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的文艺春天逐渐复苏，电影由过去的现实主义畸形又走向了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和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的道路。许多被打倒的老导演、老演员和文艺工作者又恢复了创作的激情与活力。国内第三代导演拍摄了大量的以现实为题材的优秀电影；第四代导演也开始在新时期的影坛上活跃起来，并成为主力军。
（一）第三代导演的“回归”
新时期文艺回归后，第三代导演异常地活跃了起来，其中谢晋·凌子风、谢铁骊、水华、李俊等老导演拍摄了大量的优秀故事片。
谢晋是第三代导演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他执导了36部影片，先后获得国内大奖23次，国际大奖10余次，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他举办过个人电影回顾展。谢晋1947年开始电影导演生涯，代表作品有：《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最后的贵族》、《清凉寺钟声》、《老人与狗》、《鸦片战争》、《女足九号茧自缚》。其中《女篮五号》(1957年，兼编剧)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中国第一部彩色体育故事片。《红色娘子军》是他前期的重要作品。1997年导演的《鸦片战争》是一部气势磅礴的历史题材影片。谢晋导演的电影几乎都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他也被海外影评家誉为“当今国际影坛最有名望的中国人”。谢晋不但有艺术上的创新精神，更具有社会责任感，致力于创作出真正具有精神价值、人文关怀，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谢晋共6次获得“百花奖”，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凌子风1948年开始执导影片，主要作品：《中华儿女》(与翟强合作)、《光荣人家》、《陕北牧歌》、《春风吹到诺敏河》、《母亲》、《深山里的菊花》、《红旗谱》、《春雷》、《李四光》、《骆驼祥子》、《边城》、《春桃》、《狂》。他导演的第一部影片《中华儿女》展示了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情，是新中国最早得到国际荣誉的影片之一。1960年执导影片《红旗谱》，在处理革命历史题材上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经验。文革结束后，凌子风艺术创作也进入了鼎盛时期。他把自己的创作视角集中到对现代文学名著的改编上，将老舍、沈从文、许地山、李劫人的作品接连推上银幕。《骆驼祥子》、《边城》、《春桃》和《狂》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构成了凌子风的创作特色。谢铁骊从影五十余载，编导影片二十余部。代表作品：《暴风骤雨》、《红楼梦》(系列片，共六部)、《海霞》、《早春二月》、《清水湾，淡水湾》、《知音》、《大河奔流》、《包氏父子》、《月落玉长河》。其中，《暴风骤雨》、《早春二月》堪为新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上世纪八十年代，谢铁骊把鸿篇巨制《红楼梦》分为六部搬上了银幕，以细致入微的表现手段再现了封建制度的挽歌。上世纪九十年代，先后导演了《月落玉长河》、《天网》等优秀影片，获得第十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中国电影世纪奖导演奖。谢铁骊的导演艺术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又具有新颖脱俗的艺术魅力，能成荫(1917年-1984年)原名成蕴保，出生于山东曹县。一生共编导20余部影片，以拍摄革命战争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影片著称。代表作有《钢铁战士》、《南征北战》、《万水千山》、《拔哥的故事》(上下集)、《西安事变》等。《西安事变》标志着成荫导演艺术的高峰。成荫影片的显著特点是：着力于表现重大历史事件，把历史真实、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结合起来，把广阔的历史背景和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结合起来，始终不渝地坚持革命现实主义道路。水华早在30年代便投身左翼戏剧运动，1949年后转入电影界任导演，共拍了7部故事片——《白毛女》、《林家铺子》、《烈火中永生》、《革命家庭》、《鸡毛信》、《伤逝》、《蓝色的花》，作品不多却部部精彩。他的成名作是《白毛女》，别具匠心的银幕显现，使原剧固有的民族特色更为鲜明生动。《林家铺子》是水华的颠峰之作，曾于1983年在葡萄牙第12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获评委奖。李俊自第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大型纪录片《战俘营》起，李俊先后奉献出《回民支队》、《农奴》、《闪闪的红星》、《南海长城》、《归心似箭》、《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大决战》等20多部影片，其战绩辉煌，硕果累累，令人注目。这些作品，在艺术创作上严肃认真，构思精炼严谨，风格朴实自然，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归心似箭》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上海十佳影片奖以及第12届菲格达福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农奴》获菲律宾马尼拉国际电影节金鹰奖，《大决战》获金鸡奖、百花奖、政府奖。
