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端午节”，是个很郑重的节日。从阴历五月初一开始，在满蒙聚居的营房区便有各种庆祝活动，一直要持续到五月十三日。
为什么从阴历五月初一就开始呢？因为传说这一天是关公的生日，各家都要祭祀，祭品是“五毒饼”、大桑葚和樱桃。但事实上，清康熙年间在修古井时，发掘出关羽的墓砖，才知道他真实生日为阴历六月二十四日。
像大多数传统民俗节日一样，端午节对吃也很在意，在小农经济的背景下，吃始终是个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以清末民初为例，大部分普通家庭食品费用占全部生活费的70%，其中粮食又占食品费用的80%左右。一日三餐常年是“一天到晚大窝头，老腌萝卜没点油”。许多家庭过年才能吃上一顿白面，“吃好”成了过节最重要的内容。
过端午，吃粽子是各地都有的习俗，北京多吃黄米小枣粽子，小枣以密云出产的最有名，黄米即黍子，适合在高寒地区生长，黏度高，味道胜于江米，过去老北京做年糕也多用黄米，但产量太低，如今已不多见。老北京多是自家包粽子，用江米和黄米与小枣合在一起，叫二米粽子，捆粽子的草有讲究，是马兰草，乃一味中药，可治肝病，这种草韧度极高，可用来造纸，是编制高档草席的首选材料。
北京端午食俗最大的特色，在于有各种各样的点心，老北京人嗜点心，这一习惯由来颇久，早在宋代与金对峙之时，宋使者在北京就看到了各种糕点，到明代，豌豆黄、艾窝窝、酥饼、薄脆、凉糕等都已出现，清代又出现了“满洲饽饽”，加上南味糕点进京，这让老北京年节餐桌进一步丰富。糕点不仅用来吃，也成为互相赠送的礼品。
端午的点心，各家并不相同。富家主要是玫瑰饼，即玫瑰花拌蜂蜜做馅，上火烙成，又叫“端午饽饽”。普通人家有“五毒饼”，类似于桃酥，上面印上蛇、蜈蚣、蝎子、蜘蛛和蟾蜍等图案。
除了吃，端午节老北京家家都会在院门前和房檐儿下插艾蒿，此习俗一说源于黄巢起义，黄巢率兵路遇昔日情人，命她在家门口插上艾蒿，并下令三军见艾蒿一律回避，不得骚扰，这名女子不愿一家免难，就将插蒿之事遍告乡里，于是阖村性命乃全。二说是天帝派天官下凡测试人心，扮成卖油翁，故意算错账，大家争相购买，只有一老汉没有贪便宜，提醒他算错了。天官感其诚实，便告诉他天帝准备用瘟疫来惩罚人类的贪婪，让老人端午节时插上艾蒿，以免遭灾，但老汉随即告知乡里，于是遍插艾蒿，人人得救，遂成民俗。
此外，老北京过端午，还会在身上佩五彩粽子（用纸壳和五彩丝线制成）祈福增寿、佩香囊、贴葫芦花（取其音近福禄）等，葫芦花是一种剪纸，初一贴上，初五下午需撕下扔掉，名为“扔灾”。
七夕怎么成了中国情人节
一年一度的七夕在商家的炒作下，热热闹闹，然而，它给人们留下的回味却并不多。作为“中国情人节”，七夕尚未找到自己。
七夕是不是中国情人节？几年前便有学者提出异议，首先，牛郎织女并非情人关系，第二，七夕情感的主体是家庭和睦与稳定，并非爱情，第三，七夕历史比西方情人节更悠久。
七夕作为节日，可追溯到汉代，但《诗经》中已有织女的说法，早在战国时期，楚国便出现了牛郎织女的传说。
古代中国以农业为主，人们在苍穹下耕作，被星辰吸张所震撼，便将其人格化，将自身对生活的美好向往附丽其中。这种情绪在相同的生产环境、生活环境中产生了共鸣，故流传广布，相沿两千余年。
老北京七夕文化异常丰富，如穿针乞巧、喜蛛应巧、种生求子、拜织女、拜魁星等，这些民俗都与女性有关，主旨是为女性祈福，接近于“女儿节”。
然而，这个充满家庭亲情的节日，为何变成“情人节”了呢？
因为，古代中国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只承认文明国家，华夏与夷狄的区别不是种族差别，在于是否接受教化，换言之，只要认同华夏文明，那么就是中国人，与血胤无关。然而，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这一概念遭遇了挑战。
