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晋之际复杂的政治环境，深刻地影响了以阮籍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精英①。面临着特定的政治选择，士人的理性和批判精神，不得不发生变化。士人向专制权力妥协、屈服甚或紧密地为专制王权服务，成为一种历史必然。伴随着士人人格的臣仆化，学术也日益御用化，士人丧失了先前作为社会知识和道德信仰承担者以及社会理性主体的地位，转换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官僚体系中的一部分。
关键词： 阮籍 名士 政治心态
魏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权迭变、朝代亟革、社会动荡的时期，也是一个文化演变及价值观念体系内在结构失衡及终极价值观念淡薄的时期。这尤其体现在以阮籍为代表的一批玄学名士身上，这一时期，是他们个体政治意识自觉与正统政治思维压抑相抗衡的时期，也是一个在政治上既有抗争，又有妥协，既有觉醒，又极力逃避现实的尴尬两难之时代，这也给后世的知识分子带来了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阮籍，及其他“竹林七贤”名士群体政治心态的文化考察，从而对变革时期附在传统社会统治者这张“皮”上作“毛”的知识精英们的价值取舍，做有一定的认识。不妥之处，见教于方家。
一、阮籍的政治心态
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对魏晋士风的演变有极精辟的见解，他说这一时期，按照传统的史学名词讲，是围绕着名教与自然的问题而进行的，在思想史上，这就是儒家和道家互相激荡的一段过程。老庄重自然，这对当时的个体解放有推波助澜之力，周礼重名教，其功效在维持群体秩序。魏晋士人在动乱的岁月中看清了儒家纲常礼教为君权服务的本质，他们大胆地蔑视名教，抨击君朝。阮籍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之一。
史载：“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⑴阮籍与裴頠对待同一件事的两种态度，便是名教与自然之争的典型表现。阮籍丧母，按儒家礼制的规定，丧礼最重，不可不隆重对待，因而有“三年之丧”的礼规，并且，丧礼在这一时期已不仅成为国家制度的重要部分，而且是现实生活中的一项不可或缺的礼仪风俗。但阮籍给了他最大的叛逆与嘲讽，不仅违背礼制大肆饮酒，而且全然不按礼制行事，完全是随心所欲的“自然”行为。不仅如此，阮籍还对遵循儒家礼制的所谓“君子”们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与极度的蔑视。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说：
世之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⑵
阮籍对礼法的厌恶和鄙视，可见一斑。他把那些墨守儒家陈规的所谓君子，讥讽为处在人裤裆中的虱子，语辞甚或有些尖酸，但其厌弃之情，跃然纸上。他在藐视名教的同时，还勇敢、大胆地批评和抨击封建礼教的最高统治者——君主，甚至竭力提倡和宣扬无君的社会。应该说阮籍的这一思想，远远超出了个体解放的范围，带有强烈的社会理性思考与关怀。他说：“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此非所以养百姓也。”⑶另一方面，由于阮籍身处的时代是：“世道多虞，朝章紊乱，清己中立，任诚保素而已” ⑷，他又不得不采取了大隐隐于庙堂之上的做法，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周旋于权贵之间，但明哲保身的政治心态使其处于政治上的尴尬境地。《晋书·阮籍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阮籍在《咏怀诗》第三十一首中表露自己的政治处境时说：“终日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嵇康也说：“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惟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⑸阮籍这种看似消极的人生态度和逃避现实的做法，成了保全自己最高尚又最安全的方式。但即便是这样，他仍摆脱不了俗世权威对他的控制，他又不得不换一种方式去交好他们，后人对此认识比较清楚。宋人叶梦得便说：“史言虽去职（指阮籍不作司马昭大将军从事——笔者按），常游府内，朝宴必预。以能遗落世事为美谈。以吾观之，此正其诡谲。佯欲远昭，而阴实附之，故示恋恋之意，以重相谐结，小人情伪有千载不可掩者。不然，籍与嵇康当时一流人物也，何礼法疾籍如仇，昭则每为保护，康乃遂至于是，籍何以独得昭如是耶？至劝进之文，真情乃见。”⑹叶氏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陈郁也说：“世论多以阮籍为放旷不羁之士，守礼法者羞言之，盖以迹而不以心也……当其王室不竞，强臣擅威，戮大臣如刺犬豕……而籍终以沉湎避，其察微见远，寄托保身，非高出数子之上，其能脱屣于祸阱哉！”⑺事实上，他选择了一种因苟合于乱世而付出了痛苦代价的生命态型。《晋书·阮籍传》载：“（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 阮籍的这种“不由径路”行为表现了他已无常规的人生道路可走，而当“车迹所穷”时，他从这种象征性的预示中，认识到了知识分子个体生命的巨大生存压力，无路可通，无希望可言，于是，他痛哭失声。由此可见，他无力解决理想报负与严酷现实、政治志向与个体生命保全之间的诸多尖锐冲突，因而，他选择了一种扭曲的人格世界，映照在其政治心态上，也便具有了明显的尴尬两重性。
二、“竹林七贤”的政治类型
客观讲，单纯以阮籍一人的政治行为及其心态来考察魏晋之际名士的政治取向，无疑是窥豹一斑而已，因此，我们便以阮籍的政治价值取向为界标，将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名士群体——“竹林七贤”的政治取向作一全面分析，进一步加深对该问题的理解。“竹林七贤”（即嵇康 、阮籍、阮咸、刘伶、王戎、山涛、向秀七人）作为这一时期不同类型名士的集合体，虽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玄学思潮的影响，相互间有着错综的交往，但却不是一个目标一致的政治集团。他们的政治价值取向有着很大的差异，大致来说，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以嵇康为代表反对世族统治的独立人格派，即与传统官方统治思想相对立的新思想的代言人
王弼一派的玄学家把儒家名教说成是茫茫宇宙中的一种绝对精神，即“道”或 “自然”，并说这是冥冥之中昊天上帝的绝对命令。这种将儒家名教神秘化、神圣化的宣扬，无非是为统治者进一步巩固统治张目而已，嵇康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方面，在哲学问题上，嵇康提出了二元论，以此来反对从天上掉下来的儒学；另一方面，嵇康对儒学本身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大胆地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并且针对儒家所宣扬的“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的观点，他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勇敢地指出：“今若以明堂病舍，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焦，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谈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则吾子虽好学不倦，犹将阙焉。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嵇康甚至“非汤武而薄周礼” 、，“轻贱唐虞而笑大禹”。乃至对孔子也进行了无情的嘲讽，说孔子“ 修身以明污，显智以惊愚，籍名高于一世，取准的于天下。神驰于利害之端，心惊于荣辱之涂”⑻。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嵇康蔑视名教、猛烈抨击君朝的大无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