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汪少华
古人有“郢书燕说”与“辽东白豕”的典故，意在讽戒穿凿附会与少见多怪。客观地说，由于时代的日新月异，今人与古代诗文愈来愈远，愈来愈隔膜，少见多怪是必然的；快节奏的消费时代缺乏精雕细琢的氛围，遭遇功利困扰的训诂实践，也不可避免郢书燕说。惟其如此，就训诂学这门古老的学科而言，运用传统而科学的训诂方法，有针对性地进行方法训练和实践指导，关注并解决古籍整理、辞书编纂和语文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这与理论建设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许嘉璐先生在1980年代曾强调：
任何一种语言，特别是它的词汇，无不受使用该语言的人们在其中生活的环境的制约。文言几乎伴随着封建社会延续了两三千年，它所反映的生活，特别是各个时期的风俗习惯（包括某些制度），前后变化很大，有些已不为今人所熟悉了解。这就给我们的注释工作增加了困难。根据古今习俗的差异，对有关词语做出准确的注释，让读者正确地认识古代社会，是古书注释者的责任。
语言为全社会所共有。语言的任何一个“零件”必须为整个社会所了解、所公用、所遵循，否则语言就完不成其作为交际工具的任务。这一特性体现在语词上，就是它的每个含义与用法一定是“无独有偶”的，即不但“在这里”这样讲、这样用，在别的地方也应如此。古人不信孤证、重视前人有无成训，就是这个道理。
训诂实践中出现的典型问题，就是由于对古代生活习俗的不了解，由于对语言社会性的忽略。例如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长干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对于其中的“床”，二十多年来新解不断，竟然有五种之多：
第一种：“床”是榻，长0．84米，只能容一人独坐。《初学记》卷二十五引《通俗文》曰：“床，三尺五曰榻，八尺曰床。”《释名·释床帐》曰：“人所坐卧曰床……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李白《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小姑娘“门前”摆上一张卧床，当然说不通，也只能是榻。东汉的一尺约合公制24厘米，三尺五为0．84米。
第二种：“床”是马扎，古称“胡床”：“李白拎着一个马扎，坐在院子里，在明月下思乡。唐代的窗户非常小，月亮的光不可能进入室内。尤其当你的窗户糊上纸、糊上绫子的时候，光线根本就进不来。”
第三种：“床”由“胡床”演变而来的“绳床”：“如果是睡眠之床，作者躺在床上，诗中所用‘举头’、‘低头’也是不好解释的。……唐明皇时期对胡床进行了改进，增加了高度，并设置靠背，成为类似现今使用的折叠式躺椅，具有坐、倚、卧的功能。……诗人在庭园中，倚靠在绳床上假眠，于似睡非睡的朦胧之中，身感凉意，看到绳床之前洁白的月光，便‘疑是地上霜，了。”
第四种：“床”是井栏或辘轳架（汲取井水的起重装置）。理由是：1．果真是睡在床上，就只能说“开眼”望明月，“闭眼”思故乡；头靠着枕，怎么好一下子“举头”又一下子“低头”呢？2．普通老百姓的“床”都是靠墙放的（北方的炕更是固定于墙的），怎么能绕床骑竹马、弄青梅呢？3．解作“卧床”，“疑是地上霜”句无法索解，因为室内不可能结霜，在卧床上看不见地上霜。释“床”为井栏的专文节录如下：
