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经过第一、二、三代导演的努力，现实主义电影在中国逐渐走向成熟，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的电影。但是，由于解放后文艺政策的不稳定和错误，中国电影一直在极权压制下发展，因此，一切为政治服务，“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中国的电影为了迎合政治任务，只准歌颂，不准批判，于是电影由反映人民疾苦和关注现实人生的“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变成了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互结合的“颂扬现实主义”。在电影领域里，“反右”，“批判资产阶级人性化”，“批判生活干预”等政治思潮使得前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导演拍摄的曾经被认为是非常优秀的片子都成了“毒草”遭到了猛烈的大批判。犹如前面所叙述，《武训传》是中国解放后最早对电影艺术的政治干预，接着许多的优秀片子被封查，许多导演、文学家、演员被打倒，电影银屏上留下的都是一些“假、大、空”与“高、大、全”的伪现实主义电影作品。电影形象主要以革命战争中的英雄形象为主角，气势宏伟，形象高大，个性纯洁，只懂得战争艺术和高度的政治觉悟，而不需要真实的生活，真实的心灵和爱情生活。人性、友谊、爱情、伦理、道德、主观、内心、情感都被政治任务所抹杀。
如果我们将中国的战争电影作品与苏联作品进行比较，我们就非常清楚地看到我国电影在表现主题方面太绝对化、片面化与政治的僵化，缺乏一种生动鲜活的生命律动，一种普遍的人性关爱与真情。我们把中国电影《暴风骤雨》与苏联的《静静的顿河》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苏联电影与我们的区别。虽然当时周恩来强调反对“五子登科对套框子、挖根子、抓辫子、扣帽子和打棍子。”当时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在会上发言也提出，反对影片“直、露、多、粗”，夏衍指责当时的工农兵电影有“直奔主题、毫不含蓄、对白过多、粗制滥造”的毛病。拍摄《暴风骤雨》时候，周立波的小说获得了苏联的斯大林文学奖，在国内影响很大，北京电影制片厂组织了最强悍的电影阵容，让导演谢铁骊外，还让北营的“四大帅”中的崔嵬、陈怀恺加入进来。但是，由于小说《暴风骤雨》直接是毛主席关于土地革命方针路线的政治图解，“主题先行”，所以在反映丰富复杂的土地革命斗争时候，除了敌我双方的斗智斗勇，并没有更多反映出人物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
《暴风骤雨》故事背景是1946年到1947年的东北，中共“土改工作队”的萧队长率队进驻元茂屯开展土地改革，通过艰苦的发动群众的工作，提高了贫苦农民的革命觉悟，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最终战胜了以恶霸地主韩老六和杜善人为代表的与国民党暗中勾结搞破坏的反革命分子，取得了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整个小说给人的印象就是好人打败坏人，大快人心，扬眉吐气，好一派“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景象。电影《暴风骤雨》）1961年摄制（根据周立波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叙述了在1946年，萧祥奉命率一支农村土改工作队到东北某解放区元茂屯进行土地改革。由于群众对党的土改政策还缺乏了解，再加上恶霸地主韩老六指使窃据农会主任职务的狗腿子张富英暗中捣乱破坏，所以土改工作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困难。工作队一面深入发动群众，一面揭露韩老六的阴谋，并撤销了张富英的职务，改组农会。苦大仇深的赵玉林深信工作队是为穷苦农民谋利益的，便串联了郭全海、白玉山等贫雇农中的积极分子，配合工作队开展工作，使土改得以顺利进行。韩老七不甘心失败，他不但到处造谣破坏，还用假分地的手段收买人心。当他毒打给工作队送信的小猪倌时，萧队长和已经发动起来的群众将他抓起关押。逃到大青山里的韩老六率国民党残余武装袭击元茂屯，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卫队英勇战斗，保卫家乡，在县大队骑兵的增援下，消灭了残匪，击毙了韩老七，但赵玉林却不幸壮烈牺牲。韩老六被人民政府依法惩办。