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获得最高荣誉骑士勋章
1890年11月22日，夏尔·戴高乐出生在法国里尔市公主街一个世代笃信天主教的小贵族家庭。
1907年，戴高乐所在的学校圣母玛利亚学校因反教权政策而被关闭。戴高乐的父亲便把他送到以擅长数学教学而闻名的比利时安托万中学就读，因为要考圣西尔军事学院，数学成绩必须出色。戴高乐一心要考入军校，所以他再不像幼年时那样不求甚解，在安托万中学的成绩是名列前茅的。一年后，他转学进入巴黎的斯塔尼斯拉斯学校。
战斗法国总司令戴高乐将军1909年8月，戴高乐通过了圣西尔军事学院的入学考试。他的分数不高，在录取的212名考生当中是第110名，但总算考取了。这一年，他19岁。
进入军事学院，是戴高乐一生的转折点。这一选择，决定了戴高乐将来不会成为文学家，也不会成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在文史哲方面也有着十分牢固的基础，这对他成为一名政治家、军事家是很重要的。
1910年10月，见习期满，戴高乐正式进入圣西尔军事学院。他在同辈当中是个很有个性的学生，他坚毅果敢，但孤高自傲，让人觉得他落落寡合，同他的高身材、大鼻子，恰好互为表里。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些绰号，如“公鸡”、“两米”等等。同学们也没有放过他那支特别显眼的“大鼻子”。有一次开联欢会，同学们提议戴高乐背诵他最喜欢的罗斯丹诗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他立刻爬上桌子，高声朗诵了诗剧主人公西哈诺关于自己的“大鼻子”一段台词，于是，同学们便把“大鼻子”的雅号转赠给了戴高乐。
戴高乐在圣西尔军事学院勤奋地学习了两年，于1912年10月1日毕业，在毕业考试中得了第13名，军衔是少尉。填写分配志愿时，戴高乐仍然选择了第33步兵团，回到了阿拉斯城。这时该团团长是菲利普·贝当上校。
1913年10月1日，戴高乐晋升为陆军中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戴高乐执行了许多次危险的任务，表现出色，于1915年1月20日被提升为上尉。1916年一次与德军的激烈交战中被俘。
1918年11月3日，奥匈帝国宣布投降，11日，德国军队放下了武器，德方代表前往巴黎东北的贡比涅森林，在法国福煦将军的行军火车上签署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戴高乐也从德国的俘虏营获释回国。
虽然戴高乐在俘虏营中度过了4年，但由于他在都奥蒙堡一役中的出色表现，他获得了一枚最高荣誉骑士勋章。
2.宁折不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2年春天，戴高乐随法国军事代表团到了波兰。
1931年底，戴高乐从中东回国后，到贝当主持的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两年后，被提升为中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十几年中，戴高乐多次调动过驻防地点，但此后的六七年内，他相对稳定在军界首脑部门进行军事战略研究工作，直到1937年底，他晋升为上校后被任命为驻麦茨的第507坦克团团长，才回到军事指挥的岗位。
戴高乐在当时的军事战略上，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他认为，在战争条件下，法国的地形很不利，尤其是与比利时接壤的法国边界更加脆弱。英国和美国可依靠天堑之险，西班牙和意大利各自有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作为屏障。法国首都巴黎周围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
戴高乐前(左二)进入解放的巴黎。在这种情况下，构筑再坚固的防御工事也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是建立一支可以立即调遣的机动力量，也就是说，“一批常备的、团结的和能够熟练地掌握使用武器的队伍”。而且要在陆地、海上和空中都有一批“精选人员”。他认为，全部现役人员应该在10万人左右，由常备军组成，他们应在精锐部队中服役6年，掌握专门技术，培养进取精神和集体精神，而且在指挥方面也要有相应变化，以适应机械化战争的瞬息万变的局势。还要注意发展无线电通讯系统。
戴高乐当时军衔不算高，人微言轻。在关键时刻，国会议员雷诺给了戴高乐重要帮助。1935年3月15日，雷诺在国民议会上发表演说，建议建立一支机械化部队。但是，决策阶层的顽固势力太强大了，雷诺的计划被宣布为“无用，不受欢迎，违反逻辑与历史”，遭到了国民议会陆军委员会的拒绝。国防部长莫林将军还把这种军事战略上的争论，转化成对戴高乐的愤恨，把戴高乐从1936年的晋升名单中勾掉了。
局势的发展开始朝着有利于戴高乐的方向发展，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已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在西班牙佛朗哥也建立起法西斯统治。因此在1936年上台的莱昂·勃鲁姆主持下的人民阵线政府，拟定了一个庞大的国防计划，其中大部分用于坦克和空军。这一年10月的一个下午，莱昂·勃鲁姆会见了戴高乐。戴高乐与勃鲁姆的会面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不过戴高乐总算给勃鲁姆一个说得过去的印象。
