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之所以讥笑韩信，是基于秦汉间社会精神风貌所决定，重义轻死，好勇斗狠的侵犯行为，为社会所推崇。同时，因这种行为与任侠精神的互通性，“少年”群体又表现出强烈的崇尚侠义精神，仰慕任侠者的特征。《史记·游侠列传》说郭解由于侠名远播，“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又说：“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当郭解使起初对自己不敬的“箕倨者”最终“肉袒谢罪”时，“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周亚夫极为器重的侠魁剧孟，“好博，多少年之戏”，说明与“少年”群体亦有紧密联系；而“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方数千里，士皆争为之死”的游侠季心，“少年多时时窃籍其名以行”。事实上，“少年”群体如此亦步亦趋地倾慕游侠，也使得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发展成侠客。以郭解为例，他“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友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郭解的成长经历，可谓是社会学习理论的典型事例，由于他少年时的任侠活动，带给了他直接经验，而这又以社会性奖赏与实物奖赏的方式，促使他从外部及自身强化了这种侵犯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的价值观，所以他才会终生乐此不疲地进行一系列的任侠活动。其实，不单是郭解，其他“少年”也是如此。《史记·货殖列传》载：“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司马迁说得很明白，“少年”群体种种活动的动机都是一个“利”字。但这种驱利的任侠行径，在当时是被社会认可与推重的。《汉书·酷吏传》：“长安中奸猾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按：贿赂）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枹鼓不绝。”酷吏尹赏上任后，进行积极的、残酷的镇压打击，把“轻薄少年恶子”几百人赶入被称为“虎穴”的大坑中活埋，但是，这种整顿社会治安、打击犯罪的作法，换来的却不是社会的肯定与赞扬，而人们对被镇压的“少年”、“恶少”却抱有普遍的同情心，出现了“亲属号哭，道路皆嘘唏”的场面，甚至有人唱挽歌道：“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
他们又常被利用作为报仇解怨的工具。《汉书·朱云传》记述朱云“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朱博传》称朱博“好客少年”，“欲报仇怨者解剑以带之”。《后汉书·阳球传》记载“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结少年数十人，杀吏，灭其家”。西汉末年，琅邪人吕母为子报仇，结交“少年”的故事，更能说明这种情况，《东观汉记·吕母传》载：
海曲有吕母，其子为县吏犯小罪，县宰杀之，吕母家素富丰赀产。乃益让酿醇酒，少年来酤者，贳之，视其乏者，辄假衣装。少年欲相与偿之。吕母垂泣曰：“县宰枉杀吾子，欲报怨耳，诸君宁肯哀之乎！”少年许诺，遂相聚得数百人，因与吕母入海，自称将军，遂破海曲，执县宰，斩之。以其首祭其子冢，吕母宾客徐次子等自号“搤虎”。
更有甚者，有些“少年”专以替人报仇解怨为职业。前引杨阿若即为一例，他每日打打杀杀，成了职业杀手与流氓的最佳结合者。另外，与侠客一样，“少年”群体作为潜在的社会势力，在“互惠互利”的原则下，他们也与王侯权贵及地方恶势力相勾结，常违法乱纪、横行霸道。梁孝王之子济东王刘彭离与“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的强盗行径，36更能表明官匪勾结，黑白两道合流对社会治安造成的巨大危害。
“少年”群体的组织化同时还可以从国家对他们的态度上得以反映，国家对这一危害民间社会、触犯朝廷法令的特殊组织集团的镇压打击，自然是情理中的事了。从相关文献看，汉武帝时表现的尤为突出。《史记·大宛列传》记述太初年间，“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后又“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大量地征役“少年”群体，有效地限制和打击了他们的违法活动，但未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一特殊群体的存在，这是由于任侠风气的蔓延、名利的驱使以及国家法治的疏松与某些社会成员的特定需要等多种因素所使然。
总之，“少年”群体的存在及其内部的组织化，一直是秦汉以降，国家无法回避而又必须现实面对的棘手社会问题。这也牵扯到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国家如何正确地教育和引导青少年，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至于变成社会的越轨者或叛逆者。
四、汉代已降任侠者的组织化进程与流变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中古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是任侠者甚为活跃的时期，更是他们组织化以后的畸变时期。史书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豪侠的违法乱纪成为普遍现象。陈寿的《三国志》说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37 西晋广陵人戴若思也是如此。“若思有风仪，性闲爽，少好游侠，不拘操行，遇陆机赴洛，船装甚盛，遂与其徒掠之。” 他在率领着自己的徒众劫掠陆机的船后，“若思登岸，据胡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陆）机察见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遥谓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复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剑就之。机与言，深加赏异，遂与定交焉” 38。可见当时连知书达理之人，也深受组织化后侠风的影响，组帮结社，专干劫掠偷盗之事。而渤海的高氏父子也是同类情况。高乾“父翼，豪侠有风神，为州里所宗敬”，而高乾与弟高昂都是当地著名的侠魁，高乾“少时轻侠，长而修改，轻财重义，多所交结”。高昂“与兄乾数为劫掠，州县莫能穷治”，他还在少时就 “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39。大名鼎鼎的石崇也是如此。“崇颖悟有才气，而任侠无行检。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40吴国的名将甘宁“少有气力，好游侠”，曾因“轻侠杀人，藏舍亡命”，在巴郡一带为盗寇。他每次聚集游侠少年群体出去劫掠，都成群结队，还携带着装有响铃的特殊弓箭。百姓一听到铃声，便知道是他们一伙出动了，都赶快躲避。地方官吏对此也无可奈何，这种现象一直延续了二十多年，直到甘宁拜将。
