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的十多年间，话剧活动基本上限于知识分子圈内，其中又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而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话剧走向社会，走向工农，走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线。
一、无产阶级戏剧运动
20世纪30年代，无产阶级戏剧在中国的兴起，它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当时，“红色三十年代”的风潮正席卷全球。表现在戏剧运动上，在法国有罗曼·罗兰所倡导的民众戏剧，在英国则出现了“海克赖工人剧场”，在德国涌现出皮斯卡脱的宣传鼓动剧，在美国则是工人戏剧和黑人戏剧的崛起，而日本则有佐佐木孝丸和村山知义的东京左翼剧场。所有这些，都催动了中国无产阶级戏剧运动。
1930年，成立不到半年的上海艺术剧社，在沪举行首次公演，演出了《爱与死的角逐》（法国罗曼·罗兰作）、《梁上君子》（美国辛克莱作）、《炭坑夫》（德国米尔顿作），就此揭开了无产阶级戏剧的序幕。
上海艺术剧社提出“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得到了中国戏剧界人士的赞同，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使他们更加认清了中国的现实，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的斗争之中。田汉曾代表南国社，发表了《我们自己的批判》，公开宣称告别感伤的唯美主义的戏剧追求，开始“以一定的意识目的，从事艺术之创作与传播”。这一声明，是进步的戏剧界向“左翼”转向的信号。
1930年6月，田汉将法国梅里美的小说《卡门》改编为同名话剧，试图“借外国故事来发挥革命感情影响中国社会”。稍后，欧阳予倩在广州把一部前苏联戏剧搬上舞台，以此抗议帝国主义杀害中国民众，制造“沙基惨案”的罪行。
无产阶级戏剧所展示的反抗专制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倾向，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它断然查封了上海艺术剧社和南国社，对新的文艺思潮予以打击。
但是，戏剧界的民主情绪却并未销声匿迹。1930年底（一说1931年1月）中国左翼剧作家联盟（简称剧联）在上海成立，它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联合主要的戏剧组织和进步的戏剧界人士，开展声势浩大的左翼戏剧运动。剧联总盟之下，先后设立了北平、广州、武汉、南京分盟，在青岛、杭州、天津等地建立了剧联小组，各自汇集起当地的戏剧人才，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戏剧，宣传抗日救亡。这对于引导话剧走向民众，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工农演剧活动
1932～1933年间，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一些话剧界人士深入上海工厂，成立蓝衫剧团，组织工人戏剧活动。他们演出的《谁是朋友》《一致》等剧，受到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蓝衫剧团还自编自演了一些反映工人心声的戏，如《爆炸》表现了工人暴动的情形，剧中还唱起了《国际歌》，演出后反映十分强烈。当时，沪东、沪西和浦东地区的工人，一下子建立了七八个蓝衫剧团，工人演剧队伍成为一支重要的戏剧力量。
一些学生剧团和专业剧团，也来到工人中间，为他们演出，并辅导他们进行话剧排练。1933年春夏间，春秋剧社和光明剧社在工厂为工人演出《活路》（楼适夷编剧），受到国民党政府宪警的干涉。剧团一面据理力争，一面坚持演出，场上演员情绪激动，工人群众热血沸腾，台上台下一起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搞得宪警们狼狈不堪。
