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剥夺自由,被压制禁锢十年的话剧工作者,一旦从“四人帮”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就焕发出传统所固有的战斗激情和力量。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迅速创作出一批剧作,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一、于无声处听惊雷
以话剧为武器,戏剧家们把矛头直接对准“四人帮”,发起猛烈的进攻。如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多幕剧《丹心谱》《于无声处》和《左邻右舍》等,或揭露和控诉“四人帮”的丑行,或含泪展示人民在“文革”中的种种苦难,或歌颂人们在惨遭迫害的险恶环境中同“四人帮”的英勇斗争等,这些剧目,显示了为过去所没有的敢于面对矛盾的悲壮风格。
《于无声处》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一部戏。
《于无声处》的作者宗福先,原是上海工人文化宫的一位业余作者,以其对“四人帮”的义愤,在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尚未平反之前,就敢于为之呐喊,反映出亿万人民的心声。
1976年清明节,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但遭到“四人帮”的镇压,并被他们判定为“反革命事件”。《于无声处》,从一个侧面描写在这场斗争中,两个家庭,六个人物,九个小时之内,在一间客厅所展开的激烈的冲突。
故事发生在1976年初夏,被迫害的老干部梅林和儿子欧阳平路过上海,会见战友何是非。就是这位“战友”,于九年前诬陷梅林为叛徒。而此刻何是非的女儿、公安人员何芸,正奉命侦缉一个在“天安门事件”中散发传单的“现行反革命”,而这个“反革命”就是欧阳平。于此,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该剧重视刻画人物,更着意刻画人物的灵魂。梅林,惨遭迫害,身患癌症,但仍然斗志昂扬,精神乐观,其崇高的灵魂令人敬佩。而何是非则是一个口是心非、灵魂卑劣的两面派。此剧,剧情曲折跌宕,冲突尖锐激烈,既洋溢着浓郁的战斗气息,又富有人情味。在刚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演出这样一出戏,不但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更令人精神振奋。
二、社会问题剧的兴起
在思想解放的声浪中,剧作家以其敏锐的思想触角,敢于在剧作中提出一些重大的社会课题来,遂有社会问题剧的兴起。涌现出《报春花》《救救她》《权与法》等。
《报春花》,崔德志编剧。它写工厂中的一位党委书记李健,于“文革”中被长期监禁,身心备受摧残,妻子被打死,而仅有的一个女儿,过着无依无靠的生活。当他复出后,他敢于同“左”的思想斗争,敢于实事求是地坚持正确的路线政策。他把被党委副书记认定是“不可救药的”干部韩卫东解放出来,将一个所谓的“醉鬼”由贵提拔为供销科长。特别是环绕着一个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女工白洁,能否成为先进生产者的事件,李健挺身而出,主持正义。它排除唯成分论的干扰,使一个心地善良、关心他人、勤奋劳动的女工,终于像一朵鲜艳的报春花,展现在人们面前。此剧,不仅仅停留在对“四人帮”丑行的揭露上,而是清除其思想流毒,显然,它提出的问题是更深化了,自然也引发观众的思考。
《报春花》为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报春花》,由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李默然主演。李默然(1927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工作,曾任该院院长。他成功地塑造了《尤利乌斯·伏契克》中的伏契克、《日出》中的李石清、《第二个春天》中的冯涛等形象。
三、《陈毅出山》
出于对“四人帮”残酷迫害老一辈革命家的愤慨,也出于对这些革命家的尊重和爱戴,于是一批歌颂他们的历史剧应运而出。如《转折》《报童》《西安事变》《陈毅出山》《陈毅市长》《转战南北》《彭大将军》等,塑造了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人的崇高形象。
《陈毅出山》,丁一三编剧。陈毅元帅,历来以其豪爽、正直、坦诚和无私的崇高人格,集元帅、外交家和诗人于一身的旷世奇才而赢得群众的景仰。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在“文革”中却遭到迫害,抑郁愤慨,身患癌症而死。因此,打倒“四人帮”后,写陈毅的戏和电影颇多。此剧,写陈毅于1937年,只身一人到南方收编红军游击队,率领他们北上抗日。一方面遇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阴谋消灭共产党人,陈毅“单刀赴会”,巧施妙计,化险为夷;一方面,又受到自己人的误会,被游击队的干部韩山河囚绑,陈毅以其赤诚之心,终于感动对方。正是在复杂而尖锐的矛盾中,突现陈毅的高风亮节和英雄气概。而更为人称道的是,作者始终把陈毅作为一个人而不是神来塑造,故而写得令人信服,也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