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影？什么是电影艺术？什么是艺术电影？电影理论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存在各种流派与纷争，但电影是本质难道仅仅是在光与影的构造中吗？没有生活的内容，怎么有真正的“电影”存在？电影的本质是通过声光影的电影语言塑造艺术形象审美地反映社会生活。审美是电影及一切其它艺术的本质属性，电影作为直接作用于观众视觉的艺术，其审美作用更直接。“红色经典”作品以其自身丰富的生活内容，情感的真诚热烈，高度的经典叙事方法，打动了无数观众，赋予了经典的独特电影价值，在百年中国影坛上占有不可撼动的牢固地位。那么，就从电影本体学出发，“红色经典”的电影价值到底能给“新生代”中第六、第七代及“新状态”电影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更生动，更具有感染力。
首先、一代代前辈导演群体赤诚的爱国情怀。红色经典电影很多导演、演员都是参加过革命的艺术家，他们从血脉里熔铸着对共产党的无限忠诚与情怀，他们的电影里所表现的时代理想、生命激情与对祖国的热爱是他们作品能深深打动亿万观众的艺术原动力。中国红色经典主要作品是在第三代导演谢晋、谢铁骊、水华、崔嵬、凌子风及第四代导演吴贻弓、吴天明、张暖忻、黄健中、滕文骥、郑洞天、谢飞、胡柄榴、丁荫楠、李前宽、陆小雅、于本正、颜学恕、黄蜀芹等艺术家身上完成的。这些艺术家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能与红色经典联系起来。艺术家们用他们的艺术青春与生命完成了一部部辉煌的作品。《《林则徐》、《甲午风云》、《红色娘子军》、《青春之歌》、《风暴》、《董存瑞》、《英雄儿女》、《小兵张嘎》、《红旗谱》、《林海雪原》周恩来》、《毛泽东和他的儿子》、《长征》、《离开雷锋的日子》、《大决战》、《党的女儿》等无数影片，从伟大领袖，革命将军到普通战士，无不闪跃着激情与理想的光芒。我们无法忘记电影里塑造的无数英雄，他们是革命战争中真实的英雄再现。电影编剧、作者及演员都以饱满的政治激情，对英雄烈士人格的崇高敬仰，对伟大祖国无比热爱的一种几乎圣洁的情感而完成这些作品的。这些作品中的英雄人物精神，激励着电影观众如何看待革命战争年代的激情、理想、奋斗、牺牲；思考着今天应该怎样学习英雄的精神理想，怎样在和平的年代珍惜和平机会，让自己的人生更充实，更具有价值意义；自己怎样处理好个人、集体、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红色经典所表现的革命英雄形象，与“文革”中追求的“高、大、全”虚假的艺形象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是革命生活里总结出来的典型，在欣赏这些电影形象的时候，观众不会感到半点虚假，因为红色经典电影是艺术家用生命凝聚而成的。今天的电影及文学作品，除了国家意识形态体制内在倡导理想主义，英雄主义，道德追求，献身精神，爱国热情，今天的一些电影导演却故意在解构理想与英雄，对正统的信仰及精神不屑一顾，以“游戏”的叙事姿态的对待镜头语言，并且专门对红色经典文学作品进行“大话西游”似的改编。导演本身对生活充满了偏见，没有积极向上的乐观激情，更没有远大的信仰。电影叙事所追求的是越来越个人化。
其次、丰厚的电影文学叙事功底与电影传奇。电影拍摄注重的不仅仅是画面的艺术，而更注重故事的本身。红色经典电影大多数作品都脱胎于文学文本。解放后我国“前十七年文学”是我国文学的第一个丰收期，创作了大量的优秀长篇、短篇小说，很多都是围绕着革命题材而创作的。这一时期的电影母体和文学母体是相通的，银幕上出现的一个个高大光辉的英雄形象多半都是来源于文学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代表作品之一，曾获斯大林文艺奖金。小说描写了1946年华北农村的土地改革斗争，翔实细致地表现了社会各阶级在时代风暴面前错综复杂的关系，显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红岩》罗广斌、杨益言合著的这部小说自1961年出版以来，印数已超过352万册。江姐、许云峰等英烈坚贞不屈的事迹代代流传；《红日》1947年的孟良崮战役消灭了蒋介石的74师及其师长张灵甫，吴强的小说《红日》写的就是这段“战史”，是一部纪实与虚构兼备的不可多得的战争小说；《红旗谱》梁斌以大革命失败的前后十年为历史背景，以雄健豪放的笔触勾画了这部北方农民革命运动的史诗，绘制了中国共产党旗帜下的农民英雄谱。贫农朱老忠和他的死对头地主冯老兰令人印象深刻；《创业史》小说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为线索，表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山乡巨变》周立波描绘了湖南清溪乡农民们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巨变，时代特色鲜明，南国的民俗风情赋予了小说特殊的韵味；《青春之歌》林道静的成长代表着一个“小资”的知识分子在向共产党靠近的过程中从软弱到坚定的必然经历，杨沫用革命、爱情、理想谱写了这首飞扬的青春赞歌；《保卫延安》杜鹏程多写重大题材，这部小说写的就是解放战争中的延安保卫战。以周大勇连长的英雄事迹为核心，描绘了人民战争的历史画卷。这些具有史诗般的英雄画卷，以波浪壮阔的斗争形势，紧张激烈的冲突情节，扣人心弦的悬念设置，细腻生动的传神描写，给电影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元素。