这一时期，话剧也开始走向农村。早年从事教育的熊佛西（1900－1965年），于1932年来到河北省定县，开展了长达五年之久的农民戏剧实验。他先是在农民中间进行话剧巡回演出，当确信农民能接受这种新的戏剧样式之后，便让他们自己组织剧团，并辅导他们的戏剧排练。在他的努力之下，仅过了一两年，就在乡下建立了上百个农民剧团，演出了《无名小卒》《狐仙庙》《牛》《过渡》等剧。
农村的戏剧活动，往往因陋就简，利用空地、庙宇等作为剧场。演出时，打破了“幕线”，台上台下混成一片，演员可以跳出土台子或表演圈走到观众中间，观众也可以到台上去，宛如参加一场群众集会。熊佛西说，农民们“把自己塑在台上，他们打开的是自己的灵魂”。
三、“国防戏剧”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步步进逼，中日战争已呈一触即发之势。中国戏剧界抗日救国的呼声日趋高涨。1936年，一些戏剧工作者提出“国防戏剧”口号，动员一切爱国的戏剧家，以戏剧为武器，开展抗日救国的演剧运动。
戏剧家田汉、夏衍、洪深、陈白尘、于伶等在这个伟大的救亡运动中，同仇敌忾，均有出色的表现。为了适应形势的急剧发展，快速灵活地进行演出，教育民众，鼓舞斗志，小型独幕剧数量增多，街头剧、广场剧、活报剧应运而生，非常流行。
在“国防戏剧”的热潮中，于伶以尤兢的笔名创作了一系列以“国防”为主题的戏剧，如《夜光杯》《浮尸》等，前者写了一个舞女在民族危亡之际幡然悔悟的故事，后者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天津杀害华工的罪行。陈白尘以历史剧《石达开的末路》《金田村》等，在戏剧界崭露头角，以历史告诫人们莫蹈覆辙，团结御敌。
这一时期，出现了多人联合、集体创作的模式。戏剧界往往以联谊会的形式，在一起讨论创作的题材，依照社会的需要提炼主题，设计人物，安排情节，待基本形成，则由一人执笔完成。然后，再讨论，修正，定稿，上演。独幕喜剧《咸鱼主义》（洪深执笔），就是这种合作方式的产物。它描写一对家境殷实的市民夫妻，听说战事即起，便购买大量的大米、咸鱼，以致请客吃饭，煎炒烹炸一番，居然成了“咸鱼宴”。他们心里害怕战事，便自我安慰那根本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他们也还有囤积的白米、咸鱼，可以苟且偷生。岂不知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剧终时，轰然的炮声，惊醒了他们“咸鱼主义”的迷梦。
“国防戏剧”在民族危机加剧时，发挥了唤醒民众、鼓舞斗志、团结御敌的作用。
四、“红色戏剧”
“红色戏剧”是特定历史年代产生的群众性戏剧活动。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在江西井冈山一带开创了革命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组建了革命军队。当时，毛泽东就指出，革命军队，不但是战斗队，而且也是宣传队。为此，红军特别建立了专门负责启发群众觉悟的宣传队。
当时，宣传队的演出，主要是演讲，中间穿插着演唱红军歌曲和民间小调。后来出现了活报剧，如为配合农村土地改革，舞台上出现了身穿锦袍，胸挂钱串的土豪劣绅。有人出来揭露他们的罪行，红军高喊口号，然后押着他们游行。
1932年，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成立了工农剧社，每逢节假日都举行话剧演出，还经常到乡间巡回演出。
1933年春节，红军战士们演出了集体编剧的四幕话剧《庐山之雪》，剧情大意是，蒋介石坐镇庐山，指挥剿共。红军众志成城，组织反攻。导演是罗瑞卿，他提议“兵演兵，将演将”，于是，由军团政委聂荣臻扮演红军政委，军团长林彪扮演红军司令，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扮演红军政治部主任，而罗瑞卿自己则扮演了蒋介石。演出在一座破庙里举行，台上台下，一片欢腾。
在瑞金，红色政权还成立了高尔基戏剧学校，由瞿秋白任校长。
红军长征后，宣传工作并未放松，在艰难的跋涉中，战士们将其传奇经历，迅速创作为话剧，以艺术的形式鼓舞士气。如《破草鞋》，反映了红军击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强渡金水江的英雄壮举。街头小剧《北上抗日》《我当红军去》，被红军们在行军途中频繁演出，受到沿途群众的欢迎。红军抵达陕北后，将“红色戏剧”的种子洒向了新的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