一方面，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们发现，西方文明较传统文明更有竞争力，因此产生了深深的自卑感，他们急于改造中国文明，希望它能和西方同样“文明”，所以总想肢解传统，与西方文明硬性挂钩，于是，七夕成了情人节，儒家成了儒教，完全不顾两种文明的本质差异。
另一方面，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动员群众，可传统国人生活方式稳定，不愿改动，为了推动他们，便在心理上打击他们的骄傲感，把他们说成是“不文明”的，从而逼他们“进步”。于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科学、民主、自由等理念推进缓慢，反而是服装、生活方式、饮食习惯、民间习俗等变革最为剧烈，可改变了这些就能实现现代化了吗？却无人反思。
随着发展的伪激情消退，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传统丧失后的空虚感，转而对民俗进行了新一轮的“发掘”，把许多早已淘汰、并无现实基础的习惯又刨了出来，当成偶像来崇拜。于是，七夕戴上了“中国情人节”的帽子，包装以穿针乞巧、拜织女等原本就没有广泛流行的形式，最终成了“四不像”。这样的民俗，大家怎么接受？
所谓民俗，是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经验积累下自然形成的，只要有开放的环境，开明的管理，自组织的氛围，才有可能有生命力，否则只能是留下一片喧闹的“官俗”。
老北京这样过金秋
春种夏耘，秋收冬藏，这是古人总结自然与生命规律，在传统农耕文明的背景中，人们倾向于将人比喻成一种植物，有根脉，也有四季，而金秋则恰好是其最旺盛、最饱满的阶段，故老北京的金秋文化异常丰富。
首先是社日，在立秋后第五天称为秋社，这一天邻里要聚在一起“荐新”，就是饮酒尝新谷，不能动针线，据说可防耳聋，此外全体放假休息。不仅农村有社日的风俗，城市也一样，社日还有庙会等。
此外是“贴秋膘”，秋天恰逢百果丰盛，此后则是漫漫冬季。古人认为，冬天消耗大，需在秋天补充，此外，从生理结构看，人体在秋天营养吸收能力也比较好，适合调养。老北京“贴秋膘”以羊为主，所谓“秋风起，涮羊肉”、“要吃秋，有爆肚”，食蟹也蔚为风气。老北京金秋喜食半成熟的青玉米，将其做成窝头。
金秋最盛事还是郊游，但老北京郊游的内涵和今人不同。今人多是厌倦城市生活，希望回归自然。而老北京城市的自然环境较好，郊游不完全是为了亲近自然，主要是为了获取对生命的体悟。
在传统价值观中，人们将自然和人看成一体，比如出现重大灾情，皇帝会发罪己诏，表示是因为自己执政有失误，才招致了天怒。这种“自我检讨”是异常认真的，如灾情得不到遏制，皇帝还要主持皇家祈祷、减膳、放宫女回民间、大赦天下、重新审问旧案以杜绝冤情等，甚至不能到正殿办公，只能在偏殿问事，历史上还有过因天灾而请求辞职的皇帝。在古人看来，这很合情合理，皇帝既然是天子，就要为天灾负责。
老北京人的金秋郊游，带有调整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含义，以看银杏、看红叶和听鸣虫为主。
银杏树挺拔，少旁枝，比喻做人应刚正不阿，不畏霜雪，此外银杏寿命长，象征君子应卓尔不群，历久弥新。
红叶则壮观凄美，展现了自然界的伟大力量，观赏红叶的生长，可洞察、体会红叶与生命的陪伴，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想。
听鸣虫，则以西山为主，这里盛产铁皮蝈蝈，通体青黑色，是老北京独有的品种。欣赏虫鸣，可知人在世界并不孤独，还有众生相伴，在没有录音机的时代，虫鸣化解了太多的寂寥。
金秋是收获的季节，但在收获的同时，应知这份收获源于自然的赐予，它给予我们甚多，所以我们不应抱怨自然，而是应更多地去倾听它的声音。
灶神是男还是女
