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单老爷之死。单姓回族的先辈中曾出过几位比较有影响的人物，其中常常被人们提起的一位就是单老爷。单老爷生活在清末至民国时期，是单家集近代史上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单老爷的真实姓名叫单世魁（1874年~1926年），是三房头人，该村仍健在的单文芳是单老爷的嫡孙。单世魁20岁中武举，擅射弓，生前担任过平远县（今同心县）警佐之职。他武艺高强，但为人慷慨，仗义疏财，从不以强凌弱，尤其注重加强民族团结，对本村边姓汉族明确采取尊重和保护的态度，在当时的平凉、静宁、隆德一带享有较高威望，和官府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他和平凉府的张邦统是拜把子兄弟，他去静宁时，静宁县县长要亲自出城迎接。
1926年12月，冯玉祥将军率领的国民革命军进入甘肃省，他手下一个叫吕希廉的营长带兵路过单家集。吕希廉一到单家集就把单老爷抓了起来，并要求他为部队提供100匹马，扬言如果不给马就把单老爷带走。单家集人为了保单老爷，凑了70多匹马，其余的折成钱给了他们。不料这些散兵游勇得到马和钱款之后并不满足，要求单老爷为这些马匹配上马鞍。在这种情况下，单老爷只好挺身而出，跟着部队走了。村里人知道单老爷这一走凶多吉少，便派了几个人在后面跟随。等走到六盘山的庙儿坪一带时，人们听到了一声枪响，单老爷被杀害了。乡亲们把他的遗体抬回村里并按照伊斯兰教教规送了“埋体”，来自秦安、静宁等地的回汉族群众1万多人参加了葬礼。单老爷之死给单家集人心上蒙上了一层阴影，人们隐隐约约感到这件事情或许与集市有关，但当时都保持了沉默。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人们的猜测，单老爷之死与单家集和高窑寺之间的集市之争有关。高窑寺就是今天的兴隆镇政府驻地，是一个以同治时期被安插的陕西籍回民为主体而形成的聚居村落，两村相距3公里左右，高窑寺在北，单家集靠南。历史上，单家集多由静宁县管辖，高窑寺则隶属于隆德县。1953年12月，两村分别从静宁县和隆德县划入西吉县。
每逢农历的初一、初四、初七、十一、十四、十七……依此类推，各地的人都要前来单家集赶集交易，而当时的高窑寺没有集市。就在单老爷被国民军散兵游勇杀害的几个月后，单家集人把四日集让给了高窑寺。从采访中得知，单家集和高窑寺之间的集市之争早在同治末年就开始了，这种争执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长达100多年之久，期间曾多次出现打架、互相拦堵赶集的商人等集市风波。单老爷被害是双方集市之争不断加剧的结果。
那么，吕希廉为何要向单家集人勒索钱款和马匹并拿单老爷的身家性命相要挟呢？原因有三：第一，从光绪初年到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单家集一带风调雨顺，粮食连年丰收，集市也持续繁荣，人民生活殷实。第二，单姓家族祖祖辈辈是顺民百姓，在历次社会政治动荡尤其是多次回民起义中，单姓回民都没有参与，从而避免了战乱之苦，保持了村落经济的持续繁荣。第三，单老爷是单姓家族的族长，也是单家集集市的保护者，由于他武艺高超，行侠仗义，广交朋友，在地方上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声望，因而就成了高窑寺人争夺集市的最大障碍，但用合法、正当的方式又对他奈何不得，于是就想出了借军人之手除掉单老爷的主意。单老爷死后，高窑寺的商人集资贿赂静宁县的新任县长，同时又用400块银元买通了单家集的单进孝，在单家集内部打开了一个缺口，最终达到了在高窑寺立集的目的。高窑寺不择手段争夺集市的行为引起了单家集人的强烈不满，单家集的陕西籍回族立誓不再与高窑寺人通婚。
单家集由隆德和静宁两县分治后，单姓家族被分为北头子和南头子两部分。由于集市在北头子，从而使南头子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单进孝的父亲单毓秀是单老爷的堂叔，两人生前曾因集市利益分配问题发生严重冲突，后来，南头子获得了对粮食市场的支配权。单老爷去世后，单进孝成了单家集的庄主和单姓家族的族长，可他在单家集人心目中是一个劣迹斑斑的人，单家人甚至把单进孝看做是导致单姓家族衰落的罪魁祸首，这是因为他不仅贪图私利把四日集让给了高窑寺，还曾勾结驻静宁县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假借开骡马大会之名在单家集开设赌场长大半年时间。国民党军队在赌博中“输打赢要”，使村里的许多人倾家荡产，他自己却从中获得了200多亩的土地。单家集实行保甲制度后，单进孝还曾当过一段时间的保长，后来迁到西河村居住。