（二）第四代的兴起
新时期，中国第四代导演逐渐兴起并走向成熟。
第四代导演的主体是六十年代电影学院的毕业生，还包括在同一时期自学成材的人。他们虽然学艺于六十年代，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其艺术才华到1977年以后才发挥出来。几近不惑之年的“第四代导演”，一旦冲出起跑线，便显示出稳健的创作实力和持久的艺术后劲。他们以开放的视野，吸收新鲜的艺术经验，不懈地探索艺术的特性，承上启下，力图用新观念来改造和发展中国电影。他们提出中国电影要“丢掉戏剧的拐杖”，打破戏剧式结构；提倡纪实性，追求质朴、自然的风格和开放式的结构；注重主题与人物的意义性和从生活中，从凡人小事中去开掘社会和人生的哲理。“第四代导演”有理论，有实践，是这一时期获得重大成就的一支导演力量。在“第四代导演”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吴贻弓、吴天明、张暖忻、黄健中、滕文骥。除上述导演外，郑洞天、谢飞、胡柄榴、丁荫楠、李前宽、陆小雅、于本正、颜学恕、黄蜀芹、杨延晋、王好为、王君正、张子恩、宋崇、丛连文等都以不同风格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第四代导演先天秉有理想主义气质和浪漫主义精神，他们的影片在取材上偏向于乡村题材，致力于诗化理想和“纯美”追求，表现出某种感伤和忧郁的风格。第四代导演还在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现代性追求与道德化理想之间表现出困惑、迷茫或错位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理解为对“现代性”的一种“先知式”的批判。第四代导演对于我们保持现代性话语的内在张力与态势平衡，维持社会与人的多元健康发展，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芙蓉镇》（1986年出品/导演谢晋/主演：姜文，刘晓庆）
《天云山传奇》（1980年出品/导演谢晋）
《少爷的磨难》（1987年出品/导演：吴贻弓，张建亚/主演陈佩斯）
《城南旧事》（1982年出品/导演吴贻弓）
《雷雨》（1984年出品/导演孙道临/主演：孙道临，秦怡，张瑜）
《庭院深深》（1989年出品/导演史蜀君/主演尤勇，宋佳）
《人·鬼·情》（1987年出品/导演黄蜀芹/主演：李保田）
《日出》（1985年出品/导演于本正/主演方舒）
《高山下的花环》（1984年出品/导演谢晋/主演：唐国强）
《大桥下面》（1983年出品/导演白沉/主演：张铁林，龚雪）
《阿Q正传》（1981年出品/导演岑范）
《苦恼人的笑》（1979年出品/导演杨延晋，邓一民/主演：潘虹）
《小街》（1981年出品/导演杨延晋）
《如意》（1982年出品/导演黄健中）
《边城》（1984年出品/导演凌子风）
《小花》（1979年出品/导演张铮/主演：刘晓庆，唐国强，陈冲）
《伤逝》（1981年出品/导演水华）
《七品芝麻官》（1979年出品/导演谢添）
《骆驼祥子》（1982年出品/导演凌子风/主演：张丰毅，斯琴高娃）
《茶馆》（1982年出品/导演谢添）
《知音》（1981年出品/导演谢铁骊/主演：王心刚，张瑜）
《黄河少年》（1975年出品/导演李光惠，陆建华）
《人到中年》（1982年出品/导演：王启民，孙羽/主演潘虹）
《残雪》（1980年出品/导演姜树森/主演斯琴高娃）
《闪闪的红星》（1974年出品/导演：李俊，李昂）
《今夜星光灿烂》（1980年出品/导演谢铁骊/主演唐国强）
《晚钟》（1988年出品/导演吴子牛/主演陶泽如）
《最后的疯狂》（1987年出品/导演周晓文，史晨风）
《红高粱》（1987年出品/导演张艺谋/主演姜文，巩俐）
《轮回》（1988年出品/导演黄建新）
《孩子王》（1987年出品/导演陈凯歌）
《老井》（1987年出品/导演吴天明/主演吕丽萍，张艺谋，梁玉瑾）
《都市里的村庄》（1982年出品/导演滕文骥）
《黑炮事件》（1985年出品/导演黄建新）
《自古英雄出少年》（1983年出品/导演牟敦沛）
《顽主》（1988年出品/导演米家山/主演葛优，张国立，梁天）
《黄土地》（1984年出品/导演陈凯歌）
《一个和八个》（1984年出品/导演张军钊/主演陶泽如，陈道明，卢小燕）
《本命年》（1989年出品/导演谢飞/主演姜文）
《乡音》（1983年出品/导演胡炳榴）
《红衣少女》（1984年出品/导演陆小雅）
《沙鸥》（1981年出品/导演张暖忻/主演常珊珊）
《最后的贵族》（1989年出品/导演谢晋/主演濮存昕，潘虹）
（三）“伤痕文学”与伤痕题材电影
新时期文学最早的思潮是“伤痕文学”，而根据伤痕文学改编的电影大都是集中在“伤痕”的主题。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伤痕”一词在学术界被用来概括文学思潮，最早可见于旅美华裔学者许芥昱的《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共文学讨论会的讲话》一文。许芥昱认为，中国大陆自1976年10月后，短篇小说最为活跃，并说："最引大众注目的内容，我称之为HurtsGenerations，“伤痕文学”，因为有篇小说叫做《伤痕》，很出风头。有人曾对这个概括性的词汇提出过异议，认为不如使用“暴露文学”合这个阶段的文学实质，但由于此词已于是被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因此在这里我们延用之。