“二十三，糖瓜粘”，这句俗语表明，老北京这天过“小年”，但事实上，这只是清代中期以后的规矩，历史上小年的日子纷繁多样，所谓“官辞三，民辞四，邓家辞五”，意思是说官家过腊月二十三，老百姓过腊月二十四，水上船民（即邓家，又叫疍家）过腊月二十五。但不论哪家规矩，都是“辞五不辞六”，决不能拖到腊月二十六。
为什么这么复杂？因为灶神历史悠久，夏朝已有，秦以前列入国家正典“七祀”，到汉代升格为“五祀”，规矩森严，祭灶这一天不能用灶火烧香，不得击灶，刀斧不能放在灶上，不能在灶里烧脏东西等等，那时祭灶几乎每月一次。
晋代中原纷扰，衣冠南渡，灶神信仰渐衰落，成了民间神祇，祭祀次数减到每年一次，至唐统一，中原已经近400年战乱，各地祭灶传统已淆乱，到宋代，“官三民四家五”已盛行，因宋代皇帝是腊月二十三日祭灶，民间为比附贵气，多以此日为小年，但风俗亦多样，比如山东一些地区腊月二十二日过小年。
在清中期前，北京过小年的日子并不统一，但自雍正皇帝始，每年腊月二十三在坤宁宫祀神，为节省开支，顺便把灶神也拜了。以后王族、贝勒争相效仿，相延成俗，影响遍于北方。
灶神究竟是谁，历来说法不一。灶神又被称为灶王爷，有人说他是黄帝，也有人说他是炎帝，看来炎黄子孙以厨艺名扬世界，也算合情合理。唐代李贤说灶神叫禅子郭，而清人则定名为张单，还有一种说法叫穷蝉。穷蝉又名“灶马”，名字很好听，但真见了谁也受不了，是一种小昆虫。古人见它常在厨房出没，不知是来蹭吃蹭喝、传播疾病的，反而颇生敬意，故还经常在鼎上描画它的纹理。不知拿着这样花纹的锅做饭，感觉如何。
灶神形象暧昧难明，初期多认为是男性（但经学家皆认为是女性），但有发髻，“其状如美女，著赤衣”，看来是易装癖，后代灶神为男女各一，在每位灶神下，都会画上两个捧罐小人，一罐装好事，一罐装坏事，年终岁尾，灶神靠这个去给玉帝打小报告。
老北京过小年，最大的仪式是祭灶，但只能男人参与，所谓“男不拜月，女不祭灶”，因为传说灶王爷相貌姣好，四处放电，难免败坏门风，不可不防。
祭灶用品很简单，扎一个草马，算是为他上天提供了交通工具，此外无非是糖瓜、料豆，料豆是喂马的，不过祭祀完都被人吃掉了，糖瓜要烤化，抹一些在神像的嘴上，不仅老百姓会这样，连清朝皇帝都这么干。
灶王爷是“一家之主”，他上天去了，家就没人管了，所以这一天可以暴饮暴食，干些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小勾当，比如聚众赌博等。
老北京人穿“汉服”吗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传统“汉服”情有独钟，认为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美，是祖宗之服，应予推广。
热心传统，值得褒扬，但把老北京人想象成个个峨冠博带、宽袍大袖，未免滑稽，不符合历史。
首先，在历史上，中国传统服装屡经变迁，许多形制已不可能恢复。比如古人的袜子，是皮制成的，坚硬如鞋，可穿着它四处行走，所以古人认为穿着袜子登席极不礼貌，在春秋时期，如忽略这一点，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唐代用布帛做袜子，但太软，常滑落，因此要系袜带，非常麻烦。
第二，传统服装本身也是集大成的产物，它同样借鉴了其他民族服装优点。比如唐代的帽子，多是西域传来的“胡帽”，此前国人多用幞头，即四角缀长短绳各二的方巾，有多种系戴的方式，实用性差，耽误时间，渐次被淘汰。
第三，今人对“汉服”的认识，多源于戏剧舞台，非常模糊。戏剧为表演的需要，故用宽袍大袖，但这是礼服，只在正式场合穿用，在日常生活中，古人穿的也是窄袖服装。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唐装”，它源自清代的马褂，非唐代服装。以“唐”名之，并不意味着推崇唐朝，而是在英语中，称海外中国人聚居区为“ChinaTown”（中国城），“Town”音近“唐”，讹为“唐人街”，而这里改造的清代服装，便成了“唐装”。
