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以官为本位，其意识在文化之中古老而牢固，然而，那时候我对此并不知道。从校园到社会，我是一步完成的，速度这么快，我的学生之毛当然没有脱尽。在单位，我把谁都呼为老师，而且积极工作，谈吐也注意，做派也注意，状态一本正经，这便使邻人产生错觉，他背后议论我小小年纪，竟在谋官。于是我就有了一段惹火烧身的经历，接着是落井下石的锻炼。进入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市场经济出现，邻人能以财富显示其价值，我才钉子似的从他和别的几双眼睛里拔掉。实际上那时候是我的邻人在苦苦谋官，可惜机关太多，屡屡失败。他以自己之心度我，误认为我是一个潜在的对手。树枯了几次，雪化了几次，我的感受是，处在世间，放浪形骸安全，修养性情危险，浊水常常是要污染清流的。至于谋官，我确实没有，我甚至不懂官是可以谋的。
我是百姓之中的成员，官的概念，我一向都很朦胧。以我的观察，官似乎是这么一种样子：对一部分人，它得摧眉折腰，对别的一部分人，它能指手画脚。官有官场，那场，明里是拍肩搂背，暗中是勾心斗角。我以为官是艰难的，劳其肉体，伪其灵魂，我难以承受这种艰难。官要凛然也可以，只是不能持久，持久而凛然的官，似乎极罕。杜甫其人的诗很有艺术，但他为了谋官，却朝叩富儿之门，暮随肥马之尘，这就损害自己而可怜了。遗憾杜甫没有隐居。世间混浊而隐居，从来都是中国贤者的智慧之举。
然而官是意味着权力的，有了权力，便可以做很多事情，这对我并非没有诱惑。有的时候，我便想当西安的市长。当了市长，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植树。我的设想，从钟楼开始，向四面辐射着植树，不能虚空任何一块地方。不但要在市区植树，而且要在郊外植树。我的目的是要让绿色覆盖这个古都和它辽阔的周边，最好是，南，绿到秦岭；北，绿到渭水。这样，我的孙子将来穿着皮鞋在西安行走，便不会遭遇尘土了。西安的尘土太凶，太猛，凶猛如虎，在这里生活非常难受。我当市长在西安植树，不要杨树，杨树质地拙劣。我要的是梧桐、核桃和银杏，当然也要槐树、杉树和松树。在树和树之间，种以花和草是肯定的，这些我已经考虑了。有的时候，我竟想当中国的总理。当了总理，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实行计划生育。我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智商高者多生，智商低者少生。我要求详细地建立生育档案，并追踪婴儿，给智商高者多生的和智商低者少生的，统统奖励。我反对以罚款的方式惩处违背政策的人，政策必须合情合理。我的这种计划生育政策，目的在于提高人的素质。人的素质提高了，经济便能长足发展，民主和科学就有了推行的条件。我的计划生育政策，还包括鼓励中国的南方与北方通婚，沿海和内陆通婚，甚至通过交涉，让日本女子、法兰西女子、德意志女子、意大利女子、俄国女子，嫁给中国男子，这当然比较麻烦。然而，中国人是经过几次民族融合而形成的，经验证明，民族的融合，使中国人增加了活力。过去的民族融合，是自发进行的，它的背景是战争和民族之间的征服。我的民族融合，当然要自觉进行，它以优选的法则为前提。我将限制中国女子嫁给美国男子，美国有钱，这些年，美国男子以钱诱惑了很多中国女子。
不过，我决不因为想当市长或想当总理就乞求谁。杜甫谋官，我断定他的愿望是美好的，只是他孜孜以求，弄得自己很悲惨。我不会像杜甫那样，那样谋官会使自己泄气，泄气脊梁就要弯曲。如果以我的价值作标准，那么我非常厌恶武训，尽管武训是为了办学，播种知识，然而，他的方法使我作呕。
中学时候，我便知道世间有一类人是作家，他们不靠别的，他们以才华立身，令人羡慕。少年的念头竟然萌芽，它顶风冒雨，艰难地生长着。为了让那念头成为蓊郁之树，我凝视善恶，眼角开了皱纹之花，感受炎凉，心上结了茧子之果。有的时候，我听到了呼我作家的声音。写作是愉快的，它尤其愉快在使我扩大了灵魂的空间，既可以仰望上帝之大，又可以俯瞰蚂蚁之小，当然能够倾听人类仁智的教导。然而，总是呆在房子，裤子磨烂得很多，阳光享受得极少，而且以三尺桌案为场，偶尔便觉得人生的遗憾，因为世间的浩瀚和丰富在远方向我招手。