2.集市的衰落。高窑寺之所以要花400个银元收买单进孝，并从单家集的一、四、七日集中刻意选择四日集还暗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在当地方言中，“四”和“事”同音，所以没有了四日集就意味着单家集“没事了”，“没事了”就是指不行了、衰落了。单家集人虽然把四日集让给了高窑寺，但单家集的集市并没有像高窑寺人所希望的那样很快衰落。这是因为，单家集的集市历史悠久，在周边地区知名度高，许多外地人知道单家集，但不知道隆德、静宁。单家集人爱惜自己的名声，村庄风气好，非常注意维护前来赶集、经商的人的利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就是对客商不能有丝毫的磕撞。单家集回族既崇文又尚武，过去设立过武馆，出过好几个武秀才。老人们说，单家集人“顾朋得很”，也就是说很注意对群体内部个体成员的保护。单老爷在世的时候，视本村边姓汉族同胞如同家族内部的人，谁要欺负了边家，单家人就会站出来说话，主持公道。单姓回族处理与外来群体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做“善良的强者”，他们通过习武、增强社区内部的团结等方式塑造自己的强者形象，但又不以强凌弱，同外村人发生矛盾的时候更强调以温和的方式解决问题。
尽管如此，单家集的集市毕竟由原来的三天一个集变成了五天一个集，而高窑寺的人为了立起自己的四日集（十天一个集），对从北路来的商人和赶集者采取堵截等办法，使单家集集市的货物和人口流量较以前大为减少，集市因此逐渐走向萧条。
单家集集市衰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解放后的体制变革。1953年，单家集从静宁县划归西吉县，成为西吉县的一个乡，当时集市还存在。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县人民政府把两个有着历史恩怨的社区合并为一体，单家集（单民）成为兴隆公社的一个大队。由于当时提倡赶兴隆的“社会主义大集”，曾经长期留居单家集的山西、河南、陕西籍商人和手工业者被要求迁往兴隆，大部分商人因此返回原籍，单家集的集市也就被自然取消了。1962年搞“三自一包”，县上指定兴隆恢复集市，可单家集的集市却很快得到恢复。但好景不长，1966年搞“四清”运动时，兴隆税务所派人到单家集追撵赶集的人，阻止他们开店铺、摆摊子，自发恢复起来的集市很快又衰落了，这样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四）单姓回族人口的外迁
据村里人说，经过数百年的生息繁衍，单姓回族人口数量现今已发展到5000多人，其中居住在单家集的不到3000人，在不同时期以各种形式迁出该村的单姓回族人口超过2000人，他们主要分布在新疆、甘肃和西吉县地区。随着外姓的迁入和单姓家族内部的繁衍，单家集人口规模不断增大，从而使人们的生存面临巨大压力。从调查到的情况看，单家集人应对人口压力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开垦新的土地；二是从事非农业生产。单家集人之所以很在乎集市，注重对集市的管理和维护客商利益，是因为集市对于他们的生存来说太重要了。据老人们说，过去，单家集种地的和在集市上卖小吃、做其他小生意的大约各占50%，很多人没有土地，日常开支、用度对集市的依赖性极强。从这个意义上说，单家集和高窑寺之间的集市之争实质上就是利益之争、生存之争。第三种方式就是外迁。
单家集人的外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因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等而在外地找上了工作并永久居住下来。据单家集老支书许文杰的统计，单家集以各种形式外出工作的有600多人，主要分布在宁夏、甘肃等省区的银川、固原、西吉、静宁、兰州等地。另一种是因为生活所迫、政治变革等引起的外迁。单家集最早的人口外迁发生在清末到民国时期。当时，很多外姓回族从各地相继迁入单家集，就在这个过程中，该村出现了走口外、上新疆的情况，迁移的理由是那里能养活人。值得注意的是，该村单姓人口的外迁与外姓人口的迁入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人们都是为了试图改善生存状况而迁移，当外姓人口逃离他们无法生存的地方而迁居单家集时，必然要设法瓜分老住户的生存资源，例如进入集市做买卖、通过和单家人结亲获得土地等，从而造成对老住户的生存挤压现象——新来户获得了比迁居以前更好的生活条件，老住户会因为各种生存资源的减少而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成为外迁的推力。