元茂屯的翻身农民积极生产，踊跃报名参军，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今天的一些历史学家，对“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的严重问题进行了一些披露，电影所反映的“土地改革”对地主的残酷镇压，对赵玉林等人的歌颂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土地改革运动真的就如此这般地正面和崇高吗？近年来许多历史学者已经著文指出它“发生了严重的‘左’倾偏差”，有的更直指它是以极为激烈的手段“剥夺地主富农土地财产”、“将地主富农打入‘另册’甚至乱打乱杀”的“暴力土改”。杨奎松先生的《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文中披露：“刘少奇在1950年对苏联大使的谈话中曾经透露了一个数字，即‘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仅仅一年多时间就能“消灭”25万人，看来说是“暴力”毫不为过。对那些被认定为地主的人，一般的“打耳光、跪瓦渣、浇毛粪、剥衣服”等侮辱性体罚算是轻的，被“捆绑吊打”而“被活活打死”很正常，被“用捅刺刀、砸核桃或开膛破肚的残忍方法处死的”也不在少数，还有的更“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直刮到骨头，最后被刮死”。不光是一般的地主，就连在抗战期间支持中共的“开明士绅”乃至一些中共干部的家属也不放过，比如在贺龙和李井泉主政的晋绥区：“泉台三井镇一户康姓中农被错定为富农，父子6人被打死2人，被逼自杀3人，家产被没收一空，剩下的唯一一个儿子在八路军某区任政委，得讯后赶回，‘亦愤而自杀’。”“开明士绅王作相被打死以后开肠豁肚，尸体被扔进黄河里。”“晋绥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臣被遣送回老家固贤交群众审判，惨遭殴毙。”“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被武装押送回老家黑裕口进行批斗，当场被政府宣布撤销其副议长职务，并将其家人扫地出门。”“已将全部财产捐出的开明士绅牛友兰被强行要求交出不存在的底财，竟把其在晋西北行政公署做副主任的儿子牛荫冠也拉来陪斗，并且当场让人用铁丝穿了牛友兰的鼻子，让牛荫冠用铁丝牵着其父游街。”等等等等。许多这样的历史事件在1949年后的几十年中都被严密地掩盖着，反映出其时“暴力”的怵目惊心。⑴因此，虽然《暴风骤雨》在当时是非常优秀的电影，但其思想内容依然有过重的政治痕迹和左的影响。同样是反映土地革命的作品，苏联的《静静的顿河》仅仅以土地革命为背景，展示的是另一翻天地。
首先，从文本来看，《静静的顿河》被称为史诗，作者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土地革命为题材比较，虽然说我们的《暴风骤雨》虽然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那也仅仅是在特定的中苏友好外表氛围下给中国人的一个体面的照顾和安慰，《暴风骤雨》与《静静的顿河》相差悬殊太大。打开《静静的顿河》首页，一首哥萨克古歌让读者感受到一个民族历史的沉重和苍凉：我们的光荣的土地不用犁铧耕耘……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青年妇人，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
《静静的顿河》以人道主义精神刻画了苏联人民痛苦的思想和命运，顿河这条伟大的河流所哺育的哥萨克民族通过战争，在痛苦和流血之后最终走向了社会主义。肖洛霍夫对顿河无比热爱，书中经常出现作者对顿河发自内心的充满激情的赞颂。顿河草原上散发出的青草和泥土的浓烈味道，让读者过目不忘。对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作者寄了深深的同情。葛利高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痛恨战争但又不得不参加战争，他象天上的浮云一样，飘来飘去，参加过红军杀过白军，又参加过白军杀过红军，在无序的历史过程当中，战争让麦列霍夫家族家破人亡，他的思想也在反复无常的混乱中走向崩溃，最后不得不回到苏维埃政权之下，等待着政府的审判。在苏维埃政权从腐朽的沙皇俄国诞生的过程中，强大的帝国主义和新生的还显得弱小的布尔什维克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在封闭的顿河边成长起来的哥萨克民族幼稚地认为，他们不要苏维埃，也不要沙皇，他们幻想走根本行不通的第三条道路，白军就利用他们的这个弱点，欺骗一些哥萨克走上了反苏维埃的道路。葛利高里不幸的命运，真实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时期哥萨克民族的这种思想和意识。