历史上，还有一个“京帮”，它曾扬名北方，在对外贸易中地位举足轻重。
京帮崛起与清代中俄贸易息息相关。古代中国以自给自足式的农业经济为主体，商业相对简单，多是朝贡贸易和边贸。朝贡贸易是各国以进贡为名义，带“贡品”进京，获取赏赐，但“赏”重于“供”，日久天长，朝廷负担不起，只好允许将多余的“贡品”在京城等地销售，即所谓“贡市”。清例朝鲜年入贡四次，但实际次数远比此频繁。
自唐代起，中国沿海边贸发达，明清至顶峰，贸易顺差达300年，造就了江南繁荣，但清初为海防计，实行了较严格的“海禁”政策，这使各国商人只能依赖“贡市”。
众所周知，清乾隆时英人马噶尔尼希望与中国建立边贸，因礼仪之争，最终未能成功。
之所以拒英邀俄，因英商屡雇用中国商船走私，且清顾忌海患，再加上马噶尔尼使团人数众多，沿途绘制中国地理图形，打探信息，这引起清政府高度警觉。相反，康熙在尼布楚打败了俄军，并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允许互市是一种加恩的方式，所以“贡市”一直保留，按规定，每次俄方不得超过200名，3年1次，但事实上最多曾达800余人，还不算其中雇用的大量中国人，且进贡年限也远比约定的时间密集。
由于中方参加贸易的人员必须得到清政府认证，这使老北京人得以捷足先登，在张家口、恰克图等中俄贸易中心，形成了显赫一时的“京帮”，康熙时有30多家，到道光时已达260多家，年出口茶叶达2293吨。雍正六年（1728年），仅北京周边地区的土布对俄出口额已达44000多两白银，京庄经营的烟叶甚至出口到了东欧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