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武功之赏较轻。魏源在《圣武记》中说：“国初斩将搴旗，殉难死绥之人，往往仅荫一子入监读书。”对在战争中立有大功的清军将帅，其封赏是有所限制的。如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降清的洪承畴，在清军中任总督、经略，率军从关外杀入关内，镇压江南抗清义军，立下汗马功劳。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受命经略湖广、两广、滇黔，镇压各部农民起义军，收复五省。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攻占云南后凯旋回京，仅授予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明朝降将中，除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四将外，洪承畴可以算是地位较高，归降较早，立有大功的战将，但得到的封赏的确不算很高。清初其他降将的封赏也大致如此。清军从士卒当中提拔起来的将领，在战争中立有战功，其封赏也是较低的。康熙时期的名将宁夏提督赵良栋、平凉提督王进宝，十八年（公元1679年）出兵参加平定三藩之乱。两将在平三藩之乱中战功显赫，但论封赏，赵良栋却因失建昌之过，以功抵罪被夺官。至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康熙帝“念良栋克云南，廉洁守法纪，复将军提督原衔”，到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才仅授一等精奇尼哈番。王进宝也大致如此，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平定平原、固原后论功，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可见清朝前期赏功封爵有所限制，控制较严。由于清前期军风吏治较为肃整，将帅治军也较为严格，将士在战场还能奋勇效力，但选将如不能破格拔擢，其封赏不足以鼓励军心，久而久之，将帅军士忠义奋勇之心必受其挫。且汉人封五等爵位，又无世袭例，消极影响颇大。
随着清军统一全国，大规模军事行动随之停止，清朝进入繁荣发展的阶段。然而承平日久，则人习宴安，清朝军队开始变得没有朝气，将疲士惰。乾隆即位后，边疆叛乱不断，农民起义也相继而起。乾隆善文好武，自称文治武功为古今第一人，为振励戎行，巩固自己的统治，他重视驭将励士，注重明赏严罚，一改过去封赏较低的做法。从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始，概予以汉人封爵位，世袭罔替，追授了一批名将爵位。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追进赵良栋、王进宝一等伯，世袭罔替。
为了明确赏罚之制，乾隆在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颁布了《行军简明军律》，严格规定了几十条赏罚条例。将士在战场上只要勇于作战，都可获得从赏银到授予世职的不等奖赏。魏源在《圣武记》中论述说：“国朝武功之赏，至乾隆而始重。”在用将方面，乾隆也是“尤多破格用人，不次拔擢”。最为著名的要数任举、高天喜二将。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固原兵变，夜攻提署。固原游击任举闻乱，单骑诣鼓楼鸣角，叛兵惧而退，追斩十余人，擒四十余人，击败攻城叛军，即擢参将。十二年（公元1747年）征金川，骁勇善战，乾隆谕谓：“在军诸将狃于瞻对之役，庸儒欺蒙，已成夙习。今别用举等，皆未从征瞻对，无所掣肘，宜鼓励勇往。”前后一年时间，任举由游击升至总兵，可见乾隆破格用将的气魄。任举战死于金川后，乾隆“阅疏为泣下”，并谕：“举忠愤激发，甘死如饴，而朕以小丑跳梁，用良臣于危地，思之深恻。”命视提督例赐恤，加都督同知，谥勇烈，祀昭忠祠，以示厚爱之心。
高天喜是乾隆一手破格提拔起来的另一位清朝名将。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高天喜以甘州守备，随参将迈斯汉援副将军兆惠击噶尔丹部于北路，风雪道梗单骑往探，奋欲赴援，为迈斯汉所阻，乾隆诏革迈斯汉职，即以高天喜代为参将。一年之内由守备升至总兵，连跳数级，在明清一代也实属罕见。高天喜在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回疆之役中战死。乾隆御制诗悼之，称其为“绿旗中第一人”，“祀昭忠祠，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图形紫光阁”。乾隆破格用将，不次拔擢，重封重赏高天喜之例最为典型。在这种重赏拔擢政策下，乾隆一朝涌现出一批打仗勇猛、能征善战的将领，取得了一系列战争的胜利。
