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上海10年，跟山西人的交往，除了荆有麟和吴曙天以外，主要在木刻艺术运动方面。木刻，有传统和现代的不同。鲁迅是现代木刻（又称版画）的提倡者、哺育者和组织者。鲁迅所借鉴和倡导的现代木刻，系以一些欧洲国家和当时苏联的木刻成就为范本，主要是做革命宣传，所以现代木刻一出现，就跟“革命”二字紧密相连，木刻家往往被视为革命者。鲁迅到上海以后，世界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倡导木刻运动跟他提倡革命文学是相一致的，两者相辅相成，都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当时木刻运动的中心是上海。成员大都在南方一些省份，特别是广东，北方省份醉心于木刻运动的，主要在山西。北方青年中山西人唐诃、力群、段干青以及工作活动在山西的韩白罗四人，加上东北金肇野、河南刘岘等，撑起30年代新兴木刻运动的另半壁河山，“全国木刻联展”、“平津木刻研究会”、“木铃木刻研究会”、“太原木刻研究会”以及太原、北平、天津、江西、上海等地报刊的新兴木刻专版专栏，他们都是执牛耳的一群，在鲁迅引导、培育下，给各地的文艺，文化运动吹进了一股新鲜、锐进的劲风。
唐诃，原名田际华，汾阳人，1913年生。1933年6月唐诃跟几位同学在《山西日报》创办名为《榴花》的文艺版，写信向鲁迅请教。鲁迅于6月20日（实际是第二天）写了回信《致榴花社》。信中说，“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处在开垦时代”。针对来信所问，即新文艺在当时形势下应如何进一步开展，鲁迅说：“作品似以浅显为宜，也不要激烈，这是必须察看环境和时候的。别处不明情形，或者要评为灰色也难说，但可以置之不理，万勿贪一种虚名，而反致不能出版。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这话既实事求是，又极富针对性和策略性。从进入30年代以来，国共两党斗争日趋尖锐激烈，国民党对革命力量实施“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白色恐怖笼罩中华大地。在那之前，鲁迅为其主要成员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鲁迅的悼诗《悼杨铨》即写于《致榴花社》信同一天。这封信是鲁迅作为左翼文坛盟主向文艺新兵发出的极具指导性的意见，重在注意斗争方法和保存战斗力量，它已成为鲁迅有关文艺运动的一篇珍贵文献。
唐诃本人并不从事木刻艺术，只是一个热心者。当时他在北平的一个医学院读书。1934年秋，唐诃参加“平津木刻研究会”，随即和金肇野一起组织筹办第一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这个展览会于次年在北平、天津、济南、汉口、上海、南京等地举行，也曾来到太原，从8月15日到21日，共举行7天。地点在海子边。太原从未举行过类似活动，这次联展成为太原文化生活中一件大事。据当时媒体报道，“此次来并展览，集全国艺术输送及中外古今之佳构，陈列一堂，极为大观……各界参观人士，极为踊跃，上午签到人士约八百二十余人，下午因游人特多，不暇签到，总计在一千五百余人以上……”展品集当时国内所有木刻名家所作，包括山西木刻作者段干青、鲁木等人。鲁木原名田际康，为唐诃之兄。这次联展，得到鲁迅大力支持，许多名家作品都是鲁迅提供的。鲁迅为这次木刻联展作序，对五年来的新兴木刻运动做了充分的肯定，称它和大众“血脉相通”，“为大众所支持”，发展木刻艺术，“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的要求”。
唐诃先前写信未用个人名字，所以鲁迅的回信是给“榴花社”的。筹办木刻联展时，他们刊登了《启事》，随即收到鲁迅以“何干”署名的来信，从此跟鲁迅通起信来，前后多次，都为木刻事。鲁迅赠唐《木刻纪程》和《准风月谈》等书。唐诃在上海时，“为了感谢鲁迅先生对我们热情的教导及屡次赠送文集及画册，特地带了家乡的名产汾酒两瓶请内山书店转交给先生”《鲁迅日记》。1935年2月3日“下午得唐诃信及汾酒两瓶”即此事。次日复唐信，未能留存下来。据唐回忆，信上说：“我不会饮酒，但对这远道而来的名酒一定要品尝一下，然后再送给善于饮酒的人。”为这封信里的残句。
段干青和韩白罗，都是勤苦实干、卓有成就的木刻家。韩是天津人，毕业于南开中学。因其表兄在山西兵工筑路总指挥部担任总工程师，故来到太原。他爱好文艺，来后跟担任《山西党讯》副刊编辑的史纪言、王中青和文学作者卢梦、李延年、李曙放、鲁木等人相友善，还曾为《山西党讯》编辑《播种者》和《拉丁化》专版，倡导新兴木刻，宣传世界语，并主持太原的“世界语学会”。1934年夏写信给鲁迅，请代购“朝花社”出版的美术书籍，询问丁玲被捕后情况，又附上自己用晒图法翻印的鲁迅编《士敏土之图》2本。鲁迅得韩白罗信后，非常高兴，回信说：“……印得这样好，供给不学艺术的大众，也可以了。”以后韩用同样的方法翻印《母亲》的插图，鲁迅再次给予肯定。1935年全国木刻联展在太原举行时，韩白罗和鲁木等亦出力不少。
