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彼得堡待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去了莫斯科。那里的观众刚开始时并不像圣彼得堡的观众那般热情。不过，在此我要摘引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俄国演员、戏剧导演、戏剧教授。1898年创办莫斯科艺术剧院。对20世纪的戏剧表演做出重大贡献。]写过的几段话：
大约是在1908或1909年的时候，我已经不记得确切的日期，我认识了两位令我印象深刻的当代天才，这两个人是伊莎多拉·邓肯和克雷格[克雷格（1872—1966），英国舞台设计师、演员、导演和戏剧理论家，曾与邓肯相恋。]。我是在一次偶然的情形下观看了邓肯的舞台表演，在那之前我对她一无所知，也没注意过那些宣传她来莫斯科的广告。因此，看到在为数不多的观众当中，却有许多艺术家和雕塑家，带头的是马蒙托夫，还有很多芭蕾舞界的艺术家以及一些从不去剧院的人和戏剧界爱好特殊品位的人时，我相当惊讶。邓肯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出彩。我不太习惯在舞台上看到一个几乎全裸的人体，因此我体验不出，也无法了解舞者的艺术。第一场表演之后，观众反应并不热烈，只有零落的掌声以及怯生生的口哨声。不过，在接下来几场成功的表演之后，我再也无法漠视观众的冷淡反应，开始毫不掩饰地带头鼓掌。
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刚刚成为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学徒的我，跑到舞台前为她鼓掌。我高兴地看到马蒙托夫站在我身旁，他和我一样，也热烈地为她鼓掌；在他身旁的是一位知名的艺术家，旁边是雕塑家，再旁边是作家。当观众看到鼓掌的都是莫斯科知名的艺术家和演员时，全场轰动了。嘘声停了，当观众知道可以鼓掌了的时候，所有人开始鼓掌，还欢呼着要她出来谢幕。表演结束后，喝彩声不断，全场欢腾。
看过那次表演之后，我没错过任何一场邓肯的表演。我内心的艺术性情与她的艺术相当契合，因此我常常去看她的表演。之后，当我比较熟悉她的舞蹈方式以及她那位伟大的朋友克雷格的概念之后，我开始了解，在世界不同的角落，由于我们不了解的原因，有些人虽然所处的领域不同，但是他们在艺术当中寻求相同的出自自然的创作原则。当他们相遇时，他们都相当惊讶彼此的观念有共通之处。我现在描述的我和邓肯的这场相遇，正是如此。我们还没交谈之前，几乎就能了解彼此。邓肯第一次到莫斯科来的时候，我没有机会结识她。不过她第二次来的时候，她曾到我们的剧院参观，我热烈欢迎了这个贵客。这场欢迎会场面相当浩大，因为我们剧院所有的人都来了，他们知道她是个艺术家，相当爱戴她。
邓肯不知道如何有条有理地、有系统地谈论她的舞蹈。她的这些舞蹈概念，是在平凡无奇的日子突如其来的构想。举例来说，当人们问她，是谁教她跳舞的，她回答：“是舞蹈之神教我的。我刚学会走路时，就会跳舞了。我一生都在跳舞。全世界的所有人都应该跳舞。过去如此，未来也将会一样。有些人试图阻止，他们不想去了解大自然赐给我们的这种自然需求，但这是徒劳的。”最后她以独特的美国式法语说：“这就是我的看法。”结束了谈话。另一次，她谈到刚刚结束的一场表演。在那场表演的时候，有些观众到了后台，这妨碍了她的演出准备工作，她解释说：“这样一来，我根本无法继续跳舞。我上台之前，必须在灵魂深处凝聚一股力量，当我有了那股力量，我的手、脚和整个身体会自然舞动，不受我的意志控制。要是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在灵魂深处凝聚这股力量，那么我是不能跳舞的。”
那个时候，我自己正在寻找一种创作的力量，每个演员在上台之前，一定得先学习在灵魂里注入这种力量。想必我的一些疑问一定让邓肯觉得厌烦。我看了她的舞台表演，也看了她的排演过程。在这时，她会开始酝酿情绪，先是有脸部表情的变化，后来双眼闪亮，接着你会看到她灵魂所产生的那股力量。当我忆及她和我对艺术所做的一些随意讨论以及将她所做的工作与我正尝试要做的工作做一番比较之后，我发现我们两人所处的艺术领域虽然不同，但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却是相同的。当我们谈论艺术的时候，邓肯一直提及克雷格的名字，她认为他是个天才，是当代戏剧界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
她说：“他不只属于他的国家，也属于全世界；他应该待在最能发挥他天分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工作条件和艺术氛围将会最适合他的需求。而最适合他的地方，就是你的艺术剧院。”
我知道她常常向他提起我和我们剧院的情况，并且鼓励他来俄罗斯。我自己则劝我们剧院的管理阶层邀请这位伟大的舞台导演来俄罗斯，因为他的到来将会为我们的艺术带来新的冲劲、新的动力。当时我们的剧院终于突破了障碍，我必须为我的同事们说句公道话。他们认真地讨论此项事宜，态度严谨，有如真正的艺术家。最后他们决定拨出一大笔款项来发展我们的艺术。
