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翻开早报，看到一则火车失事导致20人丧生的新闻，而他们前一天根本没想到死亡这件事；或者有座城市被洪水或海浪整个淹没，那么他应该不可能去相信“一切有上天保佑”，或者“命运自有安排”的说法吧？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固执自负，幻想上天会保佑、引导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凡夫俗子呢？
然而生命中有些事情却让我不得不相信世上真的有“命中注定”这回事。例如到圣彼得堡的火车应该下午4点就到站，却因为下雪而误点，后来到了清晨4点才到站，整整晚了12个小时。当时没人来车站接我。当我下火车时，外面的气温是零下10摄氏度。我以前从没觉得这么冷过。俄罗斯马车夫都穿着厚靴，他们用戴着手套的拳头拍打手臂，让血液不被低温冻住，能继续在血管里流动。
我将行李留给女仆看管，搭上一辆单马马车，指示马车夫载我到“欧罗巴旅馆”。在俄罗斯这个黑漆漆的清晨，我单独一人坐着马车去旅馆。突然间，我见到一幅景象，与爱伦·坡[爱伦·坡（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他的写作风格怪诞，在文坛上独树一帜。]想象的世界一样阴森恐怖。
我远远地看到一列长长的黑色的送葬队伍。有一群男子弯着背扛着棺木，一个接着一个的棺木。马车夫放慢速度，让马慢慢步行，他低头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在朦胧的清晨，我就在远方看着，心中十分恐惧。我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我完全不懂俄文，但他仍然想办法让我了解他的意思。他说，前一天，也就是1905年的1月5日，有一群工人在冬宫前被射杀，因为他们手无寸铁地去求沙皇帮助他们脱离生活困境，求沙皇施舍一些面包给他们的妻儿。我请马车夫停下来。我泪流满面，泪珠在双颊上结成冰珠，而这一长列哀伤的队伍就这样慢慢在我的面前走过。但是为什么要选在清晨举行葬礼呢？因为如果天亮之后再安葬，会引起更大的骚乱。这种哀凄的景象不适宜出现在白天的圣彼得堡。泪水哽在我的喉咙，我无比义愤地看着这些哀伤的贫穷工人扛着牺牲的死者。要是火车没误点12个小时的话，我不可能看到眼前的景象。
啊，哀凄的夜晚，看不见黎明的曙光。
啊，这一列哀伤的队伍，步履蹒跚的穷苦人们，
泪汪汪的双眼里有着惊恐的目光，
因辛勤工作而变得粗糙的双手，此时拿着黑铲子，
将啜泣声和呜咽声一起埋在死者身旁——
此时士兵趾高气扬，走在队伍两边。
假如我不曾亲眼看见这种事，我的一生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面对这个似乎永无尽头的队列，面对这出悲剧，我发誓要尽毕生之力，服务人民，特别是那些被践踏的穷苦人民。啊，我自己对爱情的欲望与惆怅，此时看来多么渺小无用！甚至我的舞蹈艺术都没有用处，因为它帮不了这些人。队伍终于在我们面前走完，马车夫转过身来，好奇地看到我在流泪，他叹叹气，又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策马朝旅馆而去。
我进入旅馆豪华的大房间，往床上一躺，独自哭泣，哭着哭着就睡着了。但是，那个清晨，我心中充斥的怜悯与绝望引发的愤怒对我以后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我在“欧罗巴旅馆”住的房间有挑高的天花板，很大、很宽敞。窗户是封死的，从不打开，空气从墙上高处的通风口吹进来。我醒得很晚，我的经理人带了花来看我。我的房间很快就变成了花海。
两天后，我在贵族剧场里为圣彼得堡社交圈的上流人士表演。对这些爱好华丽芭蕾舞、喜欢舞台上的铺张装饰和场景布置的人们来说，看到一个穿着薄纱舞衣的年轻女孩，出现在只有蓝色布幕的台上，和着肖邦的音乐跳舞，以她所理解的肖邦的灵魂，舞着她自己的灵魂，一定觉得相当奇怪。但是，刚跳完第一支舞，观众即掌声如雷。我的灵魂因为充塞着肖邦《前奏曲》的悲怆音符而备受熬煎，我的灵魂向往波兰舞曲的激昂曲调，想到清晨那一列送葬队伍中的牺牲者时，会因这种不义之行而义愤填膺；同样是这个灵魂，却在那群富有、娇纵的贵族观众当中获得热烈掌声，这可真是荒谬啊！