这时，戴高乐已开始在成立不久的高级军事研究中心供职，后来这个地方以“元帅之校”而知名。与政治家打交道使戴高乐感到幻想破灭，不过也养成了他对政治的终身兴趣和对政客的极端蔑视。1937年底，陆军部长达拉第不顾甘默林将军的反对，把戴高乐的名字重新列入晋升名册，随后又任命他为驻梅斯的第507坦克团上校团长。这实际上是明升暗降，陆军部的那些人对戴高乐晋升的反应是“幸灾乐祸”，一则可以把他赶出陆军部，二则存心要看看总是鼓吹纸上坦克的戴高乐，用钢铁坦克能搞点什么名堂出来。
戴高乐一点不为离开巴黎而感到失落，他对自己的新职位十分满意，因为这是一个在实践中检验他的理论的绝好机会。他全然不顾坦克上的油污，戴着他的白手套，兴致勃勃地搞他的军事训练，因此得到了一个颇有敬意的外号“摩托上校”。
1938年7月14日的国庆日演习中，戴高乐指挥他的坦克以别开生面的阵势让那些长官们大开眼界。不过梅斯的军事长官吉罗将军，一方面就坦克团的训练有素对戴高乐表示祝贺，另一方面他又说，只要他还活着，就别想在他的防区看到戴高乐的理论付诸实践。
可想而知戴高乐的设想，仍未能实现。就在这次演习后不久，戴高乐的父亲亨利·戴高乐去世了。11月份，他的老朋友，一贯支持他的埃米尔·梅耶上校也去世了。生活中一下失去了两个对他具有重要意义的长辈，的确是令人伤感的。然而，更令戴高乐忧虑不安的是欧洲局势的发展。
1938年9月29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签订了臭名昭着的《慕尼黑协定》。在此之前的3月，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实现了他计划已久的德奥合并，希特勒独霸整个欧洲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但是法国国内仍然麻木不仁，多党派政治导致的内阁动荡、更替频繁，并没有因为大战临近而有所改观，从1938年3月到1939年9月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阁就更换了3次，政府的不连续性使法国的内政外交颇受影响。
尽管达拉第与张伯伦一再退让、妥协，但战争还是来到了家门口。法国政府战争准备严重不足，明显就暴露出准备不足的缺陷，等待时机的戴高乐终于脱颖而出。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出兵波兰，并在短短16天的时间内就占领了这个饱受凌辱的国家。9月17日，苏联军队也从波兰东部边界进入这个国家。曾经在《洛迦诺公约》对波兰领土保持完整作出保证的法国和英国，还未作出反应，这场入侵就已经结束了。实际上，如果英法在西线采取行动的话，这场世界大战即使不能避免，至少一开始就会给希特勒当头一棒。然而，英法仅仅是于9月3日向德国宣战，此外不仅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反而听任希特勒把战火燃到北欧。
此时的戴高乐率部驻守在阿尔萨斯，他目睹风云变幻，忧心如焚，却因远离决策中心，无能为力。
1939年11月，他致信总参谋部，继续不遗余力地阐述装甲部队的效能，再次提出绵延漫长的战线是难以防守的。
1940年1月，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满心焦虑，到巴黎再一次游说，在雷诺的住所遇到了前总理莱昂·勃鲁姆。他们谈起战局，勃鲁姆竟然认为，德国人既不可能东进，因为那样会使他们深陷于苏联的领土中；他们也不可能西进，因为他们无法对付马其诺防线。可见，法国政界人物对德法力量的对比，无知到何种地步！而法国民众的态度也就不难推测了。
1月26日，戴高乐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他给最高统帅部和政界的80位要人各送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指出敌人将从空中和陆地两方面以极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大举进攻，法国的防线将随时被突破。只有用机械化部队对付机械化部队，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必须立即作出建立必要的机械化部队的决定。必要时可与英美合作，制定出一项“宏伟计划”，建立一支能独立作战的机械化部队。但是戴高乐只是白费笔墨而已，他的所有建议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引起统帅们的注意。
法国灾难性的时刻终于来临了。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的军队于拂晓时分侵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西线发动了攻击。尽管从多种渠道已获得德军即将进攻的情报，但由于长时间的“西线无战事”，法国人不可避免地措手不及。
就在法兰西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戴高乐的人生道路也到了紧要关口。
