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说明的是，近人，无论是孔子创制说、儒家改制说，抑或是殷商旧制说，都未能明晰地说明在“改制”之前，先民是否有丧葬习俗，如有，丧期又为几何？难道孔子创制、儒家改制是空穴来风，《左传》对“三年之丧”的记载又作何解释？难道为殷商旧制的丧俗，茕茕孑立，前无古风，后无继俗？众史学家们“努力”的结果，只能表明：后世实行的“三年之丧”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不值得深思吗？
二、如何看待“三年之丧”起源问题
《晋书·礼上》曰：“丧礼易惑，不可不详也。”原因就在于此，丧礼不仅是古代国家制度的重要部分，而且是现实生活中的一项不可或缺的礼仪风俗。因此，清人毛奇龄才会夸张地说：“丧礼莫重于三年，使三年之丧不能明，则亦无庸议礼矣。”[26]那么，如何看待“三年之丧”起源问题，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些具体分析与考察：
（一）对现存文献典籍的认识与理解
《尚书》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保存了先秦时期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是研究我国上古社会、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文献古籍。著名史学家金景芳先生就说：“《尚书》独载尧以来，是中国自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27] 但由于文字诘屈聱牙，加之历代传承中的几多劫难，尤其是今古文《尚书》的版本、真伪问题历来争论甚多，这多少给研习者造成了困难。王国维先生与友人书中就说：“然于六艺中最难懂，以弟之愚闇，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28]可见，对《尚书》的认识与研究并非易事。《左传·文公十八年》引述过《尧典》上的话，称之为《虞书》，今俱见于《书》。《左传》曰：“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这是有关舜“德行”的记载。《孟子·万章上》也引过《尧典》，并作过进一步渲染，“尧崩，三年之丧毕……舜崩，三年之丧毕……禹崩，三年之丧毕”，讲的依然是尧、舜、禹的“德行”问题，但透露了这一时期的丧葬礼俗情况。然而，这些证据确凿、又相互映证于古籍的材料，近人于研究中皆置若罔闻、视为乌有，何故？究其根源，这与20世纪盛极一时的疑古思潮不无关系。胡适曾发表《东周以上无史论》一文，更遑论尧舜的事迹。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说：“《尧典》和《皋陶谟》我是向来不信的，但我总以为是春秋时期的东西，哪知和《论语》中的古史观念一比较之下，竟觉得还在《论语》之后。”[29]他断定《尧典》作于汉武帝时（详见《尚书研究讲义丙种之一·尧典》）。当代学者已经摒弃了这种说法。李民先生在《尚书与古史研究》中说：“《尧典》的制作时代应为春秋时代”，“其主要证据之一就是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其中大量的录用了《尧典》的文字”。他据《尚书·多士》中“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称，“《尧典》的制作很可能是依据当时的‘史’（即史官或史人）所记下来的有关尧、舜时代的某些资料，并经后代‘史官’以竹木简册形式沿传下来而制作成的”[30] 。金景芳、吕绍刚先生也说：“《尧典》开篇言‘曰若稽古’，说明是后人追写的，不是尧舜禹时所做，但是材料是当时传下来的……我们以为周平王东迁以后，包括《尧典》在内的许多《书》篇，经某个大学者之手纂修而成……《尧典》所记尧舜禹的事迹基本上是可信的。说尧舜禹是神话人物，《尧典》是战国秦汉人精心编造的，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这一观点我们认为是错误的，《尧典》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研究中国古代史舍《尧典》不用，是极大的失误。”[31]至于疑古思潮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钱玄同对《尚书》的否定，今人刘起釪所著《尚书学史》中也有专门评述，他将钱氏的学术师承源流追溯至今文派，并对钱玄同于《尚书》的观点逐层分析，加以批驳。譬如，他称钱氏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相提并论予以比照，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妄比”，并说他是“近于对《尚书》的虚无主义了。这是今文学派中继康有为而更向前走极端的一人”[32] 。疑古思潮是极危险的倾向，在历史研究实践中，乃至发展到不顾史实，任改文献的地步。譬如孔子创制说，前赴后继，代有传人，殊不知，在孔子之前，叔向就说“三年之丧”的事了，这种不攻自破的学术研究为何在近一个世纪里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岂不是咄咄怪事？难道不值得我们查寻使其然的背后隐形因素吗？
（二）从天文历法的发展程度看“三年之丧”的可行性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出于对自然界及人类社会本身认识的有限性，对恒常自然现象的效仿，是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普遍现象。“法天地”的思想渗透于各种生活层面，这种思维模式也遍见于中国早期文献典籍中。常金仓先生说：“三年之丧在礼制上能否出现在尧舜之世，主要取决于当时在天文学上是否已经懂得三年置闰，因为古人认为礼本于大一，就是说礼文的制定必以天道为依归，人们认为三年一闰，天道小成（完成一个谐调周期），故取三年以为丧期之限。”[33]尧时，天文历法知识取得了重大突破，《尚书·尧典》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据此，崔述认为“历法始于尧”，他说：“此其记尧之命羲、和，何也？曰：记历法所自始，四时所由定，而岁所由成也……然历之为法，必积久而后差数可见，创始者势不能以周详尽善也，故必行之数百年，至尧，而后期之日数多寡可校，闰之疏密可推。”[34]金景芳先生从《易·系辞传》关于筮法的记载，研究得出结论：“尧时肯定已知道三年一闰，五年再闰。”[35]并称，尧时，正是由于懂得三年置闰这样一次具有划时代性质的制定新历措施，才会引来不轻许称颂人的孔子的一番赞美：“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可见，这种于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的新历的制定，使尧时的“三载”有了明确的界限，尧崩，其德深入人心，百姓以其治还敬其身，当是最自然的事。
（三）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也可作考察“三年之丧”起源的重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