第二天，一位迷人娇小的贵妇人来拜访我。她穿着貂皮大衣，还戴着钻石耳环和珍珠项链。当她说自己是知名舞者金斯基[金斯基（1872—1971），俄国著名芭蕾舞者，也是沙皇的情妇。]时，我十分惊讶。她代表俄罗斯芭蕾舞界欢迎我来俄罗斯，并且邀我当晚到歌剧院欣赏一场表演。在拜罗伊特，我对芭蕾舞界人士对我的冷淡和敌意早已习以为常。他们的行为相当过分，甚至在我的地毯上撒圆钉，把我的脚扎伤。现在俄罗斯芭蕾舞界对我的和善态度同那些人完全不同，让我既高兴又惊讶不已。
当天晚上，有一辆豪华马车来接我到歌剧院，马车里温暖舒适，还铺着昂贵的毛皮。他们请我坐在第一排的包厢，包厢里摆满了鲜花和糖果，另外还有3个圣彼得堡的绝美青年。我依然穿着我的古希腊式白色舞衣和凉鞋，在这个圣彼得堡富贾贵族的聚会当中，我这个样子肯定非常奇特怪异。
芭蕾舞让我相当反感，我认为它是既虚伪作假又荒谬可笑的艺术。老实说，芭蕾舞根本不能算是艺术。但是，当看着金斯基仙女般的优雅舞姿而不鼓掌，我却做不到。她在舞台上轻盈地飞舞，像是可爱的飞鸟或彩蝶。
中场休息时，我环顾四周，看见了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她们穿着低胸露肩的晚礼服，戴着华丽的珠宝，穿着考究的男士陪在一旁。这种奢华排场，与那个清晨的送葬队伍形成强烈对比，令人无法理解。这些快乐的幸福人儿与那些可怜人，究竟是不是同在一个国度里？
演出结束后，金斯基邀我到她的豪宅共进晚餐。我在那儿遇见了麦克公爵，当我提到想为平民百姓的孩子创办一所舞蹈学校的计划时，他显得有些惊讶。在他们眼中，我一定是个不可理解的怪人，不过他们仍极为热情慷慨地招待了我。
几天后，迷人的巴甫洛娃[巴甫洛娃（1881—1931），俄国著名芭蕾舞者。]来找我，后来我又受邀坐在舒适的包厢中，欣赏她在芭蕾舞《吉赛儿》中[吉赛儿，或称“少女的幽魂”，指的是那些在婚礼即将举行前死去的女孩的鬼魂。]的迷人表演。虽然这些舞蹈动作违反艺术与人类的自然情感，但我看着巴甫洛娃那晚在舞台上空灵轻盈的舞姿，仍忍不住为她热烈鼓掌。
巴甫洛娃的宅邸比金斯基的豪宅要朴素一些，但是同样富丽堂皇。我坐在两位画家——巴克斯特和邦诺斯[巴克斯特（1866—1924）和邦诺斯（1870—1960），都是俄国画家，也都曾为加吉列夫的芭蕾舞团设计布景和服装。]中间用晚餐。那天也是我第一次遇见加吉列夫[加吉列夫（1872—1929），俄国芭蕾舞团经理人。]，我和他热烈讨论我对舞蹈艺术的看法以及认为芭蕾舞与舞蹈艺术冲突的论点。
那天晚上，当我们正在用晚餐时，画家巴克斯特为我画了一张人像速写，那张画现在收录在他的书里。画中的我，神情严肃，卷发很感伤地垂在一侧。巴克斯特有未卜先知的超能力，那天他还给我看了手相。他看到我的手有两条十字纹，他说：“你将享有无上荣耀，但是你将会失去两个你最爱的人。”当时他的这段预言对我来说是个无法解释的谜团。
晚餐后，巴甫洛娃不知疲倦地又跳起舞来，令她的朋友们相当开心。虽然我们离开时已经是清晨5点，但是她邀我在当天早上8点半再来，看看她工作的情形。我晚了3个小时到了她的宅邸（我承认当时我真的十分疲乏），看到她穿着薄纱舞衣在扶把旁练舞。她做着各式高难度的体操动作，旁边有一个老绅士拉着小提琴为她奏出节拍，也借此要她更加努力。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师彼季帕[彼季帕（1818—1910），法国著名舞剧编导。1847年前往圣彼得堡，进入俄国皇家芭蕾舞团。他创作了许多芭蕾舞剧，以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1890）和《天鹅湖》（1895）最为有名。]。
整整三个小时，我目不转睛，专注又紧张地看着巴甫洛娃纯熟的芭蕾舞技巧。她跳起舞来亦刚亦柔，美丽的脸庞有着殉道者的坚毅表情，练起来就一直没停过片刻。
这次训练课程似乎是要把身体做的体操动作与思维完全分开。思维脱离肉体只能让肉体忍受这种严格的肌肉训练，这与我创建舞蹈学校的理论基础正好相反，我认为身体能传达我们的思维与精神。
时间接近正午，佣人们开始备餐，但是在餐桌上，巴甫洛娃的脸色苍白，一点食欲也没有。我得承认我当时很饿，吃了不少炸肉排。巴甫洛娃送我回旅馆，之后她回到皇家剧院去参加彩排。我非常疲乏，倒在床上睡得很香，心里感谢我的星座带给我好运，没让我去当芭蕾舞演员！
第二天，我又在8点这个早得不能再早的时间起床，去参观皇家芭蕾舞学校。我在那儿看到一排排的小学生在做那些严酷的练习动作。他们用脚尖站了好几个小时，就像是被严厉拷打的受害者。宽敞的练舞室里空荡荡的，没有任何装饰，让人感受不到美，也产生不了灵感，只有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沙皇画像，整个房间就像个刑讯间似的。因此我更加坚定地相信，皇家芭蕾舞学校是自然与艺术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