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床”并非如今日仅是为睡眠或卧床而专门陈放于卧室的卧具，它是朝会、办公、宴饮乃至睡眠无不使用的坐卧具。原来中国古代人们生活习俗是席地起居。史前建筑低矮，仅蔽风雨，室内空间狭小，席地起居自不待言。夏商时依旧沿袭，周时所定礼仪亦均依室内席地起居习俗而定。室内满铺筵，人须脱履而入室，在筵上铺席以备坐卧。这时已开始使用家具，出现了低矮的坐卧具，即名为“床”，殷商甲骨文中也可见到床之形象。当时床极低矮，实仍依席地起居习俗。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的木椁左后室中，发掘出一件拆散后葬入的黑漆木床，下设六足，床长225厘米、宽136厘米，但足高仅17厘米。低矮宽大，宜于席地起居习俗。
椅子这种典型的垂足高坐坐具的出现和逐渐流行，使得原来床为坐、卧兼用的主要坐具的地位发生动摇，并且随着椅子使用的普遍，最终使床丧失了作为办公、宴饮时坐具的功能，退而成为只用于卧息睡眠的专用家具，其陈设位置也由殿堂、官署及民宅中无处不在，而退到只陈设于专供休息的卧室之中。这种变化自隋唐始，五代北宋时日趋明显，著名的传为五代作品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右下图），可以看到各种桌、椅、屏风的图像，桌、椅等已是主要坐具，虽仍绘出大床，它已不是主要坐具。在图卷最后部分，还明显绘出陈放其上的被子等寝具。
唐代的“床”的确是“朝会、办公、宴饮乃至睡眠无不使用的坐卧具”。官府设床，《太平广记》卷三八○《王》：“入一大门，见厅事甚壮。西间有一人坐，形容肥黑。东间有一僧坐，与官相当。皆面向北，各有床几案褥。……厅上有床座几案，如官府者。”唐李涪《刋误》卷上《压角》：“两省官上事日，宰相临焉。上事者设床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别施一床，连上事官床，南坐于西隅，谓之‘压角’。”《旧唐书·封伦传》：“内史令杨素……负贵恃才，多所凌侮，唯击赏伦。每引与论宰相之务，终日忘倦，因抚其床曰：‘封郎必当据吾此座。’”床上还可弹琴，唐蒋防《霍小玉传》：“卢氏方鼓琴于床。”唐诗中的“床”也表现出与上述文物的一致性：
记得竹斋风雨夜，对床孤枕话江南——韦庄《寄江南逐客》
小楼才受一床横，终日看山酒满倾——杜牧《宣州开元寺南楼》
楼上残灯伴晓霜，独眠人起合欢床——张仲素《燕子楼诗》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且喜闭门无俗物，四肢安稳一张床——卢仝《客淮南病》
下床心喜不重寐，未明上堂贺舅姑——张籍《乌夜啼引》
独卧空床好天气，平生闲事到心中——吴融《寓言》
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杜甫《新婚别》
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馀空床。床中绣被卷不寝，至今三载闻馀香。——李白《寄远》
显而易见，“床”就是眠床、卧床而不是榻，它能容“四肢安稳”，而非“只能容一人独坐”。《全唐诗》中大量出现的“床”，即是这种与人们生活至关密切的家具。“床前明月光”之“床”，其实正是眠床：
西楼半床月——许浑《趋慈和寺移宴》
觉来半床月——李贺《秋凉诗寄正字十二兄》
半床斜月醉醒后——郑谷《重阳夜旅怀》
穿屋月侵床——杜荀鹤《山中寄友人》
一片月落床——孟郊《秋怀》
片月到床头——岑参《宿岐州北郭严给事别业》
犹卧东轩月满床——杜牧《秋夜与友人宿》
秋月满床明——元稹《夜闲》
青轩树转月满床——李贺《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
