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长不是别人,是我的同学。我的同学很多,足迹遍布天下,他们多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成绩,其中行政官员升到处级的就有二十一位,经理九位,出国留学的三位,而作家和囚徒都只有一位。乡长也只有一位,乡长马可行在大学时代很是平凡,起码他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步入社会,他似乎依然平凡,因为我一直没有获悉关于他的任何新闻,如果不是他参加同学的聚会来到西安,那么我仍不知道他,甚至已经忘了他。我忘的,多半是在底层谋生和在僻壤工作的同学,这是我的丑陋。在大学,除了我的朋友之外,唯那些当了干部或出尽风头的同学给我留下印象,然而马可行不当干部,也不出风头。他是从农村考入大学的,大学生活增加着他的知识,扩大着他的视野,可他却一直留平头,操方言,也始终没有穿上一双皮鞋并钉上铁掌在教室走来走去。马可行性格内向,为人本分,不过,仔细想想他那张平静的脸,抿着的嘴唇,便也感到他是有心计的。我确信他是能够交往的人。世间能够交往的人不是很多,遗憾我把马可行渐渐忘了。他在哪里工作,他从事什么职业,我都不知道。
多年之后,我接到一个同学聚会的电话通加,遂不假思索地答应赴约。我猜测,我的态度一定会让传达通知的人感到我热情依然。毫无疑问,会晤同学是我希望的,但我的热情却远远没有我的声调所显示的那么高涨。我答应赴约的声调,几乎仍是我在大学时代充满朝气的声调,这种声调的恢复,完全是校园生活的一种条件反射。问题是,我离开校园很久了,我很清楚,我的嗓音已经沙哑,我的理想已经从生活的千疮百孔泄漏殆尽。同学总是亲切的,这是在世间流行甚广的一个教条,不过我的体会是:唯有亲切的人才是亲切的。我的体会蕴含着一种残酷的成分,我认为,亲切并不因为属于同一团体或者有同一经历而产生,甚至同一家庭的成员也难以亲切。我觉得,同学总是亲切的,这个判断,只含百分之五十的道理。事实是,这次聚会让我感到亲切的,唯乡长马可行,其他同学与我都有那么一点距离,然而我不遗憾。
凡是在西安的同学,几乎都参加了聚会。互相见面之际的握手和问候,成熟,老练,一下就展示了经历的深度和广度。不过同学毕竟是同学,同学肯定有同学的亲切。当然这种亲切已经缺少过去的一种率真与自然,亲切的神情之中已经夹杂着交际的技巧和客套。我看同学是这样,同学看我何尝不是这样?吃饭之前,聚会的同学纷纷交流自己的情况,聚会的真正价值仿佛就在这里。起码我这样理解,所以我认真地倾听。然而进入豪华的包间,我的同学的声调便带着敷衍,带着虚饰,而有的则在夸富。我以为那种在中档皮衣包装之下的夸富的神情十分拙劣。我没有料到同学聚会的气氛是这样,这使我打算寻找一个借口离开包间,而且永远回避这样的聚会。
在我这么思想的时候,响起了几点敲门声。敲门的,是乡长马可行。尾随马可行进来的是他妻子,他妻子携带着大约五岁的儿子。他像农民赶集市走亲戚似的挎着包,背着包。看见马可行,我才想起他。在看见他之前,他并不在我的意识之中。看见他,我才从别的同学那里知道他在乾县一个地盘当乡长。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农村人所能接触的最高官员只有乡长,乡长相当于农村人的皇帝,农村人对乡长的尊敬习惯成自然,而且我依然带着这种习惯。于是,马可行作为乡长一进入包间,我就惊诧起来。我觉得,尽管我在城市呆了十年之余,可我的一些末梢神经却仍埋在生长五谷的土壤之中,否则,我怎么一看见乡长马可行我的厌倦情绪便荡然无存呢?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是:我惊诧马可行依然在农村。他从农村考入大学,毕业之后,混了十年之久怎么仍在农村,而且只当了一个小小的乡长!他没有改变环境的打算么?他没有采取行动么?他缺乏能力和条件吗?不管红道还是黑道,只要达到目的就是大道,然而马可行仍在农村。我打量着马可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望着他。马可行仍留平头,仍操方言。他身上唯一有时代特点的是他的棉衣。西安到处流行一种从南方过来的条绒棉衣,他穿了一件豆色的,带着翻毛领子。乾县距西安一百二十六公里,他带着妻子和儿子,乘坐早晨的长途汽车来到西安,同学聚会结束之后,他将返回乾县。他风尘仆仆,不过显得激动,他说:
“知道西安同学聚会的消息我很激动。我想,我要见见同学。昨天晚上,我睡下又爬了起来,我取出毕业纪念册,看了同学给我的留言和照片。我和同学联系很少,但对那些照片和留言,我却至少一年看一次!”
参加聚会的同学,只有马可行带着礼品。不是花,他带的是著名的乾县锅盔。他将锅盔从包里取出,一一送给同学。锅盔新鲜,芳香,可口,耐嚼,这使大部分同学剩下了酒楼的米饭和面条。乾县的锅盔让他们津津有味。在唱歌跳舞的时候,马可行与其妻儿一直坐在沙发上看着其他同学,过去他就不会跳舞,现在他依然不会。然而他会作报告,催公款,抓春耕夏收,搞计划生育,处理种种纠纷。马可行的人生意义在于,他做的,完全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在中国,有两万人民属于他统领。在闪烁的华灯不能照射的地方,马可行望着起舞的同学,沉默如木。聚会结束之后,大约有一周的时间,我一直念叨着马可行。我尊敬这个乡长。
我在某个政府部门有一位朋友,我们经常交流心得。我把同学聚会的事情告诉了他,我特别感叹乡长马可行,我说,马可行当乡长显然是中国两万人民的福气。电话线送来了政府部门办公室的笑声,笑声收敛之后,我的朋友说:
“他对同学好!他能对同学不好么?不过你能保证他对农民就好么?你能知道他真的干净么?你能知道他在乡长的位置上到底怎样?这些你都不知道,你所不知道的远远大于你所知道的。你好好想想。当然,你的同学可能是一个优秀的乡长。”
他的问题把我一下搞愣了。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我注意的不是马可行而是他。他打破了我的思维。我的思维仿佛是一个屋子,它有窗有门,合乎常规,然而他出乎意外地在墙上开了一个洞,这个洞既可走人,又可通风,自有它的道理。我从这个洞口望着马可行,我看见乡长走在红尘滚滚的路上,时而清晰,时而渺茫,时而熟悉,时而陌生。这使我不知道作何思考!其实我没有理由否定我的同学,我只能怀疑我的眼睛。
选自1998年1月太白文艺出版社《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