乾隆驭将，赏固信，罚亦严。对有功之将予以重赏，对于无功败将则处以重罚。平定大小金川之战，总督张广泗率军在近两年时间里仅攻下五十余碉，进展迟缓，且死伤惨重。十三年（公元1748年）乾隆加派大学士讷亲为经略，至川指挥作战。张广泗与讷亲闹矛盾，各持己见。进攻四月有余，损兵折将，仍毫无进展。乾隆将张广泗、讷亲撤职诛杀，以示军威。此次统兵将帅出征不能努力作战，故意迁延，教训惨痛，为此乾隆针对将帅贻误军机的问题，特意研究讨论增军律三条：“一、统兵将帅苟图安逸，故意迁延不将实在情形具奏，贻误军机者，斩立决。二、将帅因私忿妒嫉推诿牵制，以致糜饷劳师贻误军机者，拟斩立决。三、身为主帅，不能克敌，传布流言摇惑众心，借以倾陷他人贻误军机者，拟斩立决。”此三条针对将帅的军律制定后，乾隆对于那些再敢“玩寇劳师”不努力作战者，坚决严惩不贷。
乾隆一朝武功极盛，大的战役有十次，均获胜利，乾隆为此志得意满，夸耀“十全武功”，晚年自号“十全老人”。这十次战役的起因和性质不同，如何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我们姑且不论，但这十次战役清军之所以最后均获全胜，与乾隆实施信赏严罚的驭将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每次战役他亲自遴选将帅，批阅奏章，每克一城，都要举行盛大仪式，祭告宗庙，重赏有功的将士，破格拔擢将弁，并在紫禁城建紫光阁，将战役中有大功之臣绘于其上，为其赋诗立传，极尽渲染之能事，以励将帅奋进之心。与此同时，乾隆帝对那些在战场上不能勇敢作战，临阵退缩的将帅；不能和衷共济，争功嫉能的将帅；不能遵守军纪，腐败无能的将帅，均严惩不贷。在十次战役中乾隆诛杀身为皇亲国戚、王公权贵的高级将领不下数十人，可谓用典严峻。乾隆重赏严罚的驭将方法和严明治军的精神值得加以总结和借鉴。乾隆赏固信，罚亦严，如此贯彻，确能励将奋进。难怪为此志得意满，夸耀“十全武功”，自谓“十全老人”了。
乾隆的重赏严罚管人法，可说深得另一位管人大师曹操真传。曹操管人术虽有多种，而赏罚分明得当，则为重要方法之一。
曹操历来坚持有功就赏，有罪就罚，一视同仁，不分贵贱。汉末十八路诸侯共讨董卓时，董卓勇将华雄连斩联军数员大将，诸侯中无人可敌。此时，尚为平原县令刘备手下一名马弓手的关羽挺身请战。袁术当即怒斥，命人赶出。而曹操却说：“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迟。”结果，关羽片刻间便提华雄头进帐报功。接着，张飞鼓动诸侯乘势进兵杀入关中以活捉董卓，袁术仍怒喝：“量一县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扬威！都赶出帐去！”此时，曹操再次反驳说：“得功者赏，何计贵贱！”
曹操动用赏罚手段时，往往赏多于罚。部下只要有功，必给相应奖赏，而且针对不同的人、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奖励。曹操在庆贺铜雀台建成时，进行比武活动，为了增强喜庆气氛，竟设法搞了一次人人获胜、人人有份的物质奖励。在与李催交战中，许褚连斩二将，曹操即手抚许褚之背，把他比作刘邦手下的猛将，激动地称赞说：“子其吾之樊哙也！”当荀彧弃袁投曹后，曹操见其才华出众，当即把他比做刘邦手下的谋士张良，高度赞誉说：“此吾之子房也！”一次，在与关羽交战中，徐晃孤军深入重围，不仅获胜，且军容整齐而归，秩序井然，曹操当即把他比做汉朝的名将，大加赞赏地说：“徐将军真有周亚夫之风矣！”曹操引用历史上杰出人物做比，对部下及时给予高度评价，这种精神鼓励，实际上超过任何物质奖励的作用。
曹操特别重视奖惩手段的诱导教育作用。这不仅表现于他对待自己的部下上，也表现在他对于敌对营垒将士的处置方法上。曹操特别敬佩关羽“事主不忘本”的忠义精神。当关羽得知刘备下落，立即封金留书而去，曹操则对部下说：“不忘旧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当效之。”袁绍谋士沮授被俘后，明确表示不肯投降，曹操越发以礼相待，后沮授盗马私逃，曹操怒而斩之。沮授临刑而神色不变，曹操后悔地说：“吾误杀忠义之士也！”命以礼厚葬，并亲笔题墓：“忠烈沮君之墓。”与此相反，对卖主求荣者，曹操则一向深恶痛绝。曹操部下侍郎黄奎与马腾勾结欲刺杀曹操，与黄奎之妾私通同时也是黄奎妻弟的苗泽向曹操告密，使曹操擒获了黄奎和马腾。曹操不仅不赏赐苗泽，却认为苗泽为得到一个妇人，竟害了姐夫一家，说：“留此不义之人何用！”终将苗泽与黄奎之妾一并斩首。
奖惩本身并非目的。受奖者，励其用命之忠，使之感恩戴德，更加效力于己；受惩者，责其背义之行，臭名披露，用以警戒部下深思，这可谓曹操用人的独到之处。综观蜀、魏、吴三国，虽各有杰才，但以魏国人才最多。聚拢在曹操手下的谋臣不胜枚举，而且这些人，一旦投到曹操手下，便不仅能够各展其才，而且皆能死命效力，少有叛变离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