一个优秀的导演，就是一个优秀的故事叙述者与设计者。张艺谋曾经说过，他拍摄电影的第一要素就是要“拍得好看”，好看除了镜头的渲染和表演外，最重要的是电影本身的故事性，即电影的文学性。凡是最优秀的电影，没有一部没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主人公一波三折的命运，跌宕起伏的叙事悬念及感人肺腑的美好情感。故事与情节是电影的主题决定性因素，要表达什么，赞成什么，否定什么，矛盾内外冲突，个人命运变化，时代风云变幻及故事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的传统结构，这就是中国似的“好莱坞”影象风格。从文学叙事策略说来说，第六代导演的反叙事纯粹追求使得他们的电影风格纪实性很浓，追求表面本质真实的时候，却电影变得节奏缓慢，而使本来不多的观众熬不下去。但是，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王全安《图雅的婚事》因为很好的把第六代整体追求风格，现代叙事手法与故事情节性本身的追求，使得电影具有更多的观赏性，得到了更多观众的认可。
再次，浪漫温婉的抒情与浓郁的诗情画意风格。有些以为红色电影就是一种严肃的影象面孔，事实上很多红色经典作品充满着浪漫主义的乐观情绪和对光明未来的满怀信心。其“风烟滚滚唱英雄”的赞歌，也是一种比较浪漫和充满乐观的英雄赞歌。在战争年代，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与追求自由解放的美好理想，光明与黑暗、邪恶与正义两大对立阵营的厮杀与搏斗，正面战场上惊天动地、枪林弹雨的繁复式再现，战争画面充满了哲理性与悲壮美。特别是流畅的叙事与激情，让每一个章节有一种新中国革命特有的丰盈的“革命生命的激情体验”，犹如郭沫若的诗歌，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日》《红旗谱》、《红岩》、《红色娘子军》、《苦菜花》、《铁道游击队》、《战斗的早晨》、《上甘岭》、《闪闪的红星》……等几乎每一部革命作品，都散发出积极乐观，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美好前程的向往与时代的浪漫主义气息。
革命经典电影浪漫的气息还表现在诗情画意的主题插曲中，这些插曲成了特有的红色经典歌曲，富有生活气息，歌词优美，旋律动听，富有民族特色，缓和了电影战斗或场景的紧张气息。郭兰英演唱的《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至今传唱了五十多年，歌词优美动人，旋律高昂激情，“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如诗如画的风景在镜头里出现，歌颂了祖国的壮丽山河，又抒发了战士们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陶玉玲主演的《柳堡的故事》，片中描写的新四军战士副班长与二妹子的爱情故事使当时无数青年人沉醉其中。当我们今天传唱《九九那个艳阳天》的时候，苏北美丽的风光就浮现在眼前，在革命战火纷飞中美丽的二妹子对郎哥的等待打动了多少人心房。动人的词语、柔美的曲调，人们都会感悟到纯情的浓烈与挚爱的芬芳。《红色娘子军》描述了地主南霸天的丫头吴琼花在党代表洪常青的解救与指引下，参加红色娘子军并在战斗中成长的传奇故事。其主题歌曲《娘子军连歌》节奏短促，富有韵律与民族气息，“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富有海南韵味的女生独唱与重唱，让我们感受到了中海南岛的热带风光，黎、苗少数民族的风情，娘子军的积极进去，画面清丽别致，风格独具韵味。《闪闪的红星》里的主题曲“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将红星比作潘冬子前进的方向，这个乐曲欢快，活泼，富有儿童气息的纯真与浪漫。几乎在红色经典的影片中，无论是五、六十年代拍摄的影片，还是八十年代初期拍摄的经典，总是通过革命歌曲优美的旋律和深深的情愫，让电影充满了一种清新、朴实、欢快有时又悲郁的浪漫主义倾向。任何一首曲子将让我们浮想联翩，进入艺术的天地，“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我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闪闪的红星》），“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行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戴手铐的旅客》）无数朴实，温情，悲伤而浪漫的歌曲，给红色经典电影增添了无穷的艺术魅力，也是红色经典穿越历史大半个世纪依然保持电影的审美感染力的一个重要元素。
