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召开，确定了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的总方针，随后在学校中废除了训导制度、国民党党义等反动课程和宗教课程，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课，建立了政治教育制度……
1950年6月至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会议指出高等教育应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掌握现代科技成就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的国家建设人才，准备和开始吸收工农干部和工农青年进高等学校，以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高等教育无论在其内容、制度、方法各方面，都必须很好地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
1950年7月24日至8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讨论会，讨论解决政治思想教育中出现的过“左”情绪、教学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偏向、教学内容上的讲授重点不明确和教学组织不健全等问题……
除此之外，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等一系列的教育工作会议依次召开，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着。在发展过程中凸显出来的问题就是“现有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50年8月，梁园东接受山西大学校长邓初民和副校长赵宗复的邀请，回到了太原，开始了他的又一段人生历程。
经过20多年的漂泊羁旅，49岁的梁园东踏上回乡之路时，心情定然是激动的，家乡对他的召唤抹去了近乡情怯的阴影，蒸腾出慨当以慷的豪情。我们不能怀疑他的幸运，在“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新旧交替的日子里，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投身新中国建设的机遇。我们不知道，即将担任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师范学院院长的梁园东，在北上的列车上望着车窗外，或一闪而过，或延宕绵长的景色时，在他脑海中怎样闪现着曾经经历过的人生中一幕一幕的风景，而这一幕幕的风景对于其时的他的心境，又有着怎样的氤氲与点染。在此之后的几年，是梁园东心情最舒畅、精力最充沛的时期。他一心一意为实现多年的理想抱负，为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文教事业的发展，而贡献全副力量。的确，50年代之初，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给无数渴望建功立业的人带来机遇和挑战，肩负责任和使命的新时代的建设者怀着憧憬和希望，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
在行政工作方面，他大力延聘教师，从全国各地招聘来不少有名望、有学问、有教学经验的教授、副教授，较快地配备起师院各系的教师班子。
1951年夏天，他又接受了教育厅委托创办六个专修科的任务，一下增招了400名新生。另外，他除加聘了十来位教师外，还充分发挥各系教师的潜力，解决了教学方面的一系列困难。
梁园东身为院长，总有繁重的行政工作，但他的办公室（包括师院）里却只有一个干部、一个工人，一切行政事务由他一人处理（没有副院长）。尽管如此，他还能挤出时间听教师们讲课，并不时给上课教师提出合理建议。
同时，他开始把多年来的研究心得，写成一部通史——《中国社会政治史》。
1953年秋，师范学院独立建院，梁园东继续担任院长一职。作为管理者，他首先抓的是建立制度。他组织了几位有经验的教授，制订了《师范学院学则》，希望通过教学、行政、科研的制度化，使山西师范学院在若干年内进入高等教育的先进行列。
1954年以后，师院迁入新址；六个专修科并入有关各系；普遍建立起教学研究组；提高教学质量；进一步充实教师队伍；扩大招生等一系列措施，都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那时只有一个副院长，还兼着教务长职务。所以梁园东事必躬亲，但他从不惮烦。
就在这一年，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社会政治史》第一、二、三分册。其内容论述了从原始社会到东汉末年的社会政治史实，这是他长期研究的成果。他在《序》中说：
本书拟从政治社会各种形态中，分析中国社会演变发展的实况。
……
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史一个长期的封建社会。它所占的时间虽长，但它仍时时在发展中、变化中。如果我们能看见它活生生的演变实况，就绝不至有停滞之感，更不会有“循环”、“再现”等错误感觉。它的错综复杂的史迹，从它们彼此的联系、产生的法则和发展规律看，随时都证明了马列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可见他的这部著作，是既重规律，又重史实的，是“论”与“史”相结合的。从书的内容所体现的写作特点看，它几乎是由论文联结而成，都是他长期来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的结晶，处处闪耀着真知灼见的光芒，而又有充分的史料为根据。当然不能说他的每一个结论都是正确的，但他的论点却能给读者以启发，使研究工作向更深、更广的道路推进。这就是很好的贡献。可惜他的书没有写完，部分未刊的稿子也在“浩劫”中被毁掉了！
为了提高学院的教学水平，梁园东非常重视科学研究。他是以“爱才”而闻名的，他对教学好的教师，要求他们科学研究也好。他在百忙中没有忘记抓“学报”。经一年多的准备工作，《山西师院学报》第一期于1957年2月出版。其中，他发表的《关于诗经“噫嘻”篇的解释问题》一文，是与憩之《关于周颂“噫嘻”的解释》一文进行商榷的，实际也是与郭沫若进行商榷。他认为憩之对“噫嘻”的解释不准确，因而对“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的判断也不准确。在此文前后，他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中国史的问题》一文，被收入《新华》半月刊。又在《山西师院学报》第四期上发表了《处理中国上古史料的方法问题》，还向中国史学会投送《有关中国史分期的意见书》一文。可见，他在不知疲倦地工作之余，是多么勤奋地进行着科学研究！
1956年秋，梁园东受九三学社中央的委托，负责筹备太原分社，并担任了主任委员。在他的带动下，太原各高等学校许多有教学科研成就的教授专家，纷纷参加九三学社。
他就是这样不知疲倦的工作着。
也许，我们可以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以一当十诸如此类的形容词，来形容建国之初的一大批建设者。因为，于情于理，以爱国为己任的中华儿女都势必这么做，积贫积弱、满目疮痍、整装待发的国家，都要求人们为之呕心沥血，谱写新的篇章。梁园东先生只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抓住了属于自己的机遇，而这个机遇既是自己的选择，也是自己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