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王符生活于东汉中后期，经学的传统对其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史谓“符，少好学”。从当时经学统治的形势来看，他也只能是好学儒家的五经一类的先圣经典。从《潜夫论》的第一篇《赞学》来看，他明确地告诉人们，他就是学习儒家经典的。“文之以《礼》《乐》，导之以《诗》《书》，赞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潜夫论·赞学》）。看来，儒家经典乃大道之精华，立身之准绳，要想使自己成为一名君子贤人，就必须学习儒家经典。所以他说：“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先圣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贤人自勉以入于道，故圣人之制经以遗后贤也，譬犹巧垂之为规矩准绳以遗后工也”（《潜夫论·赞学》）。据当代学人刘文英先生考证：“《潜夫论》共三十六篇，每篇都大量引经据典，连最后一篇《叙录》也不例外。据不完全统计，全书直接举出五经《论语》书名或完整引用其语录者共一百三十七次，其中引《诗经》四十四次，引《尚书》二十二次，引《周易》经传二十九次，引《礼记》三次，引《春秋》经传二十次，引《论语》十九次”（《〈潜夫论〉与汉代经学》）。所有这些引文因出于圣人之口，见于五经之书，都被认为是至理名言，绝对真理。真可谓是“师乎圣，体乎经”，“溶式经诰，方轨儒门”（《文心雕龙·序次·体性》）。所以，在经学的影响下，王符《潜夫论》的思想主体乃是儒家思想体系。
其次，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之后，今古文经学趋向融合，所以，东汉中期以后，经学家大都表现出了今古文经学兼通之势。特别是在王符生活的年代即东汉和、安、顺、桓年间，儒生们再不像从前那样固定地师法一门了。如崔瑗是王符的好友，而崔氏就先从贾逵精习古文经学，后又探讨今文经学《京房易传》（《后汉书·崔瑗传》）。马融亦与王符“友善”，他从事古文经学“遍注六经”，同时又“集诸生考论图谶”（《后汉书·马融传》）。王符也是如此，如《潜夫论·考绩》言：“先师京君，科察考功。”这里的“先师”乃先学之师。而“京君”者乃京房，即景君明也。京房乃为今文经学的开创者，他以其著《京氏学》而著称于世。这说明西汉元帝之时的京房就是王符的前学之师。事实上，在《潜夫论·赞学》中，王符也把京房推作他所崇尚的人物之一，如言“景君明不问家事”云云，这些都说明王符与今文经学有一定联系。从王符对圣人的态度看，他又属于古文经学一派，言不离经传，行不忘先贤，可他又指出先圣贤人都是从师就学，并非天生。如言：“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潜夫论·赞学》）。这实质上反应了今古文经学在王符那里的融合。可以说，王符在今古文经学的融合上是明显的，但他同时又突破了经学。他虽然研习今文经学，又不像今文经学那样把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与谶纬神学所宣扬的灾异谴告结合在一起，而是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自成一家之说。他虽然推崇先贤圣人，言必称乎典，但又不单纯进行章句的训诂和经义的解说，而是直接分析现实社会问题，“指讦时短，讨谪物情”（《后汉书·王符传》）。从而使其成为东汉末期社会批判思潮的早期代表，这标志着东汉经学已经走向衰落。
其三，东汉经学的衰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这就是道家思想的增长，“本末”问题的争论和“名实”“才性”问题的讨论，从而使汉代经学成为历史。从道家思想的日益增长来看，王符在其《潜夫论》中经常引用《老子》的观点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诸如他从《老子》的言论“知己曰明，自胜曰强”的命题中得出“自知者明，自胜而强”（《潜夫论·务本》）的结论；他以《老子》的“贵以贱为本”论证自己的“国以民为本” （《潜夫论·务本》）的观点。特别是他对于《老子》“道”的论述，“道者之根也，气所变也。”“道之为物也，至神以妙，其为功也，至强以大”（《潜夫论·本训》）等等。这些都是对道家学说的发扬光大，而非儒经所能容纳。从“本末”问题的讨论来看，如众所周知，王符在其《潜夫论》中有诸多关于本末问题的论述，表明经学研究的主题在其自身内部已经发生了转移。诸如王符以本末问题说明农工商的关系：“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潜夫论·务本》）。以本末问题说明道德的关系：“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辨为末；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列士者以孝悌为本，以交游为末；孝悌者以信顺为本，以华观为末；人臣者以忠正为本，以媚爱为末。五者守本离末则仁义兴，离本守末则道德崩。慎本略末犹可也，舍本务末则恶矣”（《潜夫论·务本》）等等。所有这些论述，都已经大大超出了经学的范畴。从“名实”“才性”问题的讨论来看，在人性问题上，王符超出经学的范围将人生与人才问题结合起来，将重点放在人才上，提出“人之善恶，不必世族。性之贤鄙，不必世俗”（《潜夫论·论荣》）。强调“人之性情，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万也”（《潜夫论·赞学》）。在名实问题上，王符扬弃经学的方面就在于他强调“名实相符”，认为名实问题必须坚持“有号者必称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实” （《潜夫论·考绩》）的原则，反对“以族举德，以位命贤”的流俗。凡此种种，表明经学已经彻底衰落，代之而起的便是新的清议思潮和玄学风尚。
三、东汉清议风气的兴起与王符道德批判思想的学术意义
东汉中后期，“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后汉书·王符传》）。特别是桓、灵之际，“主荒政谬，国命危于阉寺”（《后汉书·党锢列传》）。政治腐败，仕途黑暗，外戚宦官交替执政，引起了地主阶级庶族知识分子的严重不安，他们著书立说，互为声援，议论朝政，评讥时非，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思潮，史谓东汉清议。在这股社会批判思潮中，王符是具有启蒙意义的代表。
