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嵇康始终保持了遗世独立的气概来傲视王侯的权势。《世说新语·简傲》记载：钟会由于仰慕嵇康的大名，前去拜访他，而嵇康当时擂鼓不停，全然不理会他，钟会因此记恨，后借机报复，劝司马昭杀掉嵇康，罪名之一就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⑼。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是他与当时统治者不愿妥协、不想合作的宣言书，同时也是他的诀命书。山巨源即“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嵇康的老朋友。山涛为司马昭争夺在野派名士的中介人和调和当局与在野派名士矛盾的理想人选，在司马昭篡位夺魏政权前夕，任命他为吏部郎，山涛有意让嵇康先干，推荐了嵇康。嵇康为此大为不快，写了这封信，公开表示与司马氏不合作的立场。于是，司马昭便借故把他杀害了。嵇康的被杀，并不仅仅是因为反对司马氏的行为而导致的结果，司马昭杀嵇康，实实在在包含有打击名士们的对立情绪，给予严重警告的意味。从思想方面说，嵇康的被杀是“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言行为名教所不容；从政治角度讲，他却是不知不觉代表着当时名士们对于司马氏势力的不满情绪，他的被杀，是司马氏在权力争斗中的某种需要，即借一个有很大声望的名士的性命，以弹压名士们不臣服的桀骜。因此，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有三千太学生为救嵇康而请愿，但司马昭始终不肯赦免这个桀骜不逊知识分子的真正原因。
（二）以阮籍、刘伶、阮咸为代表的政治上具有尴尬两重性的隐逸派
这一派既为了逃避政治上的迫害，又不愿效命于当局，致使内心矛盾重重、苦闷极多，因而在生活上表现为纵酒任情、声色犬马。阮籍的政治心态，前面已述及，此处不再赘述。刘伶的《酒德颂》便颇具代表性。《晋书·刘伶传》载：“（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之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有一次，他喝多了，在屋内脱光衣服，人嘲笑他失礼，他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入我裈中。”⑽阮咸（阮籍兄之子）则也是“居母丧，纵情越礼。素幸姑之婢，姑当妇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从去，时方有客，咸闻之，遂借客马追婢，既及，与婢累骑而还。”又曾经与“群豕共饮”。⑾所有这些违背儒家正统的种种表现，诸如醇酒妇人的放荡、裸衣露形的不羁，实际是一种寻找特殊的感情宣泄方式，饮酒是为了麻醉，躲避险恶的人世；好色是为了刺激，找寻生命片刻的快乐。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在醇酒情色的刺激中暂时忘掉政治的黑暗和精神上的痛苦，这种既想保持独立人格而又不愿付出生命代价的政治上的两重性，即是这派名士政治心态的真实写照，这也对后世的知识阶层影响很大。
（三）以王戎、山涛、向秀为代表迎合西晋统治的仰禄之士派
他们既是西晋世族政治上的代言人，又是现实政治生活中切实维护当局统治的实践者。王戎是当时有名的玄学清谈之士，他出身于琅琊临沂的名族，祖父王雄为幽州刺史，父王浑为凉州刺史、贞陵亭侯，王戎本人也是一个“积实聚钱不知纪极”⑿的官僚大地主。所以，无论从那方面看，他与仰禄之士是没有多少不同之处的。据《晋书·王戎传》记载：王戎早年以儒家名节相标榜，其父“卒于凉州，故吏赙赠数百万，戎辞而不受，由是显名”，而另一方面，王戎又爱财吝啬之极，“获讥于世”。如此沽名钓誉的卑劣行为，他惯常运用于现实政治生活中，事实上，王戎虽然在表面上受玄学思潮的影响，但在骨子深处，仍未改变仰禄之士的本质特征。山涛与王戎都是彻底改节侍奉新主，从无为转向有为之士，但处世的指导思想有些不同，因而具体的政治行为也不同。山涛按照儒家传统以道自任，希望通过自身对政治的参与，能够实现儒家宣扬的仁政思想。其本质与东汉士大夫有一定相同之处。山涛出仕后，颇具政治才干，他出仕冀州刺史时，“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人怀慕尚，风俗颇革”。⒀山涛在儒家道德实践方面也堪称模范，他所器重的是供他施展政治抱负的时机。尽管同为西晋世族政治生活的实践者，并且都受玄学思潮的影响，但他做官的指导思想与王戎等人是迥然不同的，一个是仰禄，一个是济世。无怪乎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评论两人说：“山巨源（山涛）自有志于世，王戎尚爱钱，岂不爱官，故天下稍定皆复出，巨源岂戎比哉？”这正好道出二人处世指导思想本质的不同。至于向秀，自从其友嵇康、吕安被杀后，便迫于政治压力，应岁举入京师投到司马氏势力下为官，不过据《晋书·向秀传》记载，他“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可知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用这种消极隐退的方式来保全自身，遵守了明哲保身的传统处世哲学。
三、结 语
每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及政治择向，是该时代前赋文化与综合社会文化因素彼此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也是认识这一时代重要的社会多棱镜，阮籍及其他名士之所以有着不同政治心态的原因之所在，亦是如此。自从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封建专制主义一步步地扩展到了意识形态领域。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和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结合为一体，致使西汉以来的士阶层把儒家名教奉为神圣的行为准则和道德准绳，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士人的唯一出路。儒家所宣扬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成为最高的价值判断。至东汉中期以后，由于士大夫集团与外戚宦官的势力逐渐处于激烈的争斗之中，从而使士阶层的群体自觉意识与日俱增地明确表现出来。正如余英时先生所分析的那样：“盖自东汉中叶以来，士大夫之群体自觉与个体自觉日臻成熟，党锢狱后，士大夫与阉宦阶级相对抗之精神既渐趋消失，其内在团结之意态亦随之松弛，而转图所以保家全身之计……诚是也。自此以往，道术既为天下裂，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逐渐为家族与个人之意识所淹没。”⒁ （P317-318）面对祸福无常、安危莫测的动荡时局，魏晋士人发现生之不易，死之可期，从而迫使他们重新确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这为他们的政治择向定下了基本的格调，其政治心态是可想而知的。阮籍及其“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名士的政治取舍，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强大的专制权力之下，士人的理性和批判精神，不得不发生变化，士人向专制权力妥协、屈服甚或紧密地为专制王权服务，成为一种历史必然。伴随着士人人格的臣仆化，学术也日益御用化，士人丧失了先前作为社会知识和道德信仰承担者以及社会理性主体的地位，转换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官僚体系中的一部分。
①本文曾发表于《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注释：
[1]〔南朝〕刘义庆撰：《世说新语·任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两晋六朝文》卷四十六，中华书局，1958年（据广州广雅书局刻本复制重印）。
[3]〔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两晋六朝文》卷四十六，中华书局，1958年（据广州广雅书局刻本复制重印）。
[4]〔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乐广传》卷四十三，中华书局，1974年。
[5]〔三国·魏〕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见《嵇康集校注》（戴明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6]〔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7]〔南宋〕陈郁：《藏一话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8]〔三国·魏〕嵇康：《答难养生论》，见《嵇康集校注》（戴明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9]〔南朝〕刘义庆撰：《世说新语·雅量》注引《文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0]〔南朝〕刘义庆撰：《世说新语·任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1]〔唐〕房玄龄等撰：《晋书·阮籍传》卷四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
[12]〔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王戎传》卷四十三，中华书局，1974年。
[13]〔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山涛传》卷四十三，中华书局，1974年。
[1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