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回族的空间分布非常广泛，不同地区的回族因自然地理和人文区位差异而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表现出各自的特点，所以对回族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整体把握应当建立在尽可能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基础上，开展更多的以村庄社区为单位的田野调查。从这个意义上说，宁夏南部是从事回族研究的民族学、人类学工作者不应绕开的田野工作空间，如果缺少了对宁夏南部回族社会的深入调查和研究，要完成对回族社会的整体理论建构是很困难的。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传统的农村回族社区中度过的，接受过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洗礼，就像露丝·本尼迪克在《文化模式》一书中所指出的：“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也就是他的不可能性。”而当我离开自己曾经生活过的社区并接受民族学的专业训练之后才感到，我所拥有的那些习惯和意识并不是关于自己民族的全部知识，很多回族成员都有这些知识和习惯，但作为学习了民族学专业的回族成员，我越来越觉得应该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来研究和思考这个民族。在作这份博士论文之前的近十多年里，我曾对回族的“教坊”社区、回族的人文社会性格、西海固地区的伊斯兰教做过调查和研究，但总觉得没有获得对回族社会深层结构的认识，也没有从已有研究成果中获得这一方面的系统知识。
本书试图通过在单家集的田野考察实现以下几个预期目标：第一，取得较为丰富的民族志资料。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对宁夏南部回族的社区形态、日常生活、宗教信仰、劳动生产、文化教育、村庄权力、社区变迁等进行客观、详细的记录和描述。第二，通过对村落史的复原性重建，透视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兴衰与国家体制和区域性的社会历史变动之间的关联性。我将借助口述史方法抢救单家集人脑海中关于他们自己历史的记忆，并试图借助相关文献把这些记忆的残片进行拼接和整理，勾勒出单家集村落演变的脉络。第三，观察一个回族村落在我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正在发生的变化及未来走向。第四，在整理和分析民族志材料的基础上，探寻乡村回族社区发展变迁的动力机制，对某些社会文化现象作出理论阐释。第五，提出政策建议，为政府部门在宁夏南部农村回族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有关决策提供参考意见，以提高区域发展政策的可靠度和有效性。
四、理论与方法
（一）理论背景
在整个调查研究过程中，我将以三种理论框架为取向，力求从观察和了解村民的日常生活入手，在描述和分析过程中使用规范的概念、技术工具来解析乡村回族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变迁。尽管我的调查和分析将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展开，但最终的结论将在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事实的基础上形成，而不是拘泥于现有的理论樊篱之中。
1.历史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研究现实问题不能脱离历史，应当在历史过程中把握现实社会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因为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历史则是现实的过去，不仅历史作为过去展开了今天的现实过程，而且现实作为既存也展开了过去的历史。由此可以看出，历史社会学关注社会学研究中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主张把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放到历史过程中展开。布迪厄认为，从历史中揭示出现实问题的演化脉络，对于更深入地理解现实社会的矛盾关系和复杂结构是十分有意义的。历史社会学给我们的启示是，研究者在理解和分析所观察到的现实现象时应该有一种历史学的意识，借助对历史的追忆来把握现实社会结构的成因与未来走向。
2.相互联系的社会发展模型。这是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提出的一个有关社会体制发展的概念性框架。速水佑次郎在《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一书中把社会和文化遗产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以及利用它们加速创新和发展的基本手段作为主要议题。他认为，考察制度和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经济增长对这些因素的影响；理解经济变量的数量扩展同文化与制度相互作用的过程等是发展经济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他特别强调特定文化内生出的制度变迁的作用，即利用根植于传统的规范和习俗，创造出一种能够最好地开发新的经济机会的经济制度。按照速水佑次郎的解释，社会体系中由文化与制度构成的“文化—制度子系统”和由资源与技术构成的“经济子系统”是相互作用的，并且经济子系统的生产力是以社会中的文化和制度为条件的，图1上部作为社会系统组成部分的文化和制度，对位于下部的经济子系统往往会产生重大影响。该理论模型的特点是揭示了社会系统各要素间的相关互动性，尤其是文化—制度要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因此，该模型对于本论文的研究是有参考价值的。
