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旦华的儿子，1941年2月，在新疆出生。1943年9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那时，毛远新只有两三岁，就与其母一起坐牢。1945年7月，朱旦华带着四岁多的毛远新来到革命圣地延安。1951年，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江青对待毛远新如同己生，精心抚养和培育。
毛远新的中学时代是在101中学度过的。1960年考入清华大学后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为哈军工的高才生。1965年从哈军工毕业。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毛远新来到云南边防防空导弹三营一连当兵，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操炮手。
1966年9月，毛远新从云南回到北京，毛泽东要他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希望他参加一个单位的全过程。于是，他去了哈尔滨，参加了哈军工的“文革”运动，并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成了当地的红卫兵领袖。
1968年5月14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他担任了省革委会副主任。以后历任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当过三次联络员：一次当了周恩来总理的联络员；一次当了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最后一次当了毛泽东主席的联络员。
由于毛远新在东北和北京都有事情要做，所以，他经常来往于东北与北京之间。来到北京时，大多是住在钓鱼台江青的住所，有时住在中南海丰泽园。当时我们工作人员对他的印象不错，和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他态度和气，平易近人，能与工作人员打成一片。有一次，他开玩笑地跟我们说：“我教你们一句英语吧，你们都听好了：‘三头牛，没有马骑。’他说，说的就是非常感谢。”逗得大家前仰后合地大笑起来。他每次来到北京，从东北带来的糖果都会给大家分享。
有一次，他主动提出和我比赛掰手腕，他的右手臂力很大，他赢了，我输了。我是左撇子，换到左手时，我赢了，他输了。我们俩比了个平手，扳完，我们先是气喘吁吁，后是哈哈大笑。
还有一次，他拿着香烟、白酒到我的办公室叫我吸烟、喝酒。因为江青闻不了烟味和酒味，所以我不敢抽烟，不敢喝酒。他就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吐出了一个个烟圈，他对我说：“杨秘书，馋了吧，我给你点着来一支。”我摇了摇头。
江青对毛远新的态度时好时坏。时任江青的机要秘书阎长贵说：“毛远新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时，一天上午，江青看到毛远新，就夸奖起来了，十分高兴地笑着说：‘你是好孩子，留下来，做联络员好，好好做！’”
1968年末，1969年初，江青怀疑她居住的11号楼内有窃听器，但是她没有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中的任何人，就叫毛远新在楼内各个角落秘密地进行检查有没有窃听器。有一天，江青出去开会，他带着手电筒、小锤子、小钢锯，悄悄地爬到二楼的顶棚上进行检查。顶棚里面积很大，又没有光亮，不好检查，他就拿着手电筒到处走动，到处敲打。因为平时楼内特别安静，我们听到这种奇怪的敲打声音都感到很惊愕，我就吩咐工作人员，循着发出声音的地方去检查。有一位工作人员发现二楼一间屋内的屋顶上能钻进二层顶棚的进出口没有盖好，随即进入顶棚，他发现了手电的光亮，就大声喊：“谁在里面？”没有回音，只看见手电的光亮晃来晃去，他又大声喊了一声才有了回音：“是我，我在进行安全检查，不要紧张，没有事，你下去吧。”他听到是毛远新的声音就放心地从顶棚上下来了。毛远新遵照江青的指令检查了两三天，也没有发现什么窃听器。通过这件事，说明江青对我们工作人员都不信任，而对毛远新是很信任的。
江青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有时也表现在对毛远新的态度上。有一天，她从外面回来，一进楼门就问警卫员孙占龙：“现在李讷住这里吗？”孙占龙答：“这几天李讷没住这里，毛远新在这里住呢。”江青气呼呼地说：“他住我这里干什么？”
毛远新那时在江青的住处暂住对自己要求还是很严格且很自觉地，从来没有给工作人员添过任何麻烦。吃饭时，他主动到钓鱼台机关食堂，和职工一起排队买饭，没有任何特殊。
有一次，他回家晚了，机关食堂已经开过饭了，江青的厨师程汝明就用江青吃剩下的米饭炒了炒，用江青不吃的鸡蛋黄做了一个鸡蛋汤。按理说，孩子回家晚了，没有地方吃饭，吃一点大人的剩饭剩菜是情理中的事，况且占江青的便宜占得太小太小了。可是，江青知道后，却把程师傅狠狠地批评了一通，责令他在党支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逼迫他做检讨，并下令说：“下不为例！”
程师傅对此不服，拒绝写检讨。我怕因小失大，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力劝他写一份不疼不痒的检讨，应付一下了事。但是，程师傅仍然不服，不写检讨。江青催我要，程师傅坚决不写，把我夹在中间不好办，这样我们三个人都下不了台。我就耐心地对程师傅说：“程师傅，你一点错误都没有，做得很对。你比我更了解江青这个人，好汉不吃眼前亏，看在主席的面子上，受点委屈就受点委屈吧，你不是也经常这样劝过我们吗？如果你觉得不好写，我替你写，你再抄一下，我递给她，行不行？”这样，程师傅才勉强地答应了。
江青拿到程师傅的检讨以后，把它举得高高地说：“我要是不叫他写这个检讨，他记不住。如果他今后再犯同样的错误，我就拿出这份检讨来示众，那就是重犯，你们知道吗？重犯是要罪加一等的！程师傅跟了我这么多年，他没有犯过错误，这次的错误犯大了，不写检讨就别想过这一关！”
毛远新是在毛主席和江青身边长大的，对毛主席和江青有感情，这是很自然的。毛远新有时写信称毛主席为爸爸，称江青为妈妈，在一般人看来，这也比较正常，合乎情理，无可指责。但是，毛主席批评过他这样的称呼。程师傅对我说过：“有一次，主席批评毛远新：‘你的亲生父亲是毛泽民，你的亲生母亲是朱旦华，你的继父是方志纯。你怎么叫我和江青为爸爸、妈妈呢？人长大了，也不要六亲不认嘛。’”江青却得意地说：“远新也当了几年省委书记了，在政治局会上我叫他同志，他也叫我同志，回到家里爱叫什么就叫什么。”
江青谈到主席和她的家庭时，有一次对我说：“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这话不假。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个家庭小有小的困难，大有大的难处。像我们这样一个家庭，主席几任妻子的孩子组成的家庭，毛远新也在这个家庭之中，要想搞得很和谐，不使主席分心或少分心，做到都没有意见，是很难很难的呀，我尽力去做就是了。”她还说：“一般的家庭是严父慈母，我们的家庭是一个特殊的家庭，与一般的家庭倒过来了，是严母慈父。我对孩子们无论是在思想上，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要求是很严格的，批评多些，表扬少些；指责多些，对话少些；主席对他们却比较宠爱和宽松。所以，他们有些心里话愿意向主席讲，不愿意向我讲。远新这个孩子从小就很聪明，爱学习，头脑清醒，听大人们的话，对他不用多操心，我们操心的是李讷的工作、身体和婚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