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丧乱的时候，许多北方世家大族举家南迁，“衣冠南渡”可算得上是一部漂泊游荡的伤心史。现代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战火由北向南蔓延，于此时中国文化史上再次上演了一出衣冠南渡和西迁。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英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大举向南迁移，不远万里到西南大后方落脚。这是一次预先组织好的南迁活动，是一种文化上的抗战。这段历史很形象地反映在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而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文人们的辗转既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又是隐忍倔强的抗争，“万里长征”保护的是国家民族的文化血脉，“一城三户”为的是集中民族精英的战斗力，面对“九州遍洒黎元血”的局面，“壮怀难折”、“动心忍心”的还包括大夏大学的师生们。在文化抗战的洪流中，梁园东也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随大夏大学西迁，1937年底到达贵阳。开始了他历时九年的“衣冠南渡”。
民国时期的上海有三所著名的私立大学，其中被誉为“人才资源的富矿”的大夏大学，成立于二三十年代学潮最频繁的时候。1924年6月，厦门大学300余位教师和学生闹学潮离校到了上海，在原来厦门大学教授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等人的帮助下成立“大厦大学筹备处”，“大厦”即“厦大”之颠倒，后来取“光大华夏”之意，改名大夏大学。
在大夏大学成立之初，1924年10月，梁园东发表了《十年来之中国外交》一文，奠定了他的学术基础。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梁园东先生来到上海，先后在上海劳动大学、浦东中学任教，然后在大东书局任编辑，最后在大夏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兼主任。之后，在这所以“自强不息”为校训的大学里，在大夏大学“鼓铸文化，镕汇学术，万壑朝其宗”的“渊宏气象”中，以及在“唤起民众，复兴民族，禹域之洪钟”的“崇隆使命”的感召下，梁园东先生度过了他人生中学术研究最为旺盛的时期。
梁园东的学术思考是与社会人生紧密联系着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对于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机，梁先生已经有了深入的认识，他以为“到了现在，中国民族已显然遇到了更大的敌人，现在的敌人比他在历史上所遇到的，尤其严重，而与他的民族性及文化意识观念，都尤其违背，这种敌人，一即现在属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各民族，一即早已伸张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较中国民族在历史上所遇到‘游牧民族’的侵略，其严重性相差不止天壤！历史上的一切游牧民族，无论怎样强悍，而其文化总较中国所有的为低，所以真能被中国民族期待着逻辑的胜利。但是现在的帝国主义者，他们不惟具有较中国民族更进步的文化，而且他们为其自己的民族存在起见，对于异己民族的残酷屠杀，实远甚于古代游牧民族之上，他们是有计划的、长期的，以专门扑灭他种人为事！这种事实久已鲜明，不须多举，所以假使中国民族现在遇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而仍欲以逻辑上的理论，期待胜利，以不抵抗主义出之，那末必屈伏于帝国主义之下……所以到了现在，中国民族已遭受到历史是所从未遇到的危机，假使中国民族不能认清当前的敌人，而速决定其方向，那中国民族实有不忍言的危机”（《中国民族之特点》，见《前途》杂志，1933年刊）。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步步紧逼，《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先后签订，国民党政府节节退让，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以一二·九运动为起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华北的局势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终于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揭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
中国人民“采取了萨拉森人拥护其‘阿尔拉’的精神”，开始“以极坚强的态度，拥护其‘阿尔拉’的信仰，以与反对‘阿尔拉’的一切人抵抗”。而在1933年的时候，梁园东以为“这种精神，正是中国人所缺乏的”。当时的他就“很希望中国民族……以斗争的精神，把他们的真理扩充于全世界全人类，以克服其他一切戕害人类生活的民族或文化才是”。
从1937年底到1946年夏天，在近9年的时间里，梁园东先后从大夏大学转湖南兰田师范学院，再转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最后转四川乐山武汉大学任教授。
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利用教学之余，仍然坚持搞学术研究。但由于资料条件和出版条件的限制，发表的东西相对少了。在考证方面，他发表了《景颇考兼论商颂年代》和《桃花石为天子》等文章，又因为当时研究边疆史地的需要，而译注了《回鹘史》一书。
可是，对于一个渴望在昂扬的斗争生活中寻找真理的人来说，在“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时候；在“全国同胞奋力抵抗日寇的侵掠”，“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的时候；在无数男儿“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时候，静心书斋的生活显然是天方夜谭。为了“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了实现“大同主义”的理想社会，梁园东一次次的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着自己的思想和主张。
梁园东在到贵阳的第三年，曾和青年们筹办了一个刊物，但未及出版，就被书报检查机构查禁了。他一气之下，决定离开贵阳去湖南。
在湖南兰田师范学院，他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而该院院长却在学生中散布“梁某的史学走的不是正路”的谰言！梁园东提出抗议，对方虽一再道歉赔礼，但他终以为“不足合作”，而转赴四川。
在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院当局要他兼系主任，而系主任却需要到“中央训练团”受训。他不想做这个系主任，但却想借机会了解一下国民党。他怀着求真理的目的去了重庆。他一到“训练团”，团领导们很高兴，认为梁园东“醒悟”了，便亲自接见，随后就送来入党（国民党）申请书。他不填。那些人很惊讶，一再劝诱，他不为所动，说道：“入党自愿，不能勉强，一定要我入党，那不违反你们的党章吗？”他还进一步说：“你们定的训练目的、任务不合理，我不能接受。”那些人冒火了，说：“那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是学历史的，应该了解一切情况，做一些社会调查。”自然地，他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便被提前遣送回白沙，而且通知学院立刻把他解聘。院长谢循初不同意，回答说：“梁先生是教授，没有犯法。没有到期，不能解聘。”这是1943年冬天的事，此后，常有特务监视梁园东的行动。到了1944年夏天，聘期满了，梁园东才应武汉大学之聘去了乐山。
趋吉避凶是人之常情，趋利避害也是人之常情，可为什么仍然有人飞蛾扑火、以卵击石呢？是因为他们知道火代表光明？还是因为他们也向往品质的刚硬？正义和真理永远是潜藏在人心的蚌壳里，用疼痛孕育成的珍珠，是本能让她以这样一种晶莹而内敛的形式存在。虽然被采撷之后，她的神采足以打动每个见到她的观众，但她真正的美，却在无意开合间、在灵光乍现的瞬间。
梁园东坚持正义的辗转，其实正是他内心深处对于真理的抉择。在国共合作貌合神离的年代，只有对国家的命运进行了认真思考的人，只有对自己的信仰和选择矢志不渝的人，才可以坚定地对自己说：该走救国救民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