“床”，古义又作“井栏”，《韵会》称“床”为“井干，井上栏也。其形四角或八角”。《淮南王篇》（见郭茂倩《乐府诗集·舞曲歌辞》）有“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浆”之句，“床”也作“井栏”解。《淮南王篇》以后，诗人们写到井栏，多用“银床”或“玉床”。庾丹《夜梦还家诗》：“铜瓶素丝绠，绮井白银床”句，直接由《淮南王篇》脱出。又如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梧桐落金井，一叶飞银床。”李商隐《富平少侯》：“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纳兰性德《虞美人》：“银床淅沥秋梧老。”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怀余对酒夜霜白，玉床金井冰峥嵘。”王琦注云：“古乐府多有玉床金井之辞，盖言其木石美丽，价值金玉云耳。”
有人曾指出“床”字可解作“辘轳架”，并引浦起龙《读杜心解》载杜甫《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风筝吹玉柱，露井冻银床”句引《名义考》：“银床，辘轳架。”此义差近。如果我们把前引各诗句中的“床”字解作“辘轳架”，均可通。
第五种：《长干行》“绕床弄青梅”的“床”是几案：
“床”，尚有几案（今称桌）一义，为历来字书、词书所未列，下先举《太平广记》中数例：卷111王琦条：“又见床舁珍馔，可百床。”卷115张法义条：“录事署发文书，令送（法义）付判官，召主典，取法义前案（按即案卷），簿盈一床。”卷129彭先觉条：（彭博通力大）“尝与家君同饮，会瞑，独持两床降阶，就月于中庭，酒俎之类，略无倾泄矣。”以上三例，或置放珍馐、酒俎，或置放文簿，其“床”皆几案也。证之杜甫诗中之“书床”，则其义更明。如：摊书解满床（《又示宗武》）。床上书连屋（《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九）。风床展书卷（《水阁朝霁奉简严云安》）。散乱床上书（《溪涨》）。身外满床书（《汉州王大录事宅作》）。这五例之“床”，皆置放书卷之几案也。又《驱竖子摘苍耳》诗云：“登床半生熟，下箸还小益。”登床，谓摆放于食桌上也。其他诗文中的例，如：庾信《寒园即目诗》：“游仙半壁画，隐士一床书。”卢照邻《长安古意》：“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王建《宫词》：“延英引对碧衣郎，江砚宣毫各别床。”钱起《幽居春暮书怀》：“仙箓满床闲不厌，阴符在箧老羞看。”张乔《题友人草堂》：“三亩水边竹，一床琴畔书。”《北史·赤土国传》：（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等请使赤土，其王请骏等入宴）“王前设两床，床上并设草叶盘，方一丈五尺，上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饼，牛、羊、鱼、鳖、猪、蝳蝐之肉百馀品。延骏升床，从者于地席。”《唐书·李吉辅传》：“初，政事堂会食，有巨床，相传徙者宰相辄罢。”以上各例之“床”，或置放书卷，或置放笔砚，或置放食物，亦皆几案也。
沿袭而补充论述有：
唐代韩琬《御史台记》“彭先觉”：“唐彭先觉叔祖博通膂力绝伦，尝于长安与壮士魏弘哲、宋令文、冯师本角力，博通坚卧，命三人夺其枕，三人力极，床脚尽折，而枕不动。观者逾主人垣墙，屋宇尽坏，名动京师。尝与家君同饮，会瞑，独持两床降阶，就月于庭，酒俎之类，略无倾泄矣。”（《太平广记》卷一九二引）文中第一个“床”字，是我们常见的家具——睡床，但第二个“床”字如仍释为睡具，则扦格难通。此处的“床”出现在“会饮”的场合，而且是正在“会饮”中，因为天色晚了，于是彭博通便一只手各持一张“床”，独自把两张“床”平稳地拿到了月光下的庭院里，“床”上放置的是“酒俎之类”（谓樽酒俎肉，泛指酒菜），而酒菜却没有一点撒泼出来，表明彭氏确实“膂力绝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器具呢？据此情理推测，应当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几案一类的用具。或以为坐椅、睡床也可以放置酒菜，未必不别有新意。此言虽不无道理，但我们要注意，此处的环境是朋友相见欢饮，地点或在家中（可能性更大），或在酒店，酒菜自然应摆在日常餐饮的用具上，而不会放在作为临时之用的坐椅或睡床上。此“床”释为“几案”，当可信之。
