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1368-1644年)300年间，边患始终未断，主要威胁来自北境的蒙古和东北的满族，前200余年是征讨和抗御蒙古，后近百年是抵御满族。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年号洪武。洪武九年，大将军徐达率师北上取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北遁出塞，逃往开平(今内蒙古多伦东南)，后又退至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来诺尔附近)。元人北归后，屡谋兴复，不断遣将骚扰北边。太祖朱元璋为保卫初建的明政权，频频派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沐英、冯胜、蓝玉率大军出征打击。1387年，破元大军深入至捕鱼儿海(今内蒙古贝尔湖)，大捷，俘获7万余人，“漠北削平”。朱元璋在征讨元人的同时，也试图与之修好，但都失败了。于是着手加强边防，遣大将巡视塞下，开办屯田，并令严守边防，敌来即与击败，在北平、山西一线防备最严。
明成祖永乐迁都北平(今北京)，地近北境，对边防尤为重视。
朱棣起兵夺帝位后，国家逐渐强盛，鞑靼、瓦剌。
虽侵寇无常，但总有所制，明朝廷也愿通好安抚，同讨加强边防，因此未构成严重的边患。
蒙古诸部贪图中原的财富，除不时入侵掳掠外，也与明朝廷保持朝贡关系，明廷为羁縻他们，赐赉丰厚。
1455年，也先被杀，鞑靼又代瓦剌而起。此后100余年，中国边境东自辽东，西至甘肃，灾难连年无宁岁。鞑靼常率数万铁骑入寇，如入无人之境，以山西、河北西北部、陕西诸边所受蹂躏最甚。他们堕边垣、毁城堡，长驱直入，残酷杀戕。
皇帝昏庸无能，又经年不临朝，宦官、奸臣专权，朝廷腐败瘫痪无以复加，以致将兵多不能用。
1583年建州女真努尔哈赤兴起，开始向外征讨。1591年控制了抚顺以东、长白山以南至鸭绿江的广大地区。1616年，在征服海西、东海诸部后，建后金国，定都赫图阿拉。为征战需要，努尔哈赤在1615年建立八旗制度。“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八旗是政治、经济、军事三者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战斗性、掠夺性很强，所向披靡。
1618年，努尔哈赤誓师，发动对明的战争。次年与明军在萨尔浒山(在今辽宁抚顺东约80里处)大战，明军惨败，折兵45000余人。1621年，努尔哈赤占沈阳，取辽阳，先后攻下辽东70余城，明失辽东。后金迁都辽阳。1625年迁都沈阳。八旗军以劫掠为主，势如破竹，长城内外烽烟骤起，战火纷飞。在与明军争战的同时，后金各个击破了漠南蒙古诸部。1636年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改汗为皇帝，建国号大清，废女真名号，统称满洲族，以盛京(即沈阳)为国都。1638年漠北蒙古臣附。
皇太极假手昏庸的崇祯杀死了袁崇焕，再无良将为明守边。
明代的边患与明朝相始终。残元势力、鞑靼、瓦剌、兀良哈、女真不断侵犯边境，威胁着明朝的安全。明朝廷吸取了宋朝向金兵投降求和、落个偏安江南局面的惨痛教训，在北边境筑长城以自卫，历明一代修筑不绝。明朝的严防措施在明初洪武(1368-1398年)时就开始了。洪武初年，派大将徐达修筑了居庸关和山海关，以遏止残元势力的骚扰。嘉靖(1522-1566年)时，已将九镇边墙连成一体，完成了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万里长城。
明长城全长7000余公里，其工程技术和防御设施集前代之大成，建筑之宏伟、工程之浩大是空前绝后的。长城翻越于群山峻岭之上，穿过浩瀚的戈壁沙漠，其气势之磅礴雄壮，比起秦始皇长城毫不逊色，或可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它成了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重要的文化遗产。明长城在明代称边墙。它分辖于九镇，也称九边。九镇分别是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太原镇、大同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
长城是一条防御线，明代长城集历代长城防御设施之大成，在长城沿线建了其数可观的烽燧台、敌楼、堡寨和关城，而且较前代有所发展而更为完善。
从长城伊始，在长城沿线便建有烽燧，以传递军情报警。战国秦长城上出现墩台，既可点燃烽火报警，也可作为战台。从汉简可知，西汉河西边塞烽燧墩台上已建望楼。明代墩台建于长城上，或在长城里侧，也有的在长城外侧，位置不同，用途亦异。在长城墙体上的墩台，一般用以抵御敌人，故称战台、敌台，当然，它也具有举烽烟的功能。位于长城里侧者，有的通往堡城、镇城，用于传警。
位于长城外侧者其数不多，它既可观察敌情，也可用来和长城上的战士配合作战。嘉靖时兵部侍郎就主张多建这种墩台，他说：
“台列垣内，攻垣而台难顾；台连垣建，而贼登垣则台易溃……若台于垣外，贼至则烽，贼攻则夹击，少顷则堡兵至，次则援兵亦集。”墩台的结构与墙体一样，在辽东、蓟镇多为砖、石结构；宣府镇除砖、石结构外，尚有夯土墩台；大同、太原、延绥诸镇夯土墩台大量增加；宁夏、固原、甘肃诸镇除山区为石结构外，以夯土墩台为主。其平面形状有方形和圆形，以方形为主。方形台边长10米左右；圆形台程如方形台之边长。保存较好者残高6-12米，布列间距视地区、地形而定，一般为300-1000米，如大同镇宏赐堡“分守长城十九里，边墩二十六座。”
建于长城上的战台突出于长城两侧墙面，可以居高临下打击敌人。为了在城墙上储存军火，给守城兵土提供栖身之地，在战台上建有铺房，即《明史·兵制》所说：“垣上宜筑高台，建庐以栖火器。”明初命令：“上聍五月粮及薪、药、弩。”翁万达说：“长城必有台，利于旁击。台必置屋，以处戍卒。”
隆庆年间，戚继光总兵蓟镇时，对战台提出了改进建议，即把实心战台改为空心敌台(亦称敌楼)。戚继光认为，实心战台，当“敌势众大，乘高四射，守卒难立，一堵攻溃，相望奔走，大势突入，莫之能御”。建议骑墙造空心敌台，台高三四丈不等，分为3层，底筑基与边墙平，中层空豁，四面设箭窗。上层建楼，周围环以垛口，可以“内卫战卒，下发火炮，外击敌人。敌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近”。每台驻兵百名，军器粮食俱备。当时计划蓟、昌两镇共筑台3000座，每年筑1000座，3年完成。后来普遍推广，在长城东段常可见到这种空心敌台。据记载，明长城共有空心敌台12294座，墩台12158座。现辽东镇二者共计1156座，蓟镇约2000座，北京地区共835座，张家口地区共860多座。
在长城沿线建有许多堡城。“近城必筑堡，以处伏兵。”按堡的大小、战略地位，每堡驻兵200-600人不等。堡一般以地名命名，也有名靖虏、宁虏、镇羌、镇边、得胜、保安等等，带有鲜明的抗敌色彩。据记载，全线约有堡城2980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