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晨，鲁迅逝世，举国悲悼。事后，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出版了《鲁迅先生纪念集》，将当时所能见到的有关消息和重要诗文收罗殆尽。如同“山西人”在鲁迅文化话语系统中显得极其特殊一样，《山西党讯副刊》在这本书里也显得特殊：它出现的次数最多，而且是连续出现的。10月21日，《党副》发出了鲁迅逝世的消息，刊出了《追悼鲁迅先生逝世专刊征稿启事》，从25日起，每天一个专版，到31日为止，共出7期，刊发了冈夫、卢梦、行者（樊希骞）等20多人的悼念诗文30多篇。每期都增印单页若干张，以供散发。《山西党讯》是国民党山西党员通讯处的机关报，许多编辑却都是共产党员，其副刊一直由史纪言、王中青主编。此时史、王二人已到长治，分别担任上党19县联立乡村简易师范学校的校长和教导主任，《党副》是由杨蕉圃主编的，《征稿启事》的《发刊词》即为杨蕉圃所写。《发刊词》中说：“为了纪念这个不朽的人格，为了使大家了解他给我们遗下的任务，我们筹备着出个专刊，来尽些传播的责任。”发刊词中呼吁：“将血和泪倾泻在这里吧！这是值得我们洒血泪的。”
太原悼念活动的高潮，是举行追悼大会。此追悼大会由杜任之、田景福、杨蕉圃、亚马、赵秋心、李淡虹、卢梦、鲁木（田际康）等人发起组织，以“太原青年文学研究会”、《山西党讯》社、《最后生路》社等团体为主办单位，于25日上午九时在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东缉虎营现省政协所在地）礼堂举行，共有700多人到会，杜任之担任主席，亚马任司仪。杜任之在致词中把鲁迅比作俄国的高尔基和法国的巴比塞，杨蕉圃讲了鲁迅的生平事略，田景福讲鲁迅的文学思想和他跟鲁迅通信经过，展示了鲁迅的复信原件，行者做了长篇发言，此发言收入《鲁迅先生纪念集》。会上通过了给许广平的致敬电，电文是：“噩耗传来，悲愤交加！愿继遗志，共同努力。尚希珍重！”由田景福经手，将100多件挽联、挽幛，挂号寄给许广平。《鲁迅先生纪念集》的《鲁迅丧仪礼物登记册录》记有“太原鲁迅追悼会主事田景福”的唁电一通。这次追悼会在《山西党讯副刊》上做了全面反映。
《山西党讯副刊》从10月21日刊发《追悼鲁迅先生逝世专刊征稿启事》起，每天都在重要位置刊发有关报道。25日所出《专刊》，载杨蕉圃、斯文、璐璐、白丁、行者诗文五篇。蕉圃在文中说：“我们，为他的死而哀悼，是‘必然’的；为完成他所未完成的是‘必要’的。朋友们！谨以凄怆的心情追念鲁迅先生是不够，我们应该以一颗热烈的心，两只能动的手来追念我们的导师。”26日专刊上报道：“当地出版的拉丁化丛书第二种《穷人的朋友》出版时，广告上也写着‘纪念鲁迅，应该学拉丁化’。”10月31日悼念专刊第7号上有编者的话：“在编完这几期专刊以后，我觉得有几点需要向大家说一下。第一点应该声明的自专刊刊登启事征稿以来，投稿的十分踊跃。这除由本刊对投稿诸君的热忱表示感谢外，还应该知道这也是鲁迅先生一生事业、一生努力的成绩的感人之深的一个证明。”
当时追悼鲁迅的，不止《山西党讯副刊》一家。当年狂飙社主要成员高沐鸿，1936年10月在北平由常芝青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回到太原，为《太原日报》主编《开展》专刊，这正是鲁迅逝世的时候。10月29日，即在鲁迅逝世10天之后，《开展》问世。这是当时太原文学界最具有前进意识、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副刊，共办一年，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11月初太原沦陷前才停办。该刊第二期为悼念专版，刊发了《纪念的充实》和《不断的进步者》两篇文章，称鲁迅的逝世是“一个最大损失”，然后从几个方面，“站在理论的基础上，予鲁迅以相当的评价”。在那样一个短时间里能写出这样充分肯定鲁迅各方面成就的文章，说明当年狂飙社成员是在不断进步的，他们早已撇开成见和相互不信任态度，能够客观地正确对待鲁迅了。此后，该专刊经常有文章论述鲁迅，有诗纪念鲁迅。《鲁迅，解放者的旗帜》第一节说：“鲁迅，解放者的旗帜/铲除封建的腐尸/竖起民族解放的大旗/是硬汉，是勇士/你倔强的精神不死……”这也就是《开展》和它的主编对鲁迅的看法。
前边提到梁品青写信慰问鲁迅。梁品青没有想到，他第二次、第三次给鲁迅寄信之后10多天，鲁迅驾鹤西去。他从报上看到噩耗后，惊呆了。他立即援笔，给许广平寄信一封，表示了他的哀悼和震惊。他说他“是9月27号接读我师来函，后即奉复，每日渴望着来示，谁知竟以报上的特号字‘中国名作家鲁迅逝世’复了我了！而我现时的心境如焚！痛再痛不来了，我正在望着他不时指导我，使我走出这个迷途，谁知……”信中又说：“我们的豫师是全中国的一般青年的致传者，是他们的唯一的导师，他死后，不独是几个人的难过，是成千成万的在流泪！”
这绝不是那些参与者和文章作者个人的悲痛，而是代表了许多人，包括一些“山西人”。就连著名官僚资本家、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也送了“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见《鲁迅先生纪念集》）的挽联。对鲁迅逝世的悲痛和悼念是全民的。鲁迅是“民族魂”，是全民族的骄傲。
此后，在鲁迅逝世的周年或诞辰举行纪念活动，成了山西文化生活中一件大事。无论在解放区还是“二战区”，文化界都要开会纪念。各地出版物上经常有文章发表。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上，更是把鲁迅语录作为动员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刊登在最显眼的位置。抗战初期中条山出版的《中条战旗》上，40年代太行区办的《北方杂志》上，还曾刊过特辑或专辑，用全部篇幅刊载有关文章，一些文章很有深度，还有的文章记述了鲁迅一些鲜为人知的生平事迹，具有史料价值。当年跟鲁迅有过激烈文字交锋的高长虹，在国外从事学术研究、写作活动和抗日宣传8年后，于1938年回国。他不仅以自省的心情回顾了他所见所闻的鲁迅，检讨了当年对鲁迅的错误攻击，而且按照鲁迅所指出的道路，在“大后方”重庆度过了几年郁郁不得志的生活后，1941年春天，毅然离开重庆，经过半年时间的徒步跋涉，在纪念鲁迅逝世5周年的日子里，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抗战时期的高长虹，在文艺思想上，也进行了一番几乎可说是脱胎换骨的改造，他坚决摒弃了鲁迅所说“晦涩难解”的尼采式的表达方式，而成为文艺大众化的一位最热心的宣传家和鼓吹者，使鲁迅30年代竭力提倡的大众化得到贯彻执行。有人曾对高长虹文风的改变表示难以理解，其实对于一个选择了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不会坚持旧日的自我，只会随时代而变，现在他服从的是革命的需要、人民的需要。
鲁迅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也是属于山西人的。鲁迅与他的文学作品永远活在山西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