第四、战火纷飞中人性展露与考验。红色经典另一个特色的是人性的大力张扬和表现。在现代与后现代的先锋叙事中，认为红色经典电影可能只是政治宣传的说教，没有多少张扬人性的地方。事实上，红色经典电影之所以成功，最关键的一个要素就是它深切地表现了在战争年代的特殊人性，将这种特殊的人性冲突推到极点，让亲情、友情、爱情与革命之情感既统一又对立中刻画英雄人物的精神境界。《小花》在中国战争电影里，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彻底改变了战争叙事的强烈的政治气息与硝烟气息，而渗透了浓烈的人性与人情，电影感动观众的不是英雄的勇敢与牺牲，而是两个“小花”的命运及寻找哥哥的执着精神。至今那首“妹妹找哥泪花流，泪花流，不见哥哥心忧愁……”的歌曲，其优美而朴实，忧伤而真诚的旋律还依然能感动无数听众。
红色经典电影里的人性具体现在三个层面上。第一，朴素的革命阶级感情与亲情。譬如《青春之歌》林道静的成长道路是与共产党员卢嘉川分不开的，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革命的基础上。这在卢嘉川的影响下，林道静参加了三·一八纪念日的集会；卢嘉川因离开林家而被捕，林道静得知后悔恨交加，坚定地选择了与余永泽分手。林道静、卢嘉川的革命友谊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电影《刑场上的婚礼》表现了革命恋人周文雍、陈铁军感人的爱情故事，这是现实中真实的英烈，“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共产党员周文雍被捕后在监狱墙壁上写的一首不朽诗篇。1928年2月6日，他们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举行了悲壮的婚礼，从容就义，其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感天地，泣鬼神。《洪湖赤卫队》、《江姐》、《闪闪的红星》、《苦菜花》、《党的女儿》、《英雄儿女》等优秀片子，常常把亲情与牺牲推向高潮，让观众看到战争是怎样摧残人性，反动势力是怎样灭绝人性，在人性的被毁灭中得到深刻的教育与感动。《洪湖赤卫队》共产党赤卫队书记韩英在监狱里告别母亲的对白与演唱，成了电影里名副其实的经典，“娘啊，莫悲伤，儿死后，将儿的坟墓朝东方，让儿听见洪湖的水，让儿看见洪湖的浪！直到白匪消灭光！”将悲情与理想之情感浑然结合，将赤子对家乡的眷恋与对共产主义信念交融一起，声声如泣，句句衷肠。《党的女儿》故事发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北上抗日后，江西革命根据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组织被破坏，玉梅等8名共产党员惨遭枪杀。玉梅被捕时，远处通讯员小程肩挑着玉梅的两个幼小的孩子，母亲望着孩子，目光坚毅而痛苦，两个孩子“妈妈！！妈妈！”的哭喊声撕裂心肺。为了新中国的解放，可怜的孩子们失去了母亲，人性毁灭的悲剧制造者就是凶恶的敌人，让观众对敌人更加痛恨。
第二个层面是将人性的善良与邪恶，正直与阴险，自私与利他的双重矛盾人性放在道德层面进行拷问。经典战争影片《高山下的花环》突破了军事文学与军事电影的的“禁区”，开拓了新时期军事题材电影文学的新领域，对当代军旅文学的发现有重大的建树。作品把军营与社会结合起来，在人物关系与人物命运的描会中贯穿了军营与社会、军队与人民、现实与历史的广泛联系，使作品一系列形象在战火中得到考验。作品在血与火的交迸中铸造的一组英雄浮雕，有质朴淳厚、忠诚宽容、沉雄英武、刚强坚毅、有胆有识、正气凛凛，最后为抢救战友而血洒疆场的梁三喜；有先是千方百计地搞“曲线调动”，后在正义力量的感召和血与火的考验中被唤醒了军人的爱国心和人格尊严而成为一等功臣的赵蒙生；有性烈如火、大义凛然的“甩帽将军”雷军长；有抱负远大、才华横溢的小“北京”，而靳开来的形象，显示了更强的个性和更高的美学品位。电影中梁三喜、梁大妈、雷军长、靳开来、韩玉秀、赵蒙生等形象无不闪烁着人性的光芒。无论是官员还是士兵，无论是首长还是农村大娘，他们身上人性散发出的崇高美、悲壮美与质朴美深深地、永久地感动着观赏本部电影的人们。第三个层面是情感爱憎分明。因为战争是残酷的，敌人与人民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是绝对对立的，所以人民群众的情感是爱憎分明。《小兵张嘎》里的小嘎子，《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从小面对现实斗争环境。对敌人怀着刻骨仇恨。任何一部红色经典电影都表现了人民对人性正义的维护，民族尊严与民族道德的追求及人性中真、善、美的追求。同时，也表现了敌人的人性消失殆尽与兽性的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