唐代是自东汉以后任侠者的新发展时期，并一度达到高潮。根据两唐书的记载，唐开国元勋和初盛时期的一些文臣武将，都曾是游走于江湖的豪侠俊杰。如公孙武达、段志玄、紫绍、杜伏威、李勣等。当时一般的贵族子弟、士子文人，或探戈于边塞大漠，或驰逐于都市街巷，皆以侠客相标榜，竞相任侠成为一种时尚，一种英雄的标志。不仅如此，这一时期，歌颂侠客勇士也成为诗人才子的主题。粗略统计，仅初唐歌颂游侠的诗歌就有百首之多，相当于汉末至隋四百年间同类诗歌总数的两倍。许多著名的诗人都有大量诗词描写任侠者，如李白、杜甫、韦应物等。
宋元时期是江湖世界较为成熟的时期。王学泰先生的研究表明，由于五代十国时期对于传统政治秩序和文明的本质性破坏，再加之宋代人口的激增和结构性的变化，以及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出身游民等因素，使得宋代出现了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城市游民阶层，该阶层的发展壮大直接影响了社会的诸多方面。41江湖世界的形成正是基于此“沃土”，概略地讲，自宋代开始，真正传统意义上古典式的任侠者逐渐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组织化了的游民群体，以及他们对原有任侠精神的继承和改造。尤其要强调的是，游民阶层改造后的“任侠精神”，更具现实功利性，这是不同于主流价值观的亚文化体系，它是游民阶层赖以生存的核心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并由此逐步发展成特色独具的江湖文化与帮会文化。由“说话”逐渐成书的《水浒传》，其诸多人物便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特点。以流氓性为例，譬如，晁盖便“独霸在那村坊，江湖上都闻他的名字”；三阮兄弟经常“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虽生活穷困，但仍喝酒吃肉赌钱；而打家劫舍的二龙山“好汉”以及做卖人肉勾当的母夜叉孙二娘、张青等一干人物，却都是该阶层默许、赞赏，乃至推崇的人物；至于好色之徒王英，市井泼皮白胜，喜榨人钱财的戴宗、蔡庆、蔡福，横行一方的穆春、穆弘、李俊、张横、张顺、孔明、孔亮诸人等，在他们的身上，实在很难发现传统意义上行侠仗义的影子，倒是江湖中的不择手段和帮会中的“抱成团”现象体现得淋漓尽致。
承宋元之余绪，明清社会有着任侠“情结”的游民阶层，其发展的路径主要有三：一是组织化的程度加深且有质的变化。其组织变得更为严密和有序，愈加团结，并由此形成规模巨大、影响广泛的秘密社会团体和组织，他们是现存社会秩序的反对者和社会动荡中反政府的急先锋，尤其是有清一代。天地会、白莲教、哥老会等的产生和发展最具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二是部分任侠者被官府收买，沦为鹰犬，成为镇压和制衡其他江湖世界中任侠者的最有力武器；三是另有部分任侠者或为武师，或开镖局，成为日常社会中正常的职业者。这三者中，以第一种为主体，纵观明清两代，以任侠自任的游民秘密组织，影响中国社会的进程甚为深远，除了当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现存政府相抗衡外，它还促进了民间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和暴力化倾向，以致在后来的民主革命时期，秘密社会组织都是各革命党派或团体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和巨大社会力量，他们或者倚重，或者改造，或者剿灭。但无论如何，组织化了的游民阶层，已成为近代社会一股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如何更好地解决他们，曾是革命面临的难题之一。
① 贾谊：《过秦论》（上），《古文观止》，岳麓书社，1988年，第341页。
② 苏轼：《游士失职之祸》，《东坡志林》卷五。
③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
④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22页。
⑤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
⑥《史记·卢绾列传》
⑦《汉书·英布传》
⑧ 陈山：《中国武侠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54页。
⑨ 萨孟武：《<水浒>与中国社会》，岳麓书社，1987年，第3页。
⑩《汉书·卢绾陈豨传》
11《汉书·文三王传》
12《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
13《史记·梁孝王世家》
14《汉书·灌夫传》
15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
16《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17 王先谦：《汉书补注·季布传》，何焯注。
18 鲁迅：《三闻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9 [英]马林诺夫斯基：《科学的文化理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0页。
20 《史记·游侠列传》
21 《史记·酷吏列传》
22 《汉书·平津侯主父列传》
23 《史记·酷吏列传》
24 《后汉书·郭伋传》
25 《汉书·游侠传》
26 《汉书·游侠传》
27 《汉书·王尊传》
28 彭卫：《古道侠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75页。
29 [美]丹尼斯·朗，《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30《汉书·游侠传》
31《史记·游侠列传》
32 崔寔：《政论》，《通典》卷一 。
33 鲁迅：《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34 王子今：《说秦汉“少年”及“恶少年”》，《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
35 高申春：《人性辉煌之路：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2～201页。
36 《史记·梁孝王世家》
37《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38《晋书·戴若思传》
39《北齐书·高乾传及附》
40《晋书·石崇传》
41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106～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