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到12月，被欧洲战争局势所“左右”的日本军队，为打通华北到华南再到印度的大陆交通线，而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这是中日战争以来，日军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战。
一直被“日本人是肌肤之病，共产党则是心头之患”的思想所“主宰”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遭遇了抗战爆发以来的第二次大溃退，致使湘、桂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敌手。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暴露无遗……
大溃退之后，被失败的战争所牵连的中国几十万难民颠沛流离，每天有数百人死于疾病和冻饿……
最终，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反攻加速了日军的失败，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
但是，战争并未结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蒋介石倒行逆施，又发动了内战。
饱受战争之苦的全国各阶层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进行政治斗争，反对内战。
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下，“在武汉大学的梁园东，虽僻处乐山，但积极支持民主运动，与进步人士有不少联系。并听过周恩来的时事报告，认识了周恩来。周了解到他的家属仍在老家，曾专电延安转请山西忻县地区民主政府予以照顾”。
从1946年8月到1950年7月，梁园东先生随武汉大学迁回武昌，对于梁先生的整个人生来讲，这是一段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时光。在学术研究上，他发表了《从历史上观察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史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图腾部落之一——白虎族考》和《研究中国上古史的方法》等文章。
他以为“从历史上各方面看来，中国土地分配的趋势，时时在分化、分散中，并未集中起来”，“由这种趋势的结果，形成中国农业的特点，是一种‘小农经济’不论在土地分配或者经营方法，都是如此，这种小农经济，久已是中国社会的特征了”。
梁先生以为正是这种小农经济的经济状态，导致了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社会关系太散漫组织太松懈”、“生产力不能发达”、“道德心低落”等许多缺点。
关于《史的阶段》的划分，他有独立见解，也掌握了丰富的资料，从上海时起，他就不同意郭沫若把周时代划入奴隶社会的观点，而认为周代是“典型的封建社会”。此文就是对原有论点的发挥。
《图腾》一文，是他长期研究图腾学的部分成果。
《史学方法》一文，则是他一贯坚持唯物史观方法论的总结，文章中明确指出：必须“以社会发展史的观点处理上古史的资料”，“才能解决上古史的问题”。显然只有这样，才能扫除长期以来历史研究上的混乱状态。
这些文章从宏观的角度，针对当时历史学领域所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发，有些论点对于建国之初的经济、政治建设发挥了必要的作用。可以说，它们是先生从20年代起研究历史问题以来，对于自己学术思考的一个总结，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还要继续沿着这条路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迎接中国的革命的新高潮》一文。文章指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
黎明前的国统区，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1947年，武汉大学发生的“六一惨案”，便是国民党在挣扎之中上演的一幕轰动全国的丑剧。
194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学生运动遍及国民党统治区，以武汉大学为中心的学生潮成为这次学运的重要组成部分。1947年5月20日，京、沪、苏、杭学生6000余人在南京举行联合示威游行，遭国民党军警残暴镇压，重伤31人，轻伤90余人，被捕20余人，造成震惊中国的“五二〇惨案”。
5月22日，由国立武汉大学发起，武昌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声援南京学生，抗议南京当局暴行。当日清早，武汉大学1700余名学生列队前往武昌，准备会合各兄弟院校学生渡江到汉口游行，并赴武汉行辕请愿。但渡口已遭封闭，游行队伍于是返回向湖北省政府请愿，请愿队伍冲进湖北省政府后，占领了除财政厅外的其余各厅局办公室，这引起了武汉当局的极大恐慌。
5月28日至31日晚，武大举行“反内战，争温饱”的时事座谈会和文艺晚会，梁园东与金克木等知名教授慨然前往。1947年6月1日凌晨，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千余人突然闯入武汉大学校区，逮捕进步师生23人，打死学生3人，打伤2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国的“六一惨案”。
20年前，由于大革命的失败，26岁的梁园东在同事的掩护下，只身一人奔赴上海，而父亲梁际蓉却被捕入狱，后来虽被营救，但因在狱中的饱受折磨，不久在贫病之中辞世；20年后，当年的情景再次重演，46岁的梁园东也不幸身陷囹圄。在全国各大学的大力声援下，学校当局也多方营救，梁园东和被捕师生先后获释。
1948年，梁园东先生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负责武大教师支部的工作。
1949年，武昌解放前夕，梁先生积极支持全校师生进行护校斗争，迎接解放。在汉口举行的全市人民庆祝解放大会上，他应邀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48岁的梁园东，在20余年之后，终于迎来了自己为之作出牺牲和奋斗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