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把舞蹈仅仅看成是自己一人的事业，一切就会单纯许多。我已经成名，各国都竞相邀请我去表演，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但是我一心挂念的是办一所学校，一所大的学校，让学生们一起舞着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夜晚时，每当我闭上眼睛，就看见学生们的身影在我的脑海里舞着，要我把他们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我们就在这儿。你的指头一点，我们可能就会有生命！”（第九交响曲：《欢乐颂》）
我一直怀着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从天上盗取火种到人间的神。]创造的梦想，幻想着一群舞者将听着我的号令，从地底下冒出来，从天上掉下来。哎呀！这个骄傲的梦想不断引诱着我，让我接二连三发生悲剧！为什么你要这样掌控我？就像坦塔罗斯[希腊神话中因偷食诸神的食物，将自己的孩子做成食物给诸神吃，因而被罚入冥界。]的光一样，把我引向黑暗与绝望的深渊。但是灯还没熄灭呀！依然闪烁着，黑暗中的光亮最后一定会带领我到光荣的境界，美梦终会实现。我步履蹒跚，看见前面微弱飘动的亮光，我依然相信你，依然追随你——借着你的光，我将会找到这些超凡的生灵，他们心中充满和谐之爱，将会舞出全世界期待的壮丽舞蹈。
我怀抱着这些梦想，回到格吕内瓦尔德去教那一群小朋友，她们已经舞得相当美，这加深了我对一个完美和谐的舞团的信念。这个特殊的舞团是视觉飨宴，正如诉诸听觉的伟大交响乐队一样。
我一会儿像庞贝城柱上雕刻的爱神，一会儿像多那太罗雕刻的优美三女神，一会儿又像泰坦尼娅[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众仙姬的女王。]的随从们轻灵地飞舞着。我教她们迂回环绕、分离组合，不停地转动、舞着。
她们一天比一天强健，一天比一天柔软灵活，她们青春的体态和面容上闪烁着灵气与圣乐的光芒。这些孩子跳起舞来美极了，让所有艺术家和诗人都赞叹不已。
不过学校开支越来越令我不堪重负，因此我想带她们到别的国家去，试试看能不能找到某一国的政府能够赏识这种教导孩子美的教育方式，从而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试验我的计划。
在每次表演结束的时候，我都会呼吁观众，请他们替我宣传，设法把我的发现传给其他人，借此解放以及照亮千万人的生命。
我越来越明白，德国没有人会援助我的学校。德国皇后的观念纯粹是清教徒式的，她去参观雕刻家工作室之前，甚至会派总管家先用布将所有裸体雕像遮起来。由于这种极端的普鲁士政权，我不可能再幻想德国是适合我舞蹈艺术的地方。于是我想到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观众对我的表演反应热烈，还让我赚了不少钱。我一心想着可以在圣彼得堡建一所学校，于是1907年1月，我和伊丽莎白以及我的20个小学生一起到了俄罗斯。不过这次试验没有成功。虽然观众热烈支持我复兴真正的舞蹈，但是皇家芭蕾舞团在俄罗斯太根深蒂固，任何变革都是不可能的。
我带着我的小学生参观了芭蕾舞学校孩子们的训练，这些孩子们看着我的小学生，好像笼子里的金丝雀看着在空中自由翱翔的燕子一般。但是，想在俄罗斯建一座让人能自由舞动的学校的时机还不成熟。芭蕾舞这种俄国帝制固有的俗套表现方式依然存在呀！我在俄罗斯想创办一所更伟大、更为自由地表现人类情感的学校，唯一的希望就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身上。可是，尽管他竭尽全力帮我，但是他也无法安排我们在他伟大的艺术剧场里演出。
就这样，在德国和俄罗斯寻求建校援助失败后，我决定去英国试试。1908年夏天，我带着全班人马到了伦敦。在著名的乐团经理舒曼和福洛曼的安排之下，我们在约克公爵的剧院演出了几个星期。伦敦观众开心地看着我和学生们迷人的表演，但是对于我建一所学校没有实际的援助。
当时离我第一次在新艺廊表演已经过去了7年。我很开心能和老朋友哈莱[哈莱（1819—1895），英国钢琴家、指挥家。]和诗人安斯利叙旧。伟大又美丽的埃伦·特里常常到剧院来。她很喜爱这些小朋友，有一次还带她们去动物园，使她们高兴万分。亚历山德拉皇后两次驾临包厢看了我们的表演，还有许多的英国贵族仕女，包括后来成为里彭勋爵夫人的格雷小姐，都常常到后台来；她们毫无贵族架子，诚心向我祝贺。
曼彻斯特女伯爵建议我去伦敦试试，她表示我可能会在那找到赞助人。因此她邀请我们全体去她位于泰晤士河的乡间豪宅，我们在那儿为亚历山德拉皇后与爱德华国王表演舞蹈。在英国建校的希望曾一度让我相当振奋，但是结果又是一场空！那栋建筑、那块土地、那笔足够让我实现宏大梦想的钱，它们到底在哪里？
一如往常，我的小朋友们的开销很大。我的银行存款再次告罄。因此，最后我的学生们不得不回到葛林华德，同时我也和福洛曼签了一纸合约，到美国巡回表演。