“伤痕文学”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这恰恰契合了文学最原始的功能“宣泄”。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宣泄，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糅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伤痕文学”的代表作有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张贤亮《灵与肉》、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袭巧明《思念你，桦林！》、陈建功《飘逝的花头巾》、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宗璞《我是谁》、冯骥才《啊！》、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莫应丰《将军吟》、古华《芙蓉镇》、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和辛北《走出迷惘》等。根据伤痕文学拍摄的电影作品与文学作品一样，在勇敢暴露和批判方面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展示了一种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有些电影给人以永恒的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
张贤亮《灵与肉》、陈建功《飘逝的花头巾》、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古华《芙蓉镇》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都被拍摄成电影了，并在八十年代出去轰动一时，这些电影获得了大众电影“百花奖”和“金鸡奖”，也使得一批明星来脱颖而出。这些电影对过去“文革”及以前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同时，电影有着浓郁的抒情气息，哀伤、朴实、真诚、痛苦和浪漫。
张贤亮的《灵与肉》改拍成电影后叫做《牧马人》，抒情的节奏，美丽的大青山，真挚动人的爱情，让你体会到一部以“伤痕”为特征的故事片，却那么美丽感人。影片中的妻子李秀芝说过好几次，不管许灵均是老师也好是牧马人右派也好，她在自己的眼里还是她的丈夫，即使在回到那个政治上太不起头来，经济上没有保障的年代，他们依然会坚定的生活在一起。虽然许灵均的父亲在美国有上亿的家产，虽然他很想带儿子出去，但是他还是回到了许灵均迈着坚定的步子，踏上了他用汗水浸过的土地，他又回到患难与共的牧友中间，回到了相濡以沫的妻子身边。可能这就是那个年代最朴素的爱情了，也是中华民族最传统的爱情了吧！“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没有其他的替代品和选择！影片中，刚结婚不久的许灵均每次出去放马都要十几天才能回家，比他小十五岁的新婚妻子不但没有怨言，而且自己在家把家照顾的井井有条，晚上还要学文化，虽然看起来觉得太朴素，甚至有些幼稚的感觉，但是在现代这个社会中甘心情愿支持对方的又有几个，能同甘共苦，共同进步的又有几个呢！在许灵均要去北京见父亲之前，问妻子如果父亲让他去美国会怎样，他们之间的对话虽然简短普通但是又意味深长，一个对自己信任而又深名大义的妻子怎能不让自己的丈夫怀念和留恋呢！张贤亮其实受黑格尔的一句话影响很深：人格的强大往往是在对立中显现出来。《牧马人》实际上就是这个主题，主人公在环境和自我的双重冲突之中，找到了自我。当今这个社会，物欲横流，种种利害冲突更为激烈，可谓残酷又赤裸。许灵钧的人生选择至今还值得思考。
电影《芙蓉镇》是根据古华的代表作改编的。古华把自己二十几年来所熟悉的南方乡村里的人和事，囊括、浓缩进本书里，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力求写出南国乡村的生活色彩和生活情调。作品内涵丰富，囊括了作者二十几年来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思考与认识，浓缩进作者对乡里乡亲乡镇浓厚的爱恋情怀。而且，作者从生活的春雨秋霜、峡谷沟壑中走来，为我们献上了一幅寓政治风云于世态民情的风俗画、一曲哀婉而又严酷的山乡民歌。小说以“芙蓉姐”胡玉音的人生遭遇为主线，表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人民生活的升迁沉浮，揭露了“左”倾思潮的谬误危害。小说描写了1963-1979年间我国南方农村的社会风情，揭露了左倾思潮的危害，歌颂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胜利。当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农村经济开始复苏时，胡玉青在粮站主任谷燕山和大队书记黎满庚支持下，在镇上摆起了米豆腐摊子，生意兴隆。1964年春她用积攒的钱盖了一座楼屋，落成时正值“四清”开始，就被“政治闯将”李国香和“运动根子”王秋赦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查封，胡玉音被打成“新富农”，丈夫黎娃娃自杀，黎满庚撤职，谷燕山被停职反省。接着“文革”开始，胡玉音更饱受屈辱，绝望中她得到外表自轻自践而内心纯洁正直的“右派”秦书田的同情，两人结为“黑鬼夫妻”，秦书田因此被判劳改，胡玉音管制劳动。冬天一个夜晚，胡玉音分娩难产，谷燕山截车送她到医院，剖腹产了个胖小子。三中全会后，胡玉音摘掉了“富农”帽子，秦书田摘掉了“右派”和“坏分子”帽子回到了芙蓉镇，黎满庾恢复了职务，谷燕山当了镇长，生活又回到了正轨。而李国香摇身一变，又控诉极左路线把她“打成”了破鞋，并与省里一位中年丧妻的负责干部结了婚。王秋赦发了疯，每天在街上游荡，凄凉地喊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成为一个可悲可叹的时代的尾音。
谢晋是中国电影史上泰斗级的人物，他的作品得到了国内外数以亿计观众的承认和喜爱，被海外影评家们誉为“当今国际影坛上最有名望的中国人”！谢晋的影片充满着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精神，具有深刻的内涵和鲜明的个性，他曾说过：“我深信一部影片必然倾注导演最大的激情，是艺术家人品、修养的结晶，也是一次生命的燃烧。”“我拍影片更多地追求美育作用、警世作用，希望对祖国、对人类贡献美！”就是在这样的观念引领下，谢晋导演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执导了著名影片《芙蓉镇》，它以一个小镇上几个普通人物在“文革”前后十几年里命运的变化，从他们的个性不同程度的被扭曲、被异化，向人们展示了小人物在社会变革大潮中的踉跄足迹，以此来探讨极左思想的渊源，来反思民族的历史。由于《芙蓉镇》刻画了“文革”的动乱岁月，在当时曾引起很大争议，但谢晋力排众议，完成了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推动了思想解放和对动乱岁月的思考，并用艺术的形式向世人宣告了动乱岁月的终结。