真正的唐装非常复杂，以礼服为例，要穿多层衬衣、夹衣，层层掩映，将其完全按要求穿好，至少要用半小时。帽子制式极多，参加不同级别的活动要戴不同的帽子，否则会遭到处分。
为什么唐装这么麻烦？因此前中原400年战乱，特别是五胡乱华，传统难以接续，到唐王朝建立时，只能依靠古代经典文献来恢复礼仪，而此前北魏等政权颇尊重汉文化，同样繁文缛节，为凸显自己才是最正统和最纯粹的，故唐朝不厌其烦，只要古籍有载，一并拿来，唯恐疏漏。比如祭天仪式，唐初每年要搞4次，这就产生了一个大问题：天帝究竟是1个还是4个？如果是4个的话，天子究竟算是谁的孩子？经过一番争论，最终达成了妥协：天帝既算4个也算1个，加在一起，改成每年祭天5次！
由此可见，关于传统的争论，许多是无聊的。毕竟，人应面向明天生活，不应面向过去，传统应尊重，但不能无限制地夸张，原始人连服装都没有，难道我们还要回归赤身裸体的传统？
老北京天气也这么热吗
暑热令人烦躁，不少人抱怨“天气越来越热了”，但，北京真的越来越热了吗？
对北京气象进行科学测量，是比较晚近的事，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下令在直隶地区（今北京、天津、河北）记录晴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地面气象观测网。现存档案中，连续时间最长的气象观测资料，是从清雍正二年（1724年）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降雨记录，只保留了18年。清乾隆八年（1743年），法国传教士哥比在北京建立测候所，以后逐渐引入西方仪器，但对气温的记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变得全面和系统起来。
据地质材料研究，在过去的5000年中，北京气候变化较大，秦汉、隋唐、元初几个时期比较温暖，周初、三国、南宋、明清几个时期比较寒冷，据唐代记载，北京曾三年冬天无冰雪。殷商时期是北京最温暖的时期，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由于气温较高，当时北方多鳄鱼，身长达10米左右，它们被认为是传说中龙的原型。春秋以后，随着北京周边地区气温不断下降，史书中人们看到“龙”的记载越来越少，有学者认为，这也许与气温变冷，鳄鱼渐次南迁有关。
觉得天气越来越热，是因为上世纪50年代末和70年代北京均处于寒冷期，那时代的人对北京冬季的寒冷体会颇深，与这些年比，反差感强烈。但事实上，气候总是在不断波动的，比如上世纪4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北京就属于明显的暖期。
让人感到越来越热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城市热岛”效应，一是“城市干岛”效应。北京正快速走向国际都市，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机动车数量增多，特别是空调的广泛使用，都会导致城市地面温度变化，加上城市空气湿度下降，进一步给人以炎热感。仅从大气温度看，北京并没真正变热，但对地面温度变化，有待更深入的监测与研究。
从目前观测到的气象资料看，1961年6月10日北京西郊公园的气温曾达43.5℃；1942年6月15日，北京气温曾达42.6℃。从历史上看，北京高于40℃的日子自1915年以来，仅出现过12天，其中8次出现在上世纪40年代，应该说，那是老北京历史上最热的10年，比今天北京的气温要高得多。而1969年~1995年，再未出现过40℃以上的高温天气。
气温增高会给人身体带来不适，导致疾病，应尽可能减少室外活动，并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