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学王凡，现在是一个特级教师了，很多人都赞赏他，但在十年之前，他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他从榆林考入陕西师范大学，鄂尔多斯的阳光，给他的脸腮涂抹着苹果似的红光，荒凉的高原的风，吹得他土豆似的郁郁寡欢。他的学习是刻苦的，我天天看见他挎着一个揉皱的黄色布包，从宿舍到教室，从教室到食堂。他的生活，是名副其实的三点一线。他永远呆在教室的一个角落读书，从来没有高声笑语，班上的一切娱乐活动，他都不去参加。他的裤子打着补丁，脚穿的是姐姐做的黑色布鞋。
请不要为校园的学子打着补丁而奇怪。那时候，社会刚刚从饥馑的岁月脱身，不过那时候整个社会充满了一种清正之气，只要将校徽戴在胸前，就能赢得尊敬、羡慕，就会感到自豪、骄傲。其原因是，知识和才能是社会崇尚的主流。然而，请勿认为我们只知道学习，是一群呆子，实际上我们是懂得潇洒的。在所有云集青春的领地，都有潇洒，这是生命的规律。对此，就连一个鼻尖渗着油光的肥胖的厨师都清楚，他曾经这样喟叹：戏坊文坊，做爱的地方。那个快乐的老头无疑是夸张了我们的浪漫，不过我确实曾经穿着用一元五角人民币购买的旧军服追求过校园的姑娘，而且，我发现几乎所有的男生都蠢蠢欲动，但王凡却无所作为，我将这归于他的自卑和胆怯。
实际上我错了，王凡有一个愿望，他想在大学期间到北京去一趟，看看首都的样子，身临其境地感觉一下故宫，感觉一下广场，他担心毕业之后，分配于榆林某所中学从教而难找机会了。然而他没有钱，父亲、母亲和姐姐生活在贫瘠的山川，经济是薄弱的。四年大学，他统共从家里拿到八十元人民币，总是在开学之前，母亲督促父亲，父亲才迟疑地用粗硬而年迈的手，将十元人民币放到他的包裹旁边。王凡知道，这钱是从卖鸡卖猪的收入分割下来的。不清楚它经过了怎样一种渠道流通到一个老农民的手心，迟疑之后，这个老农民才用善良的手指递给了一个大学生。校园美妙的雨声书声，遮掩了王凡的身影。没有多少同学知道他的境况，他将自己的窘迫深埋在心中，然而，窘迫的心中萌生了一个愿望，对于一个从闭塞的黄土高原出来的十八岁的男生，这个愿望的实现使他既感幸福又觉艰难。他便抑制了别的一种憧憬，他只想看看北京，遗憾自己没有钱。
如果是在今天，那么他随便打几天工就可以筹得北京之行的费用，不过那是在十年之前，社会并没有这样的风尚，对他，唯一的办法便是节俭。王凡真诚感谢班上那些干部，他们一直将贫寒补助给他，一年一次，一次八元，而他则像拆卸精密仪器似的零花这些钱，以免日子的阻滞。问题是这不足以促成他北京之行，他的有效举动是只吃咸菜，一角钱人民币一份的咸菜，他吃了早晨吃下午，吃了下午吃晚上。他的理论是，在家乡，好的生活不过如此，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冬天，成堆成堆的白菜放在食堂周围，饥饿难忍之际，他会偷偷撕下几片叶子在宿舍煮熟，调上烈火一样红艳的辣子，调上盐和醋，便是一餐美味，这当然是偶尔为之。那时候，我们的伙食是由国家供应的，一月十七元五角人民币的菜券和三十斤的粮券，生活委员从伙食管理处领回便发给同学。王凡拿到之后，悄悄抽出五元人民币的菜券作一月之用，其中三元购买咸菜，二元左右在假日改善生活，余下的十二元五角人民币的菜券收藏在他的枣木箱子，放假之前，将其兑换为钱，他这样积攒了三年。到了最后一个暑假，他手头有了三百六十八元人民币，并终于在1982年6月28日那天购买了一张从西安通往北京的车票。他拿着车票，兴奋地回到校园的时候，宿舍的同学都静静地等着他，而且要推迟归期，将他送走才离校。只有他们知道，王凡为了一个愿望的实现是多么艰难。
尤其可贵的是，宿舍的同学将这个秘密一直保守到现在。王凡是自尊的，他们害怕泄露了秘密，王凡的心受到意外的挫伤。倘若不是春天一个同学的聚会，那么我将永远蒙在鼓里，不过我知道了这个故事，我便难以沉默。让我面对崇拜金子的浪潮，面对日夜蔓延的浮华和虚荣，悄悄吟唱一声吧！
选自1997年3月陕西人民出版社《药叫黄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