《芙蓉镇》将道德批判与历史批判融为一体，以人物命运的变迁传达出深广的社会内涵，揭示了极左路线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富于人道主义精神。影片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优良传统，取得了雅俗共赏的社会效果。总的来说，《芙蓉镇》仍然是一部谢晋式的“哀而不怒”的电影，但在当年那个特定的年代却引发了人们对“四清”、“反右”、“文革”等历史问题清算的。本片于1987年获第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女主角奖、最佳女配角奖、最佳美术奖，第十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演员奖（姜文）、最佳女演员奖（刘晓庆）、最佳男配角奖（祝士彬），广播电影电视部1986-1987年优秀影片奖；1988年先后获第二十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水晶球奖和第三十三届西班牙瓦亚多利德国际电影节评委特别表彰奖和观众奖。芙蓉镇上的风风雨雨正是中国当代社会历程的缩影。编导者采用近乎编年史的手法，通过众多人物的升沉荣辱表现了各式人物在历史面前的真实面目，同时发出了对人性的呼唤和对美好感情的讴歌。《芙蓉镇》是一部内容与形式俱佳的经典之作，是与《活着》一样细腻又激烈地描写如何在变迁的环境中保持美丽与优雅的好电影。纯粹的人性贯穿全片，放射着耀目的光芒，令人难忘。谢晋在片中把乐观与绝望，欣喜与悲伤，平静与混乱，真实与虚假编成绝妙的织体，平衡，精致，干净，暗地里又涌着股浓烈的激情，气韵非凡，浑然天成。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是作家张弦的代表作品。1981年被改编成故事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编导的立意所在就是要通过菱花、存妮、荒妹母女三人的情爱经历，提示人们对严峻的社会生活的深入思索。艺术家努力把时代的印记深深铭刻在主人公心灵上，把社会矛盾凝聚于人物的独特命运中，由此给人以启迪。影片没有人为地减轻历史的重负，而是真实地把长期“左”的反复折腾，尤其是十年动乱，在经济、生活、精神上给一个偏僻的山村带来的严重灾难，尖锐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经济上的极端贫困，在这个“角落”里造成了深重的“精神的贫困”。这种“精神的贫困”必然带来“爱情的贫困”和“贫困的爱情”。存妮和小豹子的“畸恋”，正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影片中的小豹子并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而是一个十分朴实憨厚的农村青年。但是他四肢发达，头脑却十分简单，甚至认为：“识字有什么用？只要认得‘男女’两个字，上城不走错厕所就行！”这段性格化的语言十分清楚地表明小豹子的文化知识是多么匾乏。而他精力的过剩和精神的贫困，正是造成他情爱过失的直接原因。“谷仓”一场戏，影片描述了小豹子始而冲动、鲁莽，继而震惊、羞愧的心理过程，表现了他和存妮做爱后，随着人的原始冲动宣泄，传统的、封建的潜意识再次抬头的精神状态。存妮打了小豹子，小豹子更加悔恨；存妮住手了，小豹子却痛打自己。看到这些画面，观众一方面感到这对少男少女的鲁莽和唐突，另一方面却又对他们产生深深的怜悯和同情。显然，产生小豹子和存妮的爱情悲剧，有其主观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客观因素：他们生存的环境。影片描述的靠山庄这个“角落”，就是整个地处于精神文化和物质生活的严重贫困之中。这里的人们有着浓重的封建意识，一方面许多人把自由恋爱视为“丑事”，大逆不道；另一方面却把许多年轻人，甚至亲生儿女的青春，像商品一样买卖，葬送了许多青年的幸福乃至生命。最可悲的是，他们丝毫未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行为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还自认为是出于关心小辈命云，并把它看作是“天经地义”的道德准则，于是不断促成了这些悲剧的发生。它表明，靠山庄这个从物质到文化极其贫困的的生活环境，正是产生这种爱情悲剧的本源。
黑格尔曾经说过：爱情描写的美学价值，在于它具有广泛的包容和反映客观世界的可能性。《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正是具有这种美学价值的作品。艺术家运用强烈对比的手法，表现人物悲剧和提出社会迫问。我们看到影片贯穿始终的是人物前后判若两人的性格对比，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性格对比，以及看似重复的事件对比，例如：菱花在年轻时，是一个敢于反抗父母之命，自己选择嫁到“角落”里的人物，但20年过后，她却重蹈父母把儿女当东西出卖的覆辙；荒妹过去和小伙伴们曾经一起翻山越岭去看火车，现在却和他们保持三尺距离；英娣曾经欣喜地接过二槐送的丝线，本该有幸福的归宿，结果却离开恋人，去忍受无爱的婚姻。同样是贫困人家的女儿，存妮与荒妹的命运为何大不一样？同样是“角落”里的男人，为何小豹子含冤下狱，荣树却能为“角落”带来春来的信息？这些必然激起观众对生活、对历史的反思。影片遵循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非常注意发掘深含意蕴的生活细节，这也跟影片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其中突破的是那件红毛衣的设计，它犹如一根队丝线贯穿影片的始终。这件红毛衣的除一次出现，是由沈山旺作为结婚礼物除给敢于摆脱封建家庭束缚争取婚姻自主的菱花的，在它蔷薇色的经纬中，编织着主人对幸福生活的无限憧憬。