我对芭蕾舞心怀恐惧，但却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剧院充满狂热。只要我没有演出，每天都会去那儿，并受到剧团所有人的热烈欢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常常来看我，他认为只要问我问题，便可以将我的舞蹈转化为他的戏剧中一种新的舞蹈体系。但是我告诉他，这必须从儿童时期做起才能成功。我第二次到莫斯科的时候，看见他剧团里的一些年轻的美丽女孩在试着跳我的舞蹈，但是结果真是惨不忍睹。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整天在剧院里忙着彩排，他常常在表演结束后来拜访我。他在书中写道：“想必我的一些疑问一定让邓肯觉得厌烦。”他错了，他并不会让我觉得厌烦。我倒是满怀兴致，想一股脑儿告诉他我对舞蹈的看法。
事实上，俄罗斯的食物，尤其是鱼子酱，已经完全治愈了我对索德那种精神恋爱引发的相思病。现在我全身心地渴望与一个性格坚强的人相遇、相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站在我的面前，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
有一天晚上，我望着他：他体格俊朗、双肩宽阔、鬓角有些发灰的黑发潇洒地落在前额。我长久以来扮演艾吉丽亚[艾吉丽亚是公元4世纪的一个西班牙修女。]这个角色，连我的心都要抗议了。当他转身准备离去时，我将双手放在他的肩上，然后钩住他强壮的颈子，将他的头往下靠向我的头，我吻了他的双唇。他温柔地回吻着我，但是脸上满是惊讶，仿佛没想过会发生这件事。然后，当我想进一步将他往我身上拉时，他开始往后退，还惊恐地望着我，他说：“那么小孩呢？我们怎么办？”“什么小孩？”我问他。“当然是我们的小孩。我们的小孩怎么办？”他郑重其事地说，“我绝对不允许我的小孩在外面变成不知父亲的私生子，而我已有家室，因此他也不能待在我的家中。”
他关于小孩问题的过分严肃态度让我啼笑皆非，我忍不住笑了出来。他直瞪瞪地看着我的反应，满脸忧愁苦恼，急忙转身沿旅馆的走廊跑走。我整晚有时想起来依然觉得好笑。不过，笑归笑，我其实有点苦恼，也有点生他的气。我想那时我完全理解，为什么有些高尚的男人与一些智性高超的女人谈过话后，会去不三不四的场合找另一种女人。我是个女人，自然无法这样做，只能整晚辗转反侧，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我去洗俄罗斯桑拿，热蒸气和冷水重振了我的精神。
不过，我在金斯基包厢遇见的那些年轻人却愿意做任何事，只求得到我的芳心。他们一开口说话，就让我整个人完全冷却，一丝热情也没有，觉得他们无趣得很。我想这就是所谓重视智性的人。可想而知，与哈莱和索德这种既能启迪智性，又有文化修养的人交流过之后，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一群花花公子了！
多年后，我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夫人讲述这件事，她神情愉快地说：“这就是他的为人，他对待生活从来相当严肃。”
我这样做可能算是突袭，让我得到了一些甜蜜的吻，否则他只会一直保持冷酷无情的君子模样。之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再没有在排演结束后冒险来看我。不过，有一天他让我相当开心，他带我乘雪车到乡村的一家餐馆，我们在包厢里共进午餐。我们边喝着伏特加和香槟，边谈着艺术。我最后终于相信，只有塞尔西[《奥德赛》里的一个女巫师。她用一种神奇饮料使奥德赛的部下变成猪，但是奥德赛因为有白花黑根魔草的保护，从而破了她的魔咒。]才能攻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严守道德的心灵堡垒。
我常常听说年轻女性投入戏剧界会有多危险，不过，我的读者们可以从我的舞台生涯看得出来，情形正好相反：我感受到的舞迷们对我的敬畏、尊敬与爱慕，让我不胜忧烦。
离开莫斯科后，我在基辅停留了几天，基辅的一大群学生站在剧院前的公共广场上将我围住，非要我保证作一场独舞演出，让他们有机会看到我的表演，因为我表演的票价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贵了。我离开剧院之后，他们还在那儿，表达对剧院经理的不满情绪。我站在雪橇上对他们说，如果我的舞蹈艺术能启迪俄罗斯的年轻知识分子，那么我会相当骄傲与欣慰，因为俄罗斯的学生是全世界最关心理想与艺术的学生。
因为先前档期的缘故，我的第一次俄罗斯之行不得不缩短行程，我必须回到柏林表演。离开俄罗斯之前，我签了一份在春天时回来演出的合约。尽管我在俄罗斯待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人们都对我有深刻的印象。大家对我的舞蹈理想看法不同，时有争论，有一次还发生某个芭蕾舞爱好者与某个邓肯支持者决斗的事件。从那个事件之后，俄罗斯的芭蕾舞界开始采用肖邦和舒曼的音乐，并穿起希腊式舞衣，有些芭蕾舞者甚至还脱下了他们的舞鞋舞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