段干青为山西芮城县人，1902年生，毕业于位于运城的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6年考入山西国民师范学校高等师范部（1930年6月该部独立，改称山西教育学院），以后在国民党的党部工作，先在太原，后到北平。1934年加入“平津木刻研究会”，并跟许崙音、唐诃、金肇野、赵越等筹备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同时从事木刻创作。1935年到江西南昌任职，又在那里组织南昌木刻研究会。1935年木刻联展结束后，段把他的木刻《初集》和《二集》寄给鲁迅请教，鲁迅收到后立即作复，称“《喜峰口》，《田间归来》，《送饭》，《手》，《两头牛》这五幅，是好的；《豢养》和《手工业的典型》，比较的好。而当刻群像的时候，却失败的居多”。表现了一位前辈对后学者的关怀和认真。在后来的通信中，鲁迅对当时文艺界和木刻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鲁迅把段的《喜峰口》和《手》等作品推荐给一些刊物发表，又托曹靖华和唐诃将发表费分别转交。段的多幅作品被鲁迅收入《版画纪程——鲁迅藏中国现代木刻》一书中。
著名版画家力群是从另一途径跟鲁迅交往的。力群，原名郝丽春，灵石县人，1912年生。自幼喜爱绘画，在太原成成中学读书时即向名家赵缵之学画。1931年考入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专习美术。他和同学曹白（刘萍若）、叶洛、许天放、叶寒玉等成立“一八艺社”，被解散后又成立“木铃木刻研究会”，同时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他们先后举办了两次展览，选出一些作品寄给鲁迅，得到好评，也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1933年10月10日“国庆日”清晨，“木铃社”骨干曹白、力群、叶洛三人，因“宣传普罗文化，与三民主义对立”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木铃社”由此解体。1935年春节，力群被保释出狱，回到太原，任职于杜任之创办的“太原艺术通讯社”，编辑《文艺舞台》杂志。力群将一些作品寄给鲁迅。1936年2月红军东渡，太原实施白色恐怖，鲁迅关注着力群，从曹白信中得知力群平安，说这“使我很高兴”。又说，力群的木刻，“是很生动的，但关于形体，时有失败处，这是对于人体的研究，还欠工夫的缘故”。后鲁迅收到曹白转寄力群的三幅木刻，回信说：“郝先生的三幅木刻，我以为《采叶》最好；我也见他投给《中国的一日》，要印出来的。”还有一幅《三个受难的青年》，以他们三人被捕为题材，曹白另写有《坐牢略记》，鲁迅阅后写成《写于深夜里》，是控诉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一篇名作。1936年6月，力群由北平到上海，参加“第二次全国流动木刻展览会”的筹备活动，又参加“铁马版画社”。力群所刻《鲁迅像》，由曹白寄给病中的鲁迅，鲁迅说：“郝君给我刻像，谢谢，他没有这些弊病，但他从展览会的作品上，我以为最好是不受影响。”又抱歉地说：“木刻开会，可惜我不能参观了。”10月19日晨，鲁迅逝世，池田女士携曹白速找善于速写的力群，时力群跟几位山西老乡住在上海西郊，及闻噩耗后，急携速写工具奔赴鲁迅寓所，在众多亲友悲泣声中，“怀着悲痛的心情含着眼泪用颤抖的手画了四张鲁迅先生遗容的速写”，当即发表在几种刊物上。力群后来悲伤地说：“我并没有看到过活着的鲁迅，只看到逝世后长眠在床上的鲁迅。”这是力群的遗憾。为鲁迅的遗容作速写，又成了力群最难得的一次人生经历，它既记在鲁迅的史册上，也记在力群个人的史册上。
鲁迅在上海十年，跟山西人士的交往尚有三事值得一记：