当红毛衣穿在存妮身上时，尽管已斑驳变色，但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所造成的极端贫困的角落里，却依然是一个姑娘不可多得的心爱之物。同时，“谷仓叙衷肠”那场戏，毛衣又成了一根引线，拉响了小豹子和存妮爱情悲剧的雷管。蒙昧、荒芜的生活造成了他们情爱的悲剧。姐姐留下的这件红毛衣虽然给荒妹带来了一丝暖意，却形成了对一颗纯真、稚嫩的心的扭曲，使她该爱的不敢爱，该想的不敢想。荒妹恨这件红毛衣，捶它打它；以震撼。对于这个“角落”里发生的爱情故事，我们的艺术家没有随波逐流地满足于爱情表面的追求，而是透过它去探索历史、抒发哲理。这一切，又以充满感染力的艺术手法给人以美的享受。但又爱这件红毛衣，因为它毕竟是死去的姐姐仅存的唯一纪念物。当到三中全会的春风吹绿了人们心上的荒原时，荒妹终于穿上了那件红毛衣奔向她仰慕已久的心驰神往的爱情圣地，再现了红毛衣所象征的爱情真谛。红毛衣这一动人的细节联系着母女任的不同命运，令人潸然泪下，真正发挥了细节描写的艺术力量。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是周克芹的代表作品，故事片根据周克芹同名小说改编。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八一厂都相互睁拍，最后各自拍摄了一个版本。电影以1979年冬天四川一个偏僻农村的社会生活为背景，通过老农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生活故事，真实地揭露了“文革”给农业生产带来的灾难性破坏和在农民精神上造成的严重创伤，深刻地反映了70年代风云变幻的社会面貌，并预示了结束动乱之后必将出现的光明、美好的前景。许茂是作品中刻划得最有深度的人物形象。在农业合作化时期，担任作业组长的许茂，全身心地投入集体的农副业生产，是一位深受人们敬重的“爱社如家”的积极分子。他居住的那座宽敞、明亮的三合头草房大院，就是合作化以后他辛勤劳动的结晶。之后随着左倾思潮的泛滥和“文革”的一场动乱，农民利益受到严重的侵害，许茂的灵魂开始变异，性格也变得自私、冷酷、无情无义。他情愿让自己宽敞的三合头草房空着，也不肯接纳遭灾的大女儿一家；在连云场赶集时，他趁穷苦女人为孩子治病之危，竟压价倒卖菜油。一个从农业合作化时期顺畅生活过来的农民，性格竟然发生如此遽变！作者解剖许茂老汉，更是在解剖历史。在“文革”后期，当许茂从工作组的整顿中看到了葫芦坝的希望，他那被扭曲的性格又开始朝着正常的方向转变，焕发了生活的热情。小说让许茂思想性格的变化历程烙上鲜明的时代印记，包孕着农村生活曲折变化的丰富内容。四姑娘许秀云，是许茂众多女儿中受苦最深、感情负荷最重，也是作者倾注了全部热情刻意描写的一个人物。她勤劳、善良、贤淑，性格蕴藉，对爱情和幸福充满执着的追求。虽然在少女时就受到郑百如的奸污，被迫成婚后又受到他百般折磨直至遗弃，但这些都没能泯灭她对生活的希望。面对郑百如泼来的污水和不被人理解（包括自己的父亲和姐妹）的现实，她始终未放弃一个普通农家妇女所能采取的抗争行动。她拒绝再嫁到外地，在连云场，她落落大方地跟金东水一家人走在众目睽睽的街上，在夜间细雨中，她奔走于乡亲们中间，揭发郑百如的罪行。许秀云的悲苦命运和不屈抗争的精神，以及她在逆境中对未来幸福的执着追求，不仅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深刻理解，而且反映出迷雾将要消散，光明日渐显现的时代进程。除许茂老汉和四姑娘许秀云外，小说对三姑娘的泼辣、七姑娘的庸俗、九姑娘的纯真，都写得颇有个性特色。
（四）反思文学与反思题材电影
“反思”一词，据说首次出现于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著作中，他将“心灵内部活动的知觉”，称为“反思”。而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这个词却具有特定的意义，即对文革、十七年以至更早的历史事实进行思考，从而在意识形态、国民性等方面挖掘现实问题的根源，同时，在历史和自然的大的环境背景中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索。可以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两者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哲学思考的介入。
综观“反思文学”的创作，主要焦点在于对“人”的反思上。这种对“人”的反思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它首先是主要针对政治层面的，关于建国后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对农村问题的反思成为作家创作的一个重点。其中张一弓创作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以一个为了群众生命而不惜触犯党纪国法的大队支书的形象，树立了新时期第一个成熟而完整的悲剧英雄形象。而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则以看似幽默的笔法，揭示了中国农民自身的性格弱点，指出这些"民族劣根性"在建国后的左倾灾难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记忆》则以某地宣传部长秦慕平对曾经被自己错判为“现行反革命”的少女方丽茹的忏悔，反省了一个时期内不正常的"现代迷信"及自己在这种现代迷信中所扮演的可悲角色。以上作品对文革中种种事件表现的深刻程度显然远远超过“伤痕小说”，但它仍局限于将人仅仅放在政治层面思考。这种情况随着“反思文学”的深入出现了变化，很多作家不久就开始转到对“人本身”，如“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力量”等更深刻的问题的思考上。这些作品或张扬被左倾思潮压制多年的"人道主义"，甚至歌颂某种"永恒的、超阶级的人性"，如表现"同情"的《离离原上草》、表现"母子亲情"的《女俘》、表现"友情"的《驼铃》和表现"爱情"的《如意》等；或探讨"爱情婚姻"方面的社会问题，如《爱，是不能忘记的》、《春天的童话》、《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或讴歌人的生命力量，如《北方的河》、《迷人的海》等；或思考生存价值，如"知青小说"中对往日做写实性却富于诗意的回忆与描述、"右派小说"中立足政治历史之上对自己的心理历程的解剖。