单家集人口的大量外迁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外迁者以单姓回族为主。1951年土地改革时，该村迁出100多户人。1958年~1963年，该村先后有几十户人迁出。这两次较大规模整群迁移的主要目的地是新疆。20世纪60年代，西吉县搞返迁，县上抽调专人组成工作组到新疆做动员工作，后来只有少量人的返回，大部分留居。此后，仍有生活贫困或家庭成分不好的住户零星迁往新疆。据估计，目前居住在新疆地区的单姓回族有200多户，1000多口人，主要分布在乌鲁木齐、哈密、昌吉、米泉、特克斯、新源等市县。另外，兰州塔山附近的单家湾居住着10多户单家人，海原县城西郊有20多户，彭阳县新集乡单家湾有30多户，隆德县桃园乡马儿岔村有10多户，西吉县王民乡姚坡村有10多户，他们都是民国以后相继迁出去的，均以单姓回族为主。近年来，不断有外地的单家人到单家集来寻根、上坟，单家集的一些单姓老人也到新疆等地探访离开家乡的亲人。老人们说，单家集的单家来到这里的时间较早，所以分散在西北地区的单姓回族基本上都是从单家集出去的。
三、一段光荣的历史
单家集也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历史传统的村庄。1935年8月至1936年8月间，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北上和西征途中曾三次来到回族聚居的单家集、兴隆、公易等地，第一次是由政委吴焕先和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等率领的红二十五军来到单家集，第二次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率领的中央红军来到单家集，第三次是由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等率领的西征红军十五军团来到单家集。
红军第一次来到单家集时，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和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红军领导人来到清真寺，赠送了“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锦缎匾额和6个大元宝、6只绵羊。随后，阿訇带领回族群众向红军回赠了“四色礼”和羊只。1935年10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同志率领的中央红军从界石铺出发，沿西兰公路过葫芦河来到单家集，受到当地回族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在单南陕义堂清真大寺摆“中合”、设“九碗席”欢迎红军首长。老乡们腾出自己家的房屋、窑洞给红军战士住宿休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被安排在单南清真寺北侧的回民家里住宿。张闻天同志深有感触地说：“这个地方的回族群众是这样热情地迎接我们，我们只要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革命事业一定能胜利。”如今，毛泽东等同志会见老阿訇马德海的北厢房和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住宿的民房已被当地群众作为珍贵历史文物保存了下来。红军第三次来到单家集后，驻扎了很长一段时间，并帮助成立了单家集苏维埃回民自治政府，由穷苦人出身的马云清任主席。马云清的儿子马国选（现年71岁）回忆说：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给我讲过，红军真正是穷人的军队。他那时候靠在集市上卖包子过日子，家里穷得很，吃了上顿没下顿。红军来的时候，清真寺里的阿訇带头欢迎，从西河沿（葫芦河畔）到南大寺（陕义堂清真大寺），沿路摆上桌子，上面放着茶水、点心、红枣、花生，这是很隆重的欢迎，是我们回民“搬阿訇”的时候才采用的礼节。当时并不知道谁是毛主席，就知道有个红军首长。1976年，毛主席当年的警卫员陈昌奉同志来过单家集，他说当时被请到清真寺里的那个红军首长就是毛主席。红军到单家集后写的标语是“保护清真寺”、“回汉人民是一家”、“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等。红军在清真寺门口站岗，寺周围还架着机关枪，拉着电话线。国民党政府知道红军来到了单家集，飞机来过三次，是从南边过来的，在南大寺和北大寺各投过一个炸弹，现在还有弹坑的痕迹。
苏维埃政府有组织机构，我父亲是苏维埃政府主席，马忠元、罗宗孝是副主席，马进山是财政委员长，阎占海、单巨才任粮食委员，马尚德任抗日宣传委员。苏维埃政府还组建了游击队，红军支持，我父亲组织，游击队队长是个陕西人，在单家集做生意，是个穷人。游击队每人一条枪，主要是打土豪，为红军战士筹粮款，那个时候叫“办粮台”。部队走的时候每人15斤粮食，是炒熟的米、麦子，吃的时候方便。当时来的部队有好几个师。红军走的时候给我父亲送了个条幅，给了一件马褥子、一件大衣。红军到来后穷人高兴得漫起了花儿：单家集本是宝坑坑，回回（回民）本是攒劲人，只怨扫帚遮了镇，年年月月没光明。猛听红军进了镇，精脚片子出了门。往常夜里看不清，那夜集上亮晶晶。月亮星星钻了云，亮的是红军头上的红五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