杜任之函阻鲁迅去“劳大”讲课。杜任之，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生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万泉（今万荣）七庄村人。原名勤职，又叫杜力，笔名力夫、力戈等，1905年生。留学德国，1932年回国。是“共产国际”成员，公开职务为阎锡山办公室秘书、山西大学讲师、教授等。1927年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遇“四一二政变”，一度到武汉，后潜返上海，穷困潦倒，易名杜力，到“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就读，时鲁迅友人易培基任劳动大学校长。鲁迅1927年10月初在上海定居后，应易培基邀请，10月25日到“劳大”讲《关于知识阶级》，杜任之听了鲁迅的演讲。后杜跟几位共产党朋友拟在“劳大”设立共产党的支部，成立学生自治组织。事为校长易培基所发觉，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等名义，将杜等人逮捕，因搜集不到证据，只查到诗稿、信件，不能定罪，遂将其开除。杜听说鲁迅已应易之邀，以后将到该校正式授课，便决心劝阻。他找到鲁迅在景云里的住所，许广平说，鲁迅到北新书局去了，杜又找到北新。《鲁迅日记》11月12日：“午后同三弟往北新书局访小峰。”即此事。杜回忆：“鲁迅先生听说有人找他，便从里间走出来。我对先生说明来意，他笑着说：‘好，我们到外面走走。’先生和我漫步在福建路，边走边说。”杜陈述了“劳大”捕人事件，“劳大”中无政府主义名流的背景，杜自己的思想变化，“鲁迅默默地听着，但他阴郁的脸色越来越显出激怒的神情，我谈了后，他喃喃地说：‘学生也参加了搜查，信稿，诗稿……扣押，开除，驱逐……’”15日杜又写一信，鲁迅当天收到，《日记》有载。此后鲁迅毅然中断了到这个学校去讲课。杜后来写了几篇文章，回忆他跟鲁迅的这一场交往，其中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永不磨灭的印象》一文影响较大。此文署名杜力，许广平寻找多时，后来才弄清是著名学者杜任之。
答应为田景福小说集作序。田景福，笔名日京，汾阳人，1911年生。入汾阳基督教神道中学，后在北平燕京大学就读，1935年初回到太原，在基督教青年会任干事。田酷爱文学，已写过小说多篇。甫到太原，就发起组织“太原青年文学研究会”，任主席，赵秋心（后改名丁武）为副主席，成员共30多人，史纪言、王中青、姚青苗、巩廓如等都是。该组织每星期都有活动，还在《并州日报》上办了《青年文学》专刊。田本人写作不辍，其作品大都在《东方杂志》、《新中华》、《国民文学》等处发表。这年9月初，他给鲁迅写信，在表示了自己的崇敬以后，提出要求。他说他编成一本小说集，名《冬天的事》，希望鲁迅能作一篇序。鲁迅于9月9日接信后“即复”，说：“惠书收到。您的作品要我作序，不妨寄来，不过我有两点得预先声明：一，一时不能看好；二，有我的序反与通行有碍。专此布复，顺颂时绥！”田景福接信后，非常激动，曾拿给一些朋友看过。集子编好后，他送给国民党的图书审查机构，结果有几篇未刊稿未能通过，字数太少，不能成书，就又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说明这个情况。鲁迅于9月29日收到。《鲁迅日记》上有这两笔记载，我于1959年读后就一直记在心里，想弄清是怎么回事。上世纪80年代初，我跟杜任之相识，又从《鲁迅先生纪念集》中看到，鲁迅逝世后太原举行的纪念活动是由杜任之和田景福二人发起的，特地到北京找杜任之，问田景福情况。杜说，田以前在西安搞宗教，其他情况不知道。我给田景福写了一封信，分别寄到陕西省政协和西安市政协托转，终于找到。我接到田先生回信的时候，亦非常高兴，《鲁迅日记》上的这一桩疑案总算弄清了。田先生写了几篇文章，回忆“太原青年文学研究会”和他跟鲁迅通信等几件事的经过情形，补充了我对30年代山西文艺发展的了解。
梁品青问候鲁迅病情。梁品青，又名玉堂，襄垣人，1902年生。在北京朝阳学院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上广州中山大学，与在该校任教的鲁迅相识。在广州他化名梁鼎铭，担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四一二政变”后被清洗，回到故乡，继续从事党的工作。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受到严刑拷打，成为残废。出狱后失去党组织关系，经郝德青介绍，到平遥中学担任教务主任。1936年夏到太原，仍以教书为生。他听说鲁迅患病，几次写信询问病情，表示问候。他的第一封信鲁迅是9月26日收到的，第二天“复梁品青信”。10月6日、8日，鲁迅又两次收到梁品青的信，可是他已无力回复了。前已说过，景梅九得知鲁迅患病的消息后，也很着急，亦曾写信问候，李尤白看到过信稿。据李回忆，景梅九写信是在夏天，《鲁迅日记》自6月6日至月底，因病情较重而未记，景梅九写信恰在这个时候，所以从《日记》上无法查证。好在梁品青写信较晚一些，鲁迅能够写日记，一笔一笔都有记载。“山西人”对鲁迅患病之关心和爱护，可见出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