电影《人到中年》、《天云山传奇》、《黑炮事件》、《人生》、《野山》、《老井》、《乡音》和前面所讲到的《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都是属于“反思”题材的电影。
《人到中年》是谌容同志的中篇小说，陆大夫是小说中的主人公眼科医生陆文婷。小说引起很大的轰动，通过献身于医学事业的陆大夫形象，不仅仅歌颂她的纯洁、善良、坚韧、奋斗，而更多地是通过她的工作、受苦、奋斗、前进、最后弥留悄然憔悴死去，反思中国知识分子政策和待遇，批评了现实社会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对知识分子生命的模式。小说改编成电影后，获得了当年的百花奖，电影通过潘虹细腻逼真的演出，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现实生活，感动了全国无数观众，引起了社会对知识分子生活及命运的关注。《人到中年》（1982）拍摄，这是一部直面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苦恼心态的影片，女主角是北京一家医院的眼科医生。这部影片以其描写的大胆真实，可以说达到了当时体制所能允许的极限程度，完全称得上是一部杰作。女医生陆文婷因承担过多的手术而十分劳累，心肌梗塞发作，徘徊在生死之间。至于她为什么会那么忙，原因之一就是同行的医生们陆续去了国外，人才大量外流。她没有批评那些在文革中仅因为是知识分子就受到残酷迫害，因而留下了心灵创伤的同事们。导致她过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上级派她为一个政府高官制订享有特权的治疗计划。影片描写了一位副部长夫人的幼稚和自私，并对其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女主角作为一名医生，忠实于自己的职责；与此相反，副部长夫人却提出为自己丈夫做治疗的医生是否是党员、地位资历是否相称等问题，且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表现，已暴露在医生们嘲笑的眼光下。
由于女医生过分劳累，她的丈夫（达式常饰）承担了照料孩子的职责以及所有的家务，还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做饭。他是个工业技术员，每天做完家务事后，还要一边翻阅外文书籍，一边埋头研究论文，直至深夜。对于体贴的丈夫，女医生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但丈夫非常理解她，没有流露丝毫怨言。那种夫妻恩爱的表现，为这部内容严肃的电影增添了温情。但是，这种夫妻之爱绝不是被理想化的。或许因为夫妻俩都是知识分子，在文革中一同受到过迫害，便产生了一种宝贵的同伴情感，这种情感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在面对即将去国外的同事时，夫妻俩没有丝毫责怪的意思，自始至终都表现出理解，即是那种情感的充分表现。他们叹息自己在文革中浪费了最宝贵的学习时期，叹息尽管学得不够，可人到中年，自己作为第一线技术人员，却不得不承担繁重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在叹息国家不太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女主角基本康复，在感谢她为工作而献身的患者们的目送下，她沉浸在丈夫的爱情中出院了，电影在此结束，观众的心中充满了温暖和愉悦。作为丈夫和妻子，医生与患者，同事与同事之间的温馨的爱的故事，影片不但始终能让人感到心情舒畅，而且还加进了不少深刻的批评，暴露出了许多问题。
《天云山传奇》是鲁彦周的小说，电影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而成，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部对“反右”扩大化以后的整个历史过程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文艺作品。影片是著名导演谢晋第一次以“反右”扩大化为题材，将那段历史真实而概括的再现于银幕。影片大胆、深刻地揭示出正直的人们被错误地划为右派这一时代悲剧，更通过这个故事，从政治、伦理、道德的角度分析历史教训，探讨悲剧产生的根源。影片着重刻画罗群和围绕他的几个女性的不同性格，将人物的个性、情感变化与政治风云、社会矛盾、历史发展融合在一起，突出了影片主题。该片获1981年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摄影奖、最佳美术奖，第四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文化部1980年优秀影片奖，1982年香港第一届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奖。影片胆地触及长期的政治运动给人们带来的沉重的伤害，真实再现了各具特质的个体生命被抛进政治漩涡后的坎坷命运，缓解了长期浇铸在人们心中的块垒，成为文坛回春年代“反思文学”的代表作。罗群的清醒和执著、冯晴岚的纯真和善良、宋薇的动摇和醒悟、吴遥的冷漠和自大，都很容易激发我爱憎分明的情感。而它强烈的悲剧效果、新颖的艺术手法、曲折的故事情节、优美的电影画面也都——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黑炮事件》同样属于八十年代流行于中国文化界的一种文艺作品“干预现实”、“解剖社会”的电影代表作之一。1985年黄建新的《黑炮事件》，这个黑色幽默的荒诞故事，针对的是当时左的作风，对知识分子的过敏。影片当时颇受争议，以至于1986（7）年的金鸡奖从延迟了3个月，胡耀邦亲自审定后才放行。《黑炮事件》以其绝妙的技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它通过“黑炮”这粒小棋子诱发的“大事件”；通过赵书信这位古怪人物的遭遇；通过周玉珍、武克功以“认真负责的精神”损失国家几百万而在所不惜之态，通过几个人匆匆地向前迈步而给人感觉却是凝固不动这种“行进中的停顿”的镜头处理，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面对现代文明，赵书信正以他独有的方式，默默地为社会作着积极的贡献：而周玉珍、武克功也以其独占的地位与权势，堂而皇之地生产着反作用力。可恼的是，他们自已还以为是在顺应时代的潮流。他们的愚顽远比《海滩》中的老鳗头，《人生》中的德顺爷，《野山》中的秋绒更具危害、更难转变。这就是《黑炮事件》提出的一个严肃的现实问题。