一想到要离开我的学校、伊丽莎白和克雷格，我就依依不舍。最重要的是，我必须和我的小宝宝黛尔蒂分离，她快一岁了，金发蓝眼，脸颊红润，非常可爱。
7月的一天，我独自搭上一艘大船前往纽约。那时离我当初从纽约搭运牛船到欧洲已过去了8年。这8年之间，我已经驰名欧洲，创造了自己的舞蹈艺术，办了自己的学校，也生了小孩，成绩不错。但是就经济方面来说，我并没比以前富裕多少。
福洛曼是个了不起的经理，但是他不了解我的舞蹈艺术其实并不叫座，只能打动相当有限的观众。他安排我在8月的炎炎夏日在百老汇表演，却搭配了一个很小的交响乐团，想让我演出格鲁克的《伊菲革尼亚》和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结果不出所料，这场表演彻底失败了。在华氏90度高温的酷热夜晚，走进剧院的观众很少，他们看得莫名其妙，大部分人根本不喜欢。来看表演的批评家并不多，而且他们写的评论又很糟糕。总的来说，我觉得回到祖国实在是一大错误。
一天晚上，我坐在化妆室里，心情十分沮丧，这时听到一个亲切悦耳的声音向我打招呼，我看见门口站着一位男士，个子不高，但是体格相当好，留着棕色卷发，满面笑容。他很自然地跟我握手，说了许多赞美我的舞蹈的话，这让我觉得发生在纽约的一切不如意有了补偿。这个人就是著名的美国雕刻家巴纳德[巴纳德（1863—1938），美国雕塑家，他于1917年创作大型林肯雕像。]。从那一天起，他每晚都来看我的表演，也常常带着他的艺术家和诗人朋友以及其他朋友一起来，包括和蔼可亲的剧场制作人贝拉斯科、画家罗伯特·亨利和乔治·贝洛斯，还有佩西·麦凯[麦凯（1875—1956），美国剧作家及诗人。]、马克斯·伊斯曼[伊斯曼（1883—1969），美国作家、出版家。]——大概格林威治村[格林威治村是美国纽约的一区。从19世纪起因作家、知识分子和文艺人士汇集于此而闻名。]所有的青年革新派都来了。我还记得其中还有同住在华盛顿公园南边一栋高楼上的三位形影不离的诗人：罗宾逊、托伦斯和穆迪。
这些诗人和艺术家友善的问候与热情的捧场，大大地振奋了我的精神，弥补了我对纽约观众的艺术贫乏与冷淡的失望。
那时，巴纳德想为我雕塑一座舞蹈的雕像，叫作《舞动的美国》。惠特曼曾写过：“我听见美国在歌唱。”10月晴朗的一天，那是纽约的秋天独有的天气，我和巴纳德在他位于华盛顿高地的工作室外面的山丘上，眺望着四周的自然美景，我伸开双臂大声说：“我看见美国在舞蹈。”这让巴纳德有了雕塑这座雕像的灵感。
我每个早上都会提着午餐去他的工作室，我们畅谈为美国注入艺术灵感的新规划，度过了许多欢乐时光。我记得他工作室里摆着一座年轻女孩的迷人半身像，他告诉我那是内斯比特尚未遇见哈利·梭之前，他为她做的半身像，当时她还是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她相当美丽，许多艺术家都深深为她着迷。
这些在工作室里的谈话和对于美的共同狂热，自然对我有所影响。我很愿意奉献我整个身心，启发他创作《舞动的美国》这座雕像的灵感。但是巴纳德谨守道德礼教，不为所动。我这种幼稚的幻想根本无法影响他对宗教的虔诚。他就像他做出来的大理石雕像一样，冷漠又严谨。我只是俗人，他却永世名存；也无怪乎我渴望能在他的天分之下，化为不朽。我整个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渴望变成可塑的黏土，让他那雕刻家的手掌抚摸着我。
啊！巴纳德，我们将会年华老去，我们都会死的，但是我们共处的这些时光将永远存在。我是舞者，你是伟大的魔术师——你有神奇的魔力，能将这闪电的一刻化为永恒。哎呀，我的杰作，我的《舞动的美国》在哪呢？我举目仰望，遇上代表人类悲悯的目光，这是献给美国的林肯大雕像——他眉毛浓厚，双颊满是皱纹；他为人性悲悯以及崇高的殉道精神流下眼泪。而渺小的我则在这个超人与完美德行的理想之前，婆娑起舞。
但是，至少我不是莎乐美[莎乐美要求她父王希律王砍下施洗者约翰的头，作为她跳舞的报酬。]，我不想取任何人的脑袋。我不是吸血鬼，我不要你的血，我要你的感情。“约翰，如果你不吻我”，不把你的爱情给我，我依然会以“年轻的美国”充满智慧的优雅气质，祝福你在修德养性的旅途上一路平安。这并不是与你永别，因为你的友谊是我生命中美好与神圣的怀念之一。所以或许西方的方式比东方来得高明。“约翰，我要吻你的唇，你的唇”，不要你的头摆在盘子上，因为那是吸血鬼的手段，而不是想得到你的感情的方式。“请接受我吧！”“哎呀，你不愿爱我？那么我们就再见吧，但是别忘了我。当你想起我的时候，你可能会创造出伟大的作品。”
雕像《舞动的美国》有个美丽的开端，可惜并没有完成。不久之后，他的妻子突然病了，雕像工作被迫停止。我曾想成为他的杰作，但是激发巴纳德创作出美国杰作的并不是我，而是林肯。林肯雕像现在就矗立在威斯敏斯特庄严的花园前。
福洛曼发现百老汇的表演损失惨重，又试着安排在小镇的巡回表演，但是这次的巡回演出安排得更糟糕，结果比在纽约的演出失败得还要惨。最后我终于失去耐性，跑去见福洛曼。他看起来狼狈不堪，一直惦念着他赔上的大笔金钱。他说：“美国人不懂你的艺术。你的艺术超乎他们的接受能力，他们永远无法理解。你最好还是回欧洲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