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打破封闭的格局，不断地扩大对外开放，文化上也迎来了一个同外间广泛交流的新局面。而对戏剧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开放的戏剧世界。
一、架起友谊金桥
为了开阔戏剧视野，也为了同外国戏剧界建立友谊，中国戏剧界采取请进来的办法，或是请外国剧团前来演出，或是请外国剧作家和导演来一同排戏。至于翻译外国剧作，那就更多了。这里，只选择几则代表事例：来华演出的剧团较少，主要原因是语言的障碍，但还是邀请了一些著名的剧团前来。如闻名世界的英国老维克剧团演出的《哈姆莱特》，尽管有着语言的隔阂，由于中国观众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是熟悉的，因此，他们的演出受到热烈的欢迎，在艺术上也给中国的戏剧同行带来有益的启示。日本同中国在戏剧上有着历史上的诸多姻缘，但来华演出的话剧不多。日本著名的“剧团文化座”演出的《望乡》，满足了中国观众的企盼。尤其是主演，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铃木光枝饰演的山川崎，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请来了美国著名的剧作家阿瑟·米勒，由他指导了《推销员之死》的排练，于此，他同曹禺、英若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中美建交十周年时，在包柏漪女士的大力协助下，请来美国奥斯卡金像奖获得者，美国电影学院院长查尔顿·赫斯顿为北京人艺导演了《哗变》。此剧在北京演出十分成功，它以其特有的论辩色彩和出人意料的悖论，给观众带来一阵欣喜。
二、对外戏剧交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戏曲出国演出是十分平常的事情，话剧几乎难得走出国门，大概同样是语言的原因。而新时期话剧出国演出，是越来越多了。最早出国演出的是中央戏剧学院，由徐晓钟导演的易卜生名剧《培尔·金特》，赴挪威演出。在易卜生的故乡，他们的表演得到挪威专家和观众的首肯。这也打破了话剧不好出国演出的迷信。
在中国各剧团中，出国演出最为频繁的大概要数北京人艺了。1980年，他们带着老舍的《茶馆》到原联邦德国、法国和瑞士的15座城市演出25场，被西欧戏剧专家称誉为：“远东戏剧的奇迹”。此后，《茶馆》又于1983年、1986年赴日本、加拿大、新加坡等地演出。此外，《天下第一楼》《推销员之死》也去新加坡、日本等地演出，受到热烈的欢迎。海外的人们终于看到，古老的中国把西方戏剧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发展到了怎样一种高度艺术化的境界，并使之具有了东方神韵和民族风味。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家》，东渡日本演出，使日本戏剧界在迷惘中看到现实主义戏剧的生命力。
四川成都话剧院的《死水微澜》，虽然是一部根据李劫人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但就其剧本改编的完整严谨，特别是导演技巧的成熟来看，在国内实数上乘之作，曾风靡一时。它受到英国邀请，赴英伦三岛演出，给当地观众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死水微澜》，根据中国现代同名小说改编，编导查丽芳，由四川成都话剧院演出于1991年。该剧写20世纪初，四川一小镇上民间社团与教会的冲突，围绕这种冲突，写出一个女人婚姻的变迁和世态的悄悄转变。
三、莎士比亚戏剧节
最能体现中国戏剧开放特征的，是以纪念外国戏剧家为名，如莎士比亚、易卜生、奥尼尔等，所举办的戏剧节、专项演出和学术研讨会等。其中，以莎士比亚戏剧节最具代表性。
1986年，我国举行了第一届莎士比亚戏剧节。纪念活动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展开。共演出26台戏，其中8个剧目9台戏（《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有两台演出）是首次在我国上演。这次演出质量之高，形式之多样，标志着我国演出艺术进入了新的阶段。演出的莎士比亚戏剧的剧目有：《驯悍记》两台、《李尔王》三台（含改编的《黎雅王》）、《威尼斯商人》《理查三世》《爱的徒劳》《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终成眷属》《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奥赛罗》等。它在中国卷起一股莎士比亚戏剧旋风，盛况空前。
1994年，上海举办了“94上海莎士比亚戏剧节”。它较之首届更具有国际性和开放性。参加演出的莎剧共10台（其中外国三台，中国7台），另有广播连续剧两部。英国的《第十二夜》，被称赞为“使人眼睛一亮”的好戏。德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用现代观点解释该剧，并展现了“演员演剧”的表演风格，也引起中国观众的兴趣。其他还有台湾屏风剧团演出的《莎姆雷特》，采用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来演绎《哈姆雷特》，引起观众的兴趣。其他剧目还有《特罗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亨利四世》《奥赛罗》，以及越剧《王子复仇记》和丝弦戏《李尔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