如前所言，在汉代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儒学便逐渐被国学化，并将通儒诵经作为选官择人，入仕为官的唯一途径，由各级官吏进行乡选里举。到了东汉光武帝时，这种乡选里举的察举征辟制度则由各级官吏主持转向了世族豪门，也就是由世族豪门品评人物，这就使得东汉的公卿官吏日趋贵族化。加之东汉自和、安之后，王室衰弱，外戚当权，任意左右乡选里举的选举制度。桓帝之时，又转由宦官当权，他们与豪门相互联系，把持仕途。这就使得庶族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无寸进之路，无出头之日。正如《后汉书·王符传》所言：“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王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意志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
王符对东汉中后期的社会道德批判，其矛头直接指向东汉的腐败政治，其内容涉及东汉中后期社会的各个方面，见解深刻，发人深省。在政治上，王符指出，政治的根本在“德化”“治民心”。他针对当时东汉“今之列侯，率皆袭先人之爵，因祖考之位，其身无功于汉，无德于民，专国南面，卧食重禄，下婵百性，富有国家，此素餐之甚者也……坐作着僭，娇育负责，欺枉小民，淫恣酒色，职为乱阶，以伤风化……今者刺史、守相，率多怠慢，违背法律，废怠诏令，专情务利，不衅公事，细民冤结，无所控告” （《潜夫论·三式》）的现状说：“恬淡无为，化之本也”（《潜夫论·实贡》）。“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之本也，化俗者行之末也。末生于本，行起于心，是以上君抚世，先其本而后其末，顺其心而理其行”（《潜夫论·德化》）。据此，他得出结论：“是故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务厚其情而明于义，民亲爱则无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潜夫论·德化》）。在道德行为上，王符指出，为政的职责是为民服役，君主若失德，则举国乱亡。他针对当时东汉“今世多务交游以结党助，偷世窃名以取济度” （《潜夫论·务本》）及“举世多党用私，竞比质而行趋华” （《潜夫论·实贡》）的现状指出：“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于君。上圣和德气以化民心，正表仪以率群下，故能使民比屋可封，尧舜是也。其次躬道德而敦慈爱，美教训而崇礼让，故能使民无争心而致刑错，文武是也。其次明好恶而显法禁，平赏罚而无阿私，故能使民避邪僻而趋公正，理弱乱以致治强，中兴是也。治天下身处污而放情，怠民事而急酒乐，近颃童而远贤才，亲诌媚而疏正直，重赋税以赏无功，妄加善怒以伤无辜，故能乱其政以败其民，弊其身以丧其国者，幽、历是也”（《潜夫论·德化》）。在吏治上，王符指出应该建立“官无废职，位无非人”的吏治制度。他针对当时东汉“今令长守相不思立功，贪残专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侍中、博士谏议之官，或处位历年，终无进贤嫉恶拾遗补阙之语而贬黜之忧，群僚举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诌媚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暗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性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所以数乱荒也” （《潜夫论·考绩》）的状况愤概地指出：“观之衰世，诚少贤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尔”（《潜夫论·思贤》）。并痛心地说：“以汉之广博，士民之众多，……而官无直吏，位无良臣，此非今世之无贤也，乃贤者废锢而不得达于圣主之朝耳。”（《潜夫论·忠贵》）在社会风气方面，由于朝政和吏治的败坏，引起豪强并起，世风日下，王符指出：“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安得不为非；为非则奸宄，奸宄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咎徵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潜夫论·浮侈》）。因此，要整肃吏治，转变社会风气，必须先从治本开始，理顺本末关系。他说：“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潜夫论·务本》）。“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又说：“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辨为末；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列士者以孝悌为本，以交游为末；孝悌者以信顺为本，以华观为末；人臣者以忠正为本，以媚爱为末。五者守本离末则仁义兴，离本守末则道德崩”（《潜夫论·务本》）。
王符的这些社会道德批判思想，开了汉末清议风气的先河，对汉末清议思潮的兴起和魏晋思想大势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从为治之本、道德行为、吏治建设、易风移俗等方面强调了衰世个人人格及道德修养的意义和作用，明确指出不能以高位荣禄判定人的价值。正如陈启云先生所言：“在那种邪恶的状态下，能致力于成为君子的艰苦修养的人是很少的，因此君子是很孤寂的。他处境危险，因为大多数人对他有误解，而许多邪恶的人将诋毁和伤害他，因此这样的君子最好是从世上退隐。后汉儒家道德生活自主的理想因而加强了道家隐士式的倾向”（《剑桥中国秦汉史》）。王符正是这样的君子，也正是这样的隐士。王符去世后，由他开启的社会道德批判之风终于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士族知识分子的清议思潮。仲长统就是他的后来者的代表，这一思潮在汉末遭到了统治者的严酷镇压，东汉末年两次党锢之祸都是针对清议思潮而发动的。鉴于党锢之祸，“士人慑于残酷的杀戮，清议开始成为地方士族知识分子相互激励的一种道德行为，并与民间的乡饮酒礼相结合”（辛旗《中国历代思想史》），转变为清谈，魏晋清谈之风由此开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王符《潜夫论》的思想反映和体现了东汉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同时也反映和体现了王符《潜夫论》的思想与东汉官方学术的对立。正因为如此，王符《潜夫论》的思想和学说在东汉被斥为“异端”，这也正是它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高新民
（本文发表于《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