我的理想，隐藏在骨子之中。在世间走了三十五年，我才发现我渴望做一个自主的放逐者，悠闲的流浪汉。旅行者是好的，然而，我觉得旅行者似乎有功利心和计划性，有一种到了哪里便满足从而释然的味道，有一种到了一个地方就击毙了一个目标的感觉。我的放逐和流浪，完全是随心所欲，当然，它不表示没有去的地方都一定要去。我的方向主要由兴趣决定。美国我就不想去，尽管那里的大便都闪着金光，但我却对那里有一点反感。我印象之中的美国人是开朗的，只是这开朗常常局限在美国人的圈子，它对圈子之外弥漫着一种霸气。中国人呆在那里，总是处在美国人圈子的边缘，可处在边缘的一些中国人却转身向中国人作洋状作富状，我实际上是反感这种中国人。这些年，这种中国人在美国日益增加。我想去的是慕尼黑，那里有音乐，有军火，这个世纪的两次大战都在它附近引爆，我想去看看那里。我当然也想去巴黎，地球上最浪漫最华贵的女人产生在那里，见识见识，是我所盼望的。不过，我尤其想看看巴黎的圣贤祠，那里安息着伟人的灵魂，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给我以启示，不知道我会不会给他们以打扰。巴黎有圣母院，有凯旋门，有罗浮宫，这些都是我所向往的。还有维也纳，这是一个峰峦与森林环绕的城市，莫扎特和贝多芬曾经在此演奏。我想站在某个漂亮阁楼的窗口，看看那里的天空，一些优美的旋律一定飞出维也纳歌剧院，并在白云之中荡漾吧。还有罗马，地中海之滨的古都，台伯河西岸的城市，这里有巨大的斗兽场和杂技场，有神庙和浴室。我想从这些建筑的裂缝，寻找昔日贵族的风度和奴隶的怨愤。历史走过了罗马，不过人类依然能从这些建筑得到警策，这就是，如果贵族和奴隶制度都会改变，那么什么制度不会改变呢？罗马阳光的灿烂是著名的，达·芬奇就曾经描绘了它的温度和亮度，我将在罗马观察它的阳光有多么重，多么硬，有什么声音，什么形状。莫斯科，这当然是伟大的城市，尽管那里的酒徒在街上东倒西歪，然而他们不会影响克里姆林宫的气象。窃以为，二十世纪改变世界的一些思想是从这里产生的，而且街上有普希金的雕像，托尔斯泰的雕像，柴可夫斯基的雕像。耶路撒冷！我一直感觉耶路撒冷是一个神秘的城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视这里为圣地。我猜测这个处于沙漠之中的古都有非常的由来。我到耶路撒冷去，将决不喧哗，决不轻狂，我将轻轻地迈着脚步在这里徜徉。这里可能是我驻留时间最长的地方，当然，它也完全可能是我流浪和放逐的最后一个地方。从耶路撒冷回来之后，我的灵魂将有一种炉火纯青的平静感觉，我将感觉满足和幸福。我相信耶路撒冷对任何一个做精神追求的人都有作用，那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也是离地狱最近的地方。
我的放逐和流浪肯定是一个人。有的时候，我将下榻豪华的宾馆，有的时候，我将投宿简陋的客栈，这都由我在当时当地的心情决定。我以为，作为一个放逐者和流浪汉，住住宾馆和客栈都有意思。人在天涯，就要有天涯的体验。不过，无论我走多远，我都将怀念我的家，家有贤妻，那是我的温柔之乡，安慰之乡，是我心的根据地和归宿点。当然，在异地我可能会逢场作戏地逗逗异地的女人，那是完全可能的，不过让我把自己交给她们，不行。我将属于我的贤妻，无论我走多远，她都在等着我。
我是一个中国人，在任何一个地方，我都将以中国人具有的和善与智慧对待那里的人。我要以自己的机敏赢得他们，吸引他们，融在他们的气氛之中，当然我也会以我的风格区别于他们。也许有人冷遇我，也许有人歧视我，这都有可能，若真是这样，那么就试试吧。我甚至希望有那么一个机会，让他们知道究竟什么是中国人，中国的普通人。当然，我首先是友好的，我是喜欢那些异地才到异地去的。真的，走走耶路撒冷，走走莫斯科，罗马，维也纳，巴黎，慕尼黑，是我梦寐以求的。自主地放逐于这个地球的美妙之处，悠闲地流浪于这个地球的神奇之处，把人类的尊贵与艰难装在我的心中，然后化为歌之鸽从我心中放飞，我感到愉快。我想让众多的同胞分享这种愉快。
我曾经握着小小的拳头，在一面红旗下面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我和我同龄的亿万人都以共产主义的实现作为自己的理想。那时候，我是真诚的，纯洁的，我不准任何人亵渎那时候的真诚和纯洁。然而，这个理想实际上不是我的，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想。他们呕心沥血，为人类设计了这个理想。社会通过我的老师，把这个设计传送给我，我懵懵懂懂地接受了，幼稚是显然的。我并不是没有为人类设计的时候。我经常为人类担忧，战争，疾病，地球的沙漠化，水的减少，我都牵挂。我观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我以为，大家应该有一个原则，就是为了自己而不伤害别人，不损害别人。和善贵于争斗。当然，我首先是一个悠闲的流浪汉，一个自主的放逐者。让我走吧，远远地走吧！阿门。
选自1998年1月太白文艺出版社《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