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原创还是文学作品改编，作为创作主体应该对生活有一种激情，一种理想，一种严峻的思考。如果对生活本身失去的任何激情，满眼的灰色与悲凉，其作品所表现的一定不会充满着激情与理想。今天的电影创作，过分追求个性化，电影群体意识里故作一种深沉的焦虑与孤独，虽然年属于“70后”，“80后”，充斥镜头的却是沉闷、压抑、神经质、人性的异化，人格的分裂，显示出浓郁的病态风格。电影不是不能去表现自我个体理念欲望与生存经验，但是作为一个充满剧烈变化的时代电影叙事，相当多的创作放弃理想、激情、生命力、主体性高扬而一味追求“欲赋新诗强说愁”的伪“欧洲现代主义”电影风格，抛却本民族文化叙事传统与心理，这样的电影作品虽然能在国际上招来老外的“喝彩”，但作为13亿多万的本国民众却不予买帐。这样的电影价值意义有多大？导演们拍电影的宗旨是给自己看的？
我们提倡学习任何流派的电影表现手法，但是，不主张整个时代电影创作都在“解构”现实或者“戏耍”历史。少数人可以去尝试，但作为一代电影人都被成为高深的“哲人”，老百姓看电影就会感到“神经痛”而拒绝电影。全世界有一个毕加索，一个高更，一个蒙德里安，一个黑泽民，一个阿巴斯，世界就有了新潮，有了先锋，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是“毕加索”，毕加索的存在还有何意义？很多先锋叙事的电影者不屑“红色经典”电影的政治话语，甚至对“第五代导演”表现的民族关怀与爱国精神也表示批评，而他们自己的作品却日益失去观众，脱离人民，以少数的个人情绪表现代替社会生活的本质。因此，在今天我们重温“红色经典”的历史意义与表现手法，对我们加强导演的时代意识、责任意识、电影伦理精神与爱国主义思想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家广电总局于2004年5月25日下发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影视制作单位在改编“红色经典”时，必须尊重原著的核心精神，尊重人民群众已经形成的认知定位和心理期待，绝不允许对“红色经典”进行低俗描写和杜撰亵渎。因为近些年来，将古典名著“戏说”以后，一些急功近利的追求商业利润的电视导演又将现代文学史上的红色名著经典进行肆意改编，以一种不忠实原著，按照导演自己肤浅浮躁的心态去随意对作品主人公，小说主题进行篡改，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譬如前几年的，电视剧《林海雪原》、《小兵张嘎》等被搬上荧屏后引起许多观众的不满和批评。网络也开始了对红色经典的作品进行恶搞。“颠覆”英雄人物形象，譬如《闪闪的红星》被网民“胡倒戈”制作成《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在《参赛记》中，小英雄潘冬子变成了一个整日做明星梦希望挣大钱的“富家子弟”，潘冬子的父亲变成了“地产大鳄”，而潘冬子的母亲则一心想参加“非常6＋1”，恶搞后的整部片子，甚至还夹杂一些不健康的对白。在“恶搞”风潮中，杨子荣变成了一身江湖气的伙夫；红色娘子军的故事被改编拍摄时曾宣称是一部“青春偶像剧”，吴琼花与洪常青之间的情感纠葛成为主要卖点。
从对红色经典的改编与“恶搞”中，再对照我国老一辈革命艺术家的文艺追求他、与电影精神，那些肆意按现代人的“施虐”与“受虐”心里去篡改原作精神失去可对艺术最起码的尊重精神。他们对名誉、金钱的追求淹没了艺术的良知。“红色经典”是我们现代中国无数优秀儿女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换来的“经典”，很多英雄就是现实生活中被敌人杀害的真正革命者，今天，当我们享受着高度的物质利益的时候，居然故意去歪曲为我们今天美好生活而牺牲的英雄，这些电视的编剧们与网络痞子们难道不感到羞耻与愧疚吗？
“红色经典”，是围绕着革命历史创作、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一些优秀作品。它能在革命历史时期经过广大群众的鉴赏与检验脱颖而出，这本身就说明了它丰富的精神底蕴。它不仅仅具有文学史上的意义，还承载着整整一代人的生命经验，包含着一种质朴的、丰厚的道德情感。红色经典作品决不允许以商业化与庸俗化的态度进行破坏性的改编，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我们应该以无限崇敬的心情对待我们的先烈，对待历史残酷与血腥的真实状态，对待曾经给我们祖辈、父辈以热血沸腾的精神力量这些优秀作品。
在面对日益虚无主义的历史表现与极端个性主义的电影发展趋势，面对中国本土电影越来越失去更多观众的同时，面对“80后”越来越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无知，我们提倡重观“红色经典”电影，除了尊重及学习革命先烈的人格与精神外，更多地学习“红色经典”电影艺术上给我们的启迪，对今天那些晦涩、偏执、沉闷、压抑的电影注入一股新鲜的活力与艺术审美的激情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