3.文化—社会资本理论。文化—社会资本（cultural and social capital）理论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布迪厄指出，实际的经济实践过程是包含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家庭传统、阶层差异、社会结构、教育策略、性情倾向、惯习、兴趣、场域结构等在经济实践活动中都发挥着作用，资本除了经济资本外，还有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布迪厄超越单纯经济学的视野，力求在具体性和差异性中透视文化资本。他把文化资本区分为三种状态：具体化状态、客观化状态和体制化状态。具体化的文化资本，是指与个人的身体直接联系的文化资本，是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而储存于个人身体中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和文化修养。客观化状态的文化资本是以文化商品形式存在的，它是文化观念和文化能力的物化。体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是经过某种制度确认的文化资本，它的常见的或典型的表现形式是通过毕业证书、单位证书或职称证明等确定的学术资格或文化程度。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同网络结构理论有密切联系，一方面可以把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看成是对格兰诺维特网络结构理论的接受与发挥，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它看作网络结构的内容之一。社会资本具有如下特点：首先，社会资本是一种从中可以吸取某种资源的、持续性的社会网络关系。其次，社会资本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关系。再次，社会资本具有潜在性和现实性，只有当社会网络被行动者调动或利用时，它才能以某种能量或资源发挥资本在实践中的作用，这时它就是现实的社会资本，否则就是潜在的社会资本。
（二）调查方法与过程
1.调查方法。为了较好地实现预期目标，提高论文质量，我的田野工作主要采用以问卷调查为主、以参与观察和个别访问为辅的方法。问卷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可以进行量化分析的数据资料；参与观察和个别访问则是对问卷资料的丰富和补充，同时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印证问卷资料的可靠度。单家集共有768户回族，根据社会统计学的抽样经验，我把样本量确定为总体的30%，然后采用等距抽样的方法从768户中抽取230户作为统计样本。等距抽样属于随机抽样，由于我们所得到的《兴隆镇计划生育情况摸底〈单家集分册〉》是以户为单位并且是随机排列的，所以采用等距抽样既符合随机抽样原则又便于操作。在已知总量、样本量和抽样比例等数值的条件下，根据K=N/n的公式可计算出理论抽样距离为3.3，但在实际抽样过程中，我们所确定的抽样距离是3，然后按照顺序编号每隔3户取一个样本，最后所抽去的样本量为232户。问卷名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入户访问表》，包括25个问题，内容涉及被访者年龄、受教育情况、行业类型、劳动时间分配、耕地占有、生活质量、人口流动、婚姻状况、两性地位、家庭收入、宗教活动等诸多领域。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32份，实际回收210份，回收率为90.5%，其中有效问卷192份，占发放问卷总数的82.8%。
2.调查过程。我对单家集的第一次调查是2000年7月22日至8月12日进行的，当时的调查虽然不是为了本书的写作而展开的，但这次调查使我对单家集的历史、宗教与经济发展状况有了初步了解，尤其是收集到了该村回族穆斯林宗教生活方面的资料，这可以算作是尝试性调查。博士论文题目确定后，我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机会到单家集进行了第二次调查，时间是2003年7月12日至8月26日，这段时间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村庄里应该是最忙的季节，但单家集人却认为这是他们的淡季，这主要与他们所从事的非农产业有关。对单家集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旺季在上一年度的9月份至第二年度的3月份，在这段时期里，单家集的牛羊屠宰、土豆加工、皮张贩运等行业相当繁荣。为了能够切身体验单家集经济生产活动的旺季，我于2003年9月23日三进单家集，利用国庆前后大约15天的时间完成了对该村非农产业发展等方面的调查，此后正式进入研究写作阶段。这段时间所开展的调查是在持有可行调查方案和详细调查表的情况下完成的，因此属于正式调查。2004年7月16日至8月24日，我在单家集进行了为期1个多月的补充调查，并利用这次调查的资料对论文初稿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全部田野工作时间累加起来约有140天，将近5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