唐人对“几案”一类的东西称之为“床”，文献中屡见之。如杜甫《驱竖子摘苍耳》诗云：“登床半生熟，下箸还小益。”诗中“登床”的是“半生熟”的苍耳，茶碗放在“床”上，此“床”若非几案又是何物？诗中所谓“登床”，正如今之所言“上桌”。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一一引赵次公注曰：“登床，登食床也。”食床，即饭桌。
又如唐杜光庭《虬髯客传》云：“行次灵石，旅舍即设床，炉中烹羊肉且熟，遂环坐食羊肉。”（《太平广记》卷一九三引）此《传》中“床”上放置的是烹着羊肉的火炉，一行人环坐在“床”的周围吃着羊肉。此“床”若非如今之几案之类那又是何物呢？
“床”的“几案”义，在“饭床”、“食床”等复合词中表现得更为明确。如宋吕祖谦《东菜集·别集》卷二载：“宾客欲致奠于其家者，以饭床设茶与酒馔于其庭。”此“饭床”即指饭桌。《汉语大词典》已收录该词，释为“供吃饭用的几案”，甚确。现代潮州方言中，“饭桌”就仍称之为“饭床”。“饭床”又称“食床”，如唐薛渔思《河东记》云：“三娘子先起点灯，置新作烧饼于食床上。”（《太平广记》卷二八六引）“食床”一词，《汉语大词典》收之，释曰：“食桌。”由此可见，“床”的确有“几案”、“桌子”的意思。
李白诗中“绕床弄青梅”之“床”字亦当作此解。“绕床”，即谓“围绕几案而行”。其用例，在古诗中并不少见，如：李白《猛虎行》：“有时六博快壮心，绕床三匝呼一掷。”赵嘏《赠薛勋下第》：“一掷虽然未得卢，惊人不用绕床呼。”郑嵎《津阳门诗》：“绕床呼卢恣樗博，张灯达昼相谩欺。”“绕床弄青梅”之“绕床”，用意虽与此殊，而词义却并无差别。试想，男孩跨骑竹马而来，和女孩一起围绕着低矮的小平桌，边把玩着青梅边相互追逐嬉戏，这比围绕着井栏和坐具要更合情理，从意境上说要好很多。“床”字惟作此解，前述种种疑碍，始涣然冰释。
上述五说均不正确。究其症结所在，就是不明古今习俗的差异，违背了语言的社会性。
“床”和“榻”名称、形制不同，是两种家具。20世纪60年代河南郸城出土的西汉后期青色石灰岩雕刻而成的坐榻，平面呈长方形，四角有曲尺状足，长87．5厘米、宽72厘米、高19厘米。榻面刻有隶书一行：“汉故博士常山大（太）傅王君坐（榻）”。此榻之大小与《通俗文》所记榻之尺寸相当接近（左图）。榻“有坐榻，有卧榻”，卧榻可以睡觉，《太平广记》卷四○○《苏遏》：“至夕，乃自携一榻，当堂铺设而寝。”又《李员》：“一夕，员独处其室。方偃于榻，寐未熟，忽闻室之西隅有微声。”司空图《重阳日访元秀上人》：“且共高僧对榻眠。”“榻”主要是坐具，孟贯《宿故人江居》：“静榻悬灯坐。”《太平广记》卷四五八《李黄》：“李下马，俄见一使者将榻而出，云：‘且坐。’”“‘同榻”是优待礼遇，表示尊敬和亲热。《旧唐书·富嘉谟传》：“并州长史张仁亶待以殊礼，坐必同榻。”又《张光晟传》：“命同榻而坐，结为兄弟。”又《王琚传》：“玄宗命之同榻而坐。”又《张守珪传》：“时卢齐卿为幽州刺史，深礼遇之，常共榻而坐。”“汉、魏、晋时代独坐小榻的尺度大致是：长：75—130厘米；宽：60—100厘米；高：12—28厘米。”
20世纪50年代末河南信阳一号楚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实物床，长225厘米、宽136厘米、高42．5厘米，其形制与我们今天所用的木制床大体相同，尔后二千多年没有多少改变。打虎亭东汉墓壁画中的床，床前设曲栅足大长几，几上放食案和杯盘等食器，是一种宴享时专用的大床（左图）。如果说有变化，那就是“盛唐到五代时期的床、榻已普遍增高”。文物学者明确指出从隋唐开始“床”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