电影《人生》是根据路遥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人生》发表于1982年，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它的时空背景。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电影《人生》对农村知识青年的前途未来进行了探讨。高主人公高加林（周里京）饰身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又同时具有辛勤、朴实的传统美德。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际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现实与他心中的理想总是相差极远，正是这样反差构成了他的复杂的性格特征。当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时，他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对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却真心真意地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她的爱质朴纯真，她以她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作法表白了她的炽烈的爱。而实际上她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高加林在她的眼中是完美的，而她对于高加林来说只是在他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籍。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城市生活给了高加林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她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加林的确与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加林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当高加林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他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脸庞，想起了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当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他时，他的那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感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萍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巧珍，当他委婉地对巧珍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巧珍含泪接受了，但她却并没有过多地责怪高加林，反而更担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劝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泪水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但是好梦难圆，高加林进城这件事终于被人告发了，他要面对的是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的所有的理想和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他难以承受这份打击更难以面对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减少了狂热而又冷静的反省，接受了德顺爷爷的一番话，而后一下子扑倒在黄土地上。小说作者路遥在《人生》中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这段话的确可以作为电影及小说《人生》的一个注解。
（五）改革文学及改革题材的电影
改革文学？指反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社会改革，并以这一改革对旧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方式与社会心理所带来的强烈冲击为基本主题的文学。发表于1979年的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是改革文学的发轫之作。改革文学在它的发展初期，侧重揭示旧体制的种种弊端，强调改革的历史必然性。感应着时代的节奏，改革的每一步进展都在文学中得到了及时的反映。叱咤风云、大刀阔斧的“开拓者”与保守势力的尖锐冲突，构成了这一时期改革文学作品的基本框架。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化，作家们反映改革的视野更加阔大、眼光也日益深入；在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同时，作品更注重剖析在改革中日益显露出来的国民身上的落后的文化因袭，表现改革对人的传统价值尺度的冲击，揭示商品经济冲击下旧有生活方式的逐渐瓦解，以及所有这些在人的心灵上产生的强烈震动。这既是改革文学的深化、也是文学使自己不再附庸于政治的一种努力。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贾平凹的《腊月·正月》、《浮躁》，蒋子龙的《开拓者》，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是改革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以农村改革作为背景题材的电影比较丰富，如《喜盈门》、《甜蜜的事业》、《月亮弯的笑声》、《凤凰琴》、《咱们的牛百岁》、《秋菊打官司》、《山扛爷》……以城市改革题材的电影有《大桥下面》、《赤橙黄绿青蓝紫》。
由于体制问题及国有企业改革的艰难性、敏感性，工业题材改革的电影却不多见，而工业题材改革的小说却相当可观。而根据工业题材改编的电视剧却影响很大，如《乔厂长上任记》、《新星》等。相对于农村来说，城市的改革更加繁杂艰难，因而作家们反映城市改革的小说作品也更为多样、深刻。城市题材的改革小说涉及的领域上至国家的要害行政部门，下至街道小厂、普通人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作家对社会、时代的广泛思索。在这类作品中，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等都较为优秀。其中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反响最大。这部小说以明朗的语言风格，描写三十二岁的李向南受命到古陵县担任县委书记后，采取的种种雷厉风行的改革手段及因此与反对派间产生的种种矛盾纠葛。小说主体上采用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但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带有明显的英雄主义色彩。在小说结尾，当李向南在副书记顾荣千方百计的阻挠中陷入困境时，作者安排他到北京寻求帮助，这个开放式的结局给读者留下许多联想的余地，也使李向南的改革避免直接陷入绝望，从而给小说增添了一点亮色。显然，这部作品延续着传统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而这种明朗的色调，的确给作品增添了极大的可读性，由该作改编同名的电视连续剧因此在1984年创下了全国最高的收视率。在关注城市改革题材的作家中，蒋子龙因其在独特的经历而创作出大量杰出的作品，从其作品的发展变化上看，他的创作可以说涵盖了整个改革文学思潮。早在1976年初，蒋子龙就已经在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中，塑造了一个支持技术革新的领导形象，这篇作品因当时严峻的政治环境而受到了批判。1979年7月，蒋子龙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揭开了“改革文学”思潮的序幕。小说描写某电机厂内部改革中所遇到的种种矛盾与阻力，作品中那位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的电机厂厂长乔光朴激起了全国上下的改革热情，以至许多工厂挂出了“请乔厂长到我们这里来！”的长幅标语。《乔厂长上任记》虽然在艺术上还显得比较粗糙，但作者的激情无疑弥补了这一点，而且主人公乔光朴的形象以其“硬汉子”的性格力度和改革家的胆识与气魄也备受读者的喜爱。此后，蒋子龙又先后创作了《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人事厂长》、《开拓者》、《狼酒》、《拜年》、《收审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一系列反映工业领域的小说作品。不久又拓展题材范围，将目光延伸到商业、农业的改革上，创作了《锅碗瓢盆交响曲》、《燕赵悲歌》、《阴差阳错》等小说，其中长篇小说《蛇神》已经将作品重点由对事件的描划转向对个人性格的刻画。这以后创作的《寻父大流水》、《子午流注》、“《饥饿综合症》系列”等作品，蒋子龙的创作风格开始发生转变，作品中塑造的形象由“主动进攻型”的强者转向“被动承受型”的小人物，显示出作者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产生的命运无奈感。此时作者的创作已经不再有改革小说中的风发意气，但却明显增加了对社会问题思索的深刻性。蒋子龙的改革小说，大多是自上而下正面描写改革中的各种举措及矛盾阻力，相比之下，邓刚的中篇小说《阵痛》则采用了一个比较新鲜的角度，侧面描写置身于改革潮流中的基层人员，尤其是那些看来遭到了“改革大潮”抛弃的社会成员的内心状态。小说展示了以郭大柱为代表一群曾经“以工代干”的旧日时代骄子，在车间实行承包后因不懂技术而被淘汰后的内心痛苦与彷徨。与那些懒惰倒蛋分子相比，这些人无疑是优秀的，他们曾经努力地去完成领导交给自己的任务，如画宣传画、进行讲演，他们曾经毫不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正因为如此他们遭受被时代淘汰的命运时才更显得可悲。他们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但承受这恶果的却只能是他们自己，小说用郭大柱选择给工人们送茶水后的表现来暗示他未来的命运将把握在自己手上，只要他努力，他将赶上这个时代的发展，成为改革大军中的一员。这也就是小说题目的寓意：“改革带来的阵痛是不可避免的，但却是暂时的”。这篇小说对人物心理发展的描写虽然不够细致深入，但作者表现改革问题的切入角度和对人物命运的展示却是比较独特的，因此这部作品也被视为是改革文学成熟过程中的一部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