小说中，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一波三折、荡气回肠的爱情是全书最精彩的篇章，这种“第三者”的爱情，如果给我们的一些作家来写，他就会得心应手地烧出一道自然主义的性爱大餐。这在我们这几年来发表的“巨著”中都可以看到。但是肖洛霍夫写得多么干净！爱情是奔流不息的顿河，爱情是熊熊燃烧的晚霞，读者在他们刻骨铭心的爱情中感受到的。肖洛霍夫大胆地描写了哥萨克在月申斯克的暴动，暴动是因为红军没有很好地执行党的农村政策和民族政策，打击面过大，迫使以中农为主的哥萨克投向白军匪帮。肖洛霍夫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尊重和维护历史真实的人文精神，在当时苏联肃反扩大化的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也正因如此，这部作品在时间的流逝中依然光彩夺目，十分耐读，具备了史诗的品质。在我读过的一些书中，有些作家模仿过《静静的顿河》，但他们不具有博大的人文精神和天才的写作能力，他们的作品虽然被评论家廉价地称为巨著和史诗，遗憾的是无法和《静静的顿河》比，差得太远！经典就是这样，你可以模仿，但思想无法模仿。
电影《静静的顿河》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著名长篇小说，影片非常忠实原著，共分三部，生动地描写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苏联国内战争结束这个动荡的历史年代中，顿河哥萨克人的生活和斗争。刻画了格里高利和其情妇阿克西尼娅等众多人物，描绘了多色调的场景，多侧面多层次的反映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同时也表现了苏维埃政权在哥萨克地区建立和巩固的艰苦过程及其强大的生命力，揭示了一切反动落后势力必然灭亡的命运。这部史诗式的长篇巨著一问世便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重视，荣获了斯大林奖金，并获得1958年全苏电影节一等奖和最佳导演奖、1958年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大奖和1960年美国导演工会最佳改编影片荣誉奖。电影《静静的顿河》也紧紧抓住了人性的痛苦、复杂、在抉择面前的艰难性等来展示土地革命带来的风云变幻，而更多地是关注人性的纯洁、爱情的优美以及心灵在爱情破灭中的绝望。人性与人道主义的主题是其核心主题。一方面葛利高里在痛苦地抗拒战争对他的人性的磨蚀和扭曲，另一方面，他在混乱的战争中一直在思考和寻找着战争的意义，在人格力量方面优于周围的人。肖洛霍夫对战争中戕害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残酷行为大加挞伐，不管其祸首是白军还是红军。描写得最细致的是彭楚克在顿河革命军事委员会革命法庭当执法队队长期间，每天半夜到城外去处决犯人。由于在工作中执行了极左的政策，革命军事法庭往往草菅人命，被处决的人当中有很多是无辜的哥萨克劳动者，枪毙一些手上长满老茧的劳动者，这使彭楚克非常痛苦，干了一段时间后，他形容枯槁，神情恍惚，甚至丧失了性功能。有一次他歇斯底里地对女友安娜说：“所有的人都想走进灿烂的花园去，但是要知道，在种花和种树以前，先要清除垃圾！先要上肥料，先要把手弄脏！要清除垃圾，可是谁都讨厌这种工作！”后来彭楚克离开了执法队，他的精神和肉体才恢复了正常。
前17年中国电影，虽然塑造了大批优秀电影典型现象，但人物都是一些扁平任务而少有圆形人物的刻画。形象的主题是歌颂，形象的表现是高、大、全，形象的经历大多数都苦大仇深，最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大多数主人公结局都是壮烈牺牲，最后是拟人的渲染高山痛苦，大海挥泪，青松摇曳，风雨雷电。而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批判精神和为人生精神却几乎被抛却。中国的前当代电影是不需要讲个人主义的，只需要英雄主义；不需要温情与人性，需要的是同志加兄弟；不需要爱情与婚姻，需要的是高昂的政治情绪和战天斗地的牺牲精神，中国电影英雄形象不是人，而只能是“神”。
到了“文革”，现实主义几乎不存在，除了《创业》、《海霞》、《闪闪的红星》几部较好的影片之外，故事片创作几乎一片空白，中国电影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仅仅独霸影视的是精致加工出炉的装腔作势的八个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文革”将中国电影几乎完全冰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