呈现的都是皎洁月光照射床前或床上的景象，恰可与“床前明月光”相互印证。在诗文描写之外，扬之水先生提供了敦煌壁画“最为形象的例子”：“时属盛唐的莫高窟第148窟东壁的一幅。这是观无量寿经变中‘未生怨’故事的一个场景，图绘宫廷深院回廊曲折，重重院落中各有厅堂房舍，或前楹开敞，或三面高悬半卷与低垂的帘幕。厅堂房舍中设床，床侧或置屏风。如果我们为《静夜思》设定场景，它正不妨作为选择之一。而这样的例子真是太多了。”王运熙先生指出：对李白《静夜思》有直接影响的，是汉代的《古诗》（“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和南朝的《子夜秋歌》（“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床前明月光”两句所描写的是：静悄悄的秋夜，明亮的月光穿过窗子洒落在床前地面上，一片白皑皑的，简直像是浓霜。
“床”确有井栏义项，除了“新解”所引诸例之外，唐诗中也有少量诗句吟咏，例如：
却惜银床在井头——李商隐《富平少侯》
井有辘轳床上转——李贺《后园凿井歌》
玉井金床转辘轳——花蕊夫人《宫词》
前有吴时井，下有五丈床——李白《洗脚亭》
井梧花落尽，一半在银床——无名氏《河中石刻》
梧桐坠井床——唐彦谦《红叶》
澄澈泻银床——苏味道《咏井》
它们显然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诗句或诗题中少不得一个“井”字，否则便不指井栏。鱼玄机《酬李学士寄簟》：“唯应云扇情相似，同向银床恨早秋。”温庭筠《瑶瑟怨》：“冰簟银床梦不成，碧天如水夜云轻。”两诗“银床”之“床”均非井栏，而是眠床。李峤题名为《床》的诗，吟咏的即是眠床。这表明语言具有社会性，词的意义是被社会所制约着的，今天我们阅读和理解古代诗文，切不可忽略这个重要原则。汉刘熙《释名·释床帐》：“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装载是床的特点，扬之水先生指出：“凡上有面板、下有足撑者，不论置物、坐人，或用来睡卧，它都可以名之曰床，比如茶床，食床，禅床。”因而放置器物的支架、基座也可称“床”：放琴的器具叫琴床，如白居易《和裴令公新成午桥庄》“瀑布溅琴床”；搁置毛笔的器具叫笔床，如岑参《山房春事》“一片山花落笔床”；刺绣时绷紧织物的架子叫绣床，如白居易《绣妇叹》“虽凭绣床都不绣”；将井台围置于中的井栏，也称作“床”。然而，正如我们不会用眠床的基本义去排斥井床、琴床、笔床、绣床、胡床或绳床，我们同样也没有任何理由用井床来取代眠床的基本义。显然，唐诗中单说“床”，就是指眠床，而不指榻、井栏、胡床或绳床。白居易《咏兴》“床前有新酒”之“床”指胡床，是承接上句“舟中有胡床”，正如扬之水先生所说：“如此含义众多的‘床’中，却不包括胡床。换句话说，唐人举胡床，也不会独以一个‘床’字而名之。”
井栏说学者认为“正因为古代井栏都很高，故绕井栏追逐并无危险”。然而其所宣称“考古发现的一口唐代水井井栏有1．85米高”、“河南汤阴白营发现的一口龙山文化早期的水井，木井栏高2．65米”，其实是对所征引发掘报告的曲解。发掘报告原文分别是“现存井口距地表深1．85米”、“井口距地表2．65米”。井栏高度，目前所知最低为0．25米，最高为11．20米，文物学者概括道：“大体上，古代井栏高度约在半米左右。”井栏固然可防人畜坠井，但半米左右的高度，不足以杜绝意外的发生。唐李元《独异志》就把“小儿堕井”视为“横祸”，宋袁采《袁氏世范》卷下告诫道：“人之家居，井必有干，池必有栏。深溪急流之处，峭险高危之地，机关触动之物，必有禁防，不可令小儿狎而临之。”因而民间禁忌小孩在河边、沟边、湖边、井边玩，有学者认为“小孩子在井边玩耍是家长们所绝对不允许”，“儿童在井栏周围嬉戏玩耍，本身就是危险的行为，父母必见而止之”。