1940年6月5日夜间，雷诺改组政府，任命戴高乐为国防部次长。6日清晨，坦克部队总监德勒斯特兰将军听到广播后叫醒了戴高乐，告诉他对他的新任命。戴高乐显得很平静，也许他事先已有耳闻。因为6月1日，魏刚将军召见他时，他曾顺道拜访过雷诺。不过表面上的平静掩饰不住内心汹涌的波涛。尽管形势危急，他作为军人可以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但是两次参加战斗已经使他意识到，法国军队的问题不在那些愿意拼死一战的将士，也不在装备、军械上，而是在那些一心只想求和的最高统帅部的决策人物身上。这个时候进入内阁，也许还能起点作用，通过这种方式进入法兰西的心脏，可以参与决策，可以影响首脑人物，可以……不过，戴高乐心中也有一丝隐忧，凭他对那些高官们的了解，他不可能不明白他的力量是多么微小。尽管各种想法在心中往复交织、挣扎不已，戴高乐还是怀着些许憧憬走马上任了。
他一到巴黎，马上就到战时内阁总部见了总理。
不过，雷诺的决心远不如戴高乐坚定，雷诺虽然希望战斗到底，希望法国最后能够胜利，但是自从他上台开始，就被包围着他的失败主义者们所左右。而且大战开始后，法国的溃败和混乱更使他的决心摇摆不定。因此他的政府在战争开始后，总在主战与主和之间摇摆，和英国的关系也时好时坏。
随着德国人的步步进逼，法国和英国的关系也日趋恶化，贝当和魏刚为代表的失败主义者，不断地谴责英国见死不救，向英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正如魏刚在和戴高乐谈话时说的那一连串“如果”一样，把在法国本土上抵御德国侵略者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身上，一再强调英国的“责任和错误”，却不认真地履行自己的基本义务，实际上是在为下一步停战求和寻找借口：既然英国无法履行他们应尽的责任，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法国只有停战求和。
戴高乐与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将军。而戴高乐之所以有坚定的信心，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法兰西民族始终不渝的热爱和坚信。
和雷诺不同的是，戴高乐自小生活在一个视祖国为第一生命的知识分子家庭，成年后在军队服役，和政党政治没有什么牵扯。因此他一旦下定决心，不会受任何政治上的干扰，甚至包括其他国家态度的干扰。当然，个人意志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戴高乐一直都以意志坚定着称，一旦他认定是正确的事，他从不让步，哪怕因此而得罪了上司，影响升迁也在所不惜。
雷诺要戴高乐去见丘吉尔，不仅要他向英国政府表示法国将继续战斗，而且要戴高乐设法从伦敦获得可靠保证，保证皇家空军特别是战斗机将继续参加法国的战斗，并探询一下撤离敦刻尔克的英军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重新装备起来，派回大陆作战。
在访问前，戴高乐又一次拜访魏刚将军。这次谈话给戴高乐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魏刚虽然依旧镇定自若，但是已经甘心失败并且决定停战了，他甚至说：“法兰西帝国那只是一个玩笑而已！至于全世界，当我在这里被打败以后，英国人用不着一个礼拜就会和德国谈判。”他紧接着说的那句话暴露了他最害怕的不是失败，而是革命。“啊！如果我能有把握使德国人给我留下必要的部队来维持秩序的话，那就好啦！”
实际上，魏刚说出这样的话来一点不让人惊奇。自从战争开始后，掌握法国政权的右翼势力表现出来的姿态就是，他们宁可一再迁就德国，即使丧权辱国，也不愿看见暴力革命的发生。达拉第执政期间，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却允许法西斯党徒四处活动。魏刚的这番话不过是把他们的担心放到桌面上了而已。
戴高乐尽管吃惊，还是告诉魏刚，他的看法和政府的意图正好相反，纵使战争失利，政府亦不会放弃斗争。魏刚未发一语。在魏刚的总部所在地，戴高乐还与来请示工作的各个参谋部的熟人交流了看法，这些人都一致认为这场战争输定了，尽快结束战争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可以想像，戴高乐看到的、听到的种种情况使他的心情多么沉重，整个国家的绝大部分掌握各种权力的人都丧失了信心。但是他仍然认为，一旦政府果敢地作出决定，在帝国范围内继续斗争的话，这些悲观失望的人们的思想仍然可以扭转过来，勇气也可以重新燃起。
基于这种认识，行前戴高乐又见了雷诺一次，开门见山地建议撤销魏刚的总司令职务，换上洪齐格尔将军。雷诺的回答含糊其词，他虽原则上同意戴高乐的意见，但认为这时候进行人事更动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由于雷诺的动摇不定，这个建议从未实施，不过，那时即使更换了总司令，恐怕也不会有扭转乾坤的希望。
虽然深感孤立，戴高乐在去伦敦前仍拟订了一项把部队都运往北非的详尽计划。这意味着要把50万军队撤往北非，法国的飞机和海军都要投入使用，而且还需要有50万吨的船舶动力。这一切全要靠英国来帮助。
3.自由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