之所以释“床”为“几案”，是只知道“床”为寝具，而不了解“床”同时也是会饮、宴饮使用的坐卧具，或者将两者对立起来。《晋书·王羲之传》：“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太平广记》卷一九三《车中女子》：“女乃升床，当局而坐，揖二人及客，乃拜而坐。……陈以品味，馔至精洁。”《太平广记》卷三六○《盐官张氏》：“有黄袍人乘舆来，上床，与张共食。”进食的处所都是床上。杜甫《少年行》：“马上谁家白面郎，临阶下马坐人床。不通姓字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明了床是进食的处所，就不至于产生如下疑问而把床当作“坐凳”：“这位少年郎无论多么‘粗豪’，也不至于随便跑到别人的睡床上坐了下来，况且酒店里除了桌凳之外，是不会安放睡床的。”专用于餐饮的可称“食床”，高启安《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食床即用来盛放餐饮具、食物和人们围坐进食的家具。……莫高窟盛唐113窟北壁的婚礼宴饮图，其食床为四条腿，进食者均胡坐或一腿垂下直接坐在食床上。”《太平广记》卷二八六《板桥三娘子》：“三娘子先起点灯，置新作烧饼于食床上，与客点心。”《太平广记》卷四七二《汴河贾客》：“置于食床上，欲食。”再看杜甫《驱竖子摘苍耳》“登床半生熟”，“床”上进食，则“登床”不可释为“上桌”。郭知达注把“床”释作“食床”，与黄庭坚把王羲之“坦腹食”的“床”称作“饭床”一样，宋人对前代“床”的注释或理解，反映了唐宋“床”的差异。
床与几案，是不同的家具。“几是古代人们坐时依凭的家具，案是古时人们进食和读书、写字时使用的家具。人们常把几案相提并论，是因为几和案在形式上难以划出它们截然不同的界限来。几与案的形制差别不大，只是几的长宽之比略大些。”案“因用途之不同，分为食案与书案两种。食案是送食物的托盘，木制涂漆，长方形的有四个矮足，圆形的三个矮足。可置于席上或床上，用时陈设，用毕即撤去。书案是用于读书和办公的长条形矮桌，其两端宽足向内弯成弧形”。《唐语林》卷二《文学》：“有小案置御床上，有书两卷。”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五：“二更后，方张灯临案，忽有小人半寸，葛巾策杖，入门谓士人曰：‘乍到无主人，当寂寞。’其声大如苍蝇。士人素有胆气，初若不见。乃登床，责曰：‘遽不存主客礼乎？’复升案窥书，诟詈不已，因覆砚于书上。”“乃登床”、“复升案”，可见“案”在“床”上。回头再看“几案”说的例证，“床”都不可释为“几案”：
其一，如前所述，唐代的“床”是朝会、办公、宴饮乃至睡眠无不使用的坐卧具。杜甫诗“风床展书卷”（《水阁朝霁奉简严云安》）、“散乱床上书”（《溪涨》）、王建《宫词》“江砚宣毫各别床”，“床”上置放了书卷或笔砚。然而“床”上有枕席、可卧眠：“风床席自翻”（白居易《张常侍相访》）、“床上无毡卧”（王维《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别床铺枕席”（元稹《代九九》）。不能因为“床”上置放了书卷、笔砚，就取消了它的卧眠功能，彼“床”仍是此“床”。
其二，唐韩琬《御史台记·彭先觉》：
唐彭先觉叔祖博通膂力绝伦。尝于长安与壮士魏弘哲、宋令文、冯师本角力。博通坚卧，命三人夺其枕。三人力极，床脚尽折，而枕不动。观者逾主人垣墙，屋宇尽坏，名动京师。尝与家君同饮，会瞑，独持两床降阶，就月于庭。酒俎之类，略无倾泄矣。
彭祖博通“卧”而有“枕”的“床”，就是下文“独持两床降阶”的“床”。否定这一点，就违背了语言的社会性。况且把后者释为“摆放日常餐饮的用具”即食案，那么彭博通的力气比“举案齐眉”的梁鸿妻子孟光大不了多少，压根儿谈不上“膂力绝伦”。“膂力绝伦”的彭博通可以“独持两床降阶”，而常人充其量双手仅可举一床，《太平广记》卷一二五《唐绍》：“犬周章却伏床下……遂举床，以剪刀刺犬。”《资治通鉴》卷一六六：“（齐文宣）帝欲太后笑，自匍匐以身举床，坠太后于地，颇有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