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军心涣散之际，特米斯托克力排众议，召开军事会议，商谈退敌大计。在会上，特米斯托克说道：“必须把战船集中到萨拉米湾和波斯海军决战才能克敌制胜。”他又说波斯战舰虽多，但是船体笨重，因此港窄、水浅的萨拉米海湾能充分限制其优势。而且波斯水手远道而来，不熟悉海湾水情和航路。而希腊人恰恰相反，战船体积小，机动灵活，适合在狭窄的浅水湾中作战，加上水兵们在本国作战，占有天时地利之宜。特米斯托克又断言：只要我们在窄海中作战，就可以以少胜多。如果撤出萨拉米湾，在开阔的水面作战，希腊将会失败。
他的话仍然使很多希腊人半信半疑，难以下定决心是撤退，还是留在萨拉米湾。
为了不丧失战机，必须要求当机立断。
特米斯托克选择自己贴身卫士，交给他一封密信，让他假装告密，说希腊海军人心浮动，不敢交战，想逃出海湾。薛西斯见到密信立即封锁了萨拉米湾所有能逃循的出路，迫使希腊人应战。
就在希腊人为战还是退的问题争吵不休时，一位将领从门外闯进大喊，停止辩论吧，赶快投入战斗！波斯人已经把我们全部封锁了。希腊将领们急忙到外观察，只见：海湾西口，200艘埃及战舰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堵住了希腊舰队的退路；海湾东口，800多艘波斯战舰排成三列，将海面封锁得严严实实。薛西斯则坐在一个山丘上，目睹这场大战。
希腊人被断了退路，只有背水一战，才能杀出一条生路。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特米斯托克沉着指挥雅典海军的优势兵力反扑波斯舰队，他们纷纷从侧面撞击波斯船只。也许是天遂人意，本来波斯舰有1200余艘，但是在这之前，波斯舰队两次遇到飓风，600艘战舰已被飓风撕碎，战斗力损失了过半。
战斗开始后，双方战舰展开海上肉搏战，雅典的新式三层战舰体积小，速度快，机动性强，吃水浅。而波斯老式挂帆战船，体积大速度慢，回旋困难，机动性差，吃水深。希腊海军充分发挥舰船的优势用镶有铜套的舰首狠狠冲撞波斯战舰的腹部。刹时间，整个海湾杀声震天，浓烟滚滚。经过一番激战之后，波斯前锋舰队抵挡不住，被迫后撤。而正在从后面增援的波斯战舰则笛鼓齐鸣，一个劲地往前冲。正好与后撤的前锋舰只迎头相撞，乱成一团。有的撞碎，有的触礁，有的搁浅，有的被击沉。战斗从早晨持续到晚上，拥有1000余艘战舰的波斯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薛西斯目睹这场海战的经过，当他看到自己的战舰被毁后，气得脸都变形了，不断地扯着自己的头发和胡子，痛悔莫及。
这场战斗结束后，波斯300艘战舰被击沉，希腊军队只损失40艘。而且希腊人善于游泳，就是在船只沉没后，亦可游泳到海岸，所以希腊人死亡的很少。波斯军队的残余逃到达达尼尔海峡。
面对失败的现实，薛西斯决定放弃远征希腊的计划，只留下一小部兵力在希腊中部继续作战，自己率领残余部队回到小亚细亚，但在路途中，很多将士死于瘟疫和赤痢。
雅典戏剧作家埃斯库罗斯亲自参加了希波战争，抗击了波斯人的侵略。他在其剧作《波斯人》中描写当时的战斗情景时写道：
初始，如流的波斯舰队还能够支持，
一旦许多战舰都挤在狭港的时候，
我方的舣舰不但不能顾及彼此，
而且每个铜船头却碰到别一艘，
就把全船的桡扁撞得破碎支离，
但是希腊的舣舰就是不肯放过良机，
围着我们攻打，弄得船翻舰灭，
汪洋大海上，一刹间看不到波涛，
只见破船的碎片和死者的尸体，
海滩上，礁石上都堆满了尸首。
其余的波斯战舰就一艘跟着一艘
在纷乱中遁逃……
萨拉米湾海战是温泉关战役中表现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延续，是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典范，并成为希波战争中扭转希腊不利战局的转折点。
希波战争以希腊的胜利而告终，它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如果波斯人入侵希腊的野心得逞，那么刚刚燃起的希腊文明的火炬可能被熄灭。希腊的胜利打击了波斯的扩张野心，延续了希腊文明，后传至罗马延及欧洲，逐渐形成西方文明。
雅典的民主政治
希波战争结束后，希腊社会经济进入繁荣时期。雅典在与波斯帝国的作战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而且曾一度组织过海上同盟，声名大振。在这一时期，雅典实行奴隶主民主政治，可以说在同时代的国家中，它是最先进的，成为希腊古典文明的代表和奴隶主民主政治的灯塔。
雅典奴隶主民主的黄金时代，是伯里克利时代。一位与伯里克利同时代的人曾经自豪地说：“假如你未见过雅典，你是一个笨蛋；假如你见到雅典而不狂喜，你是一头蠢驴；假如你自愿把雅典抛弃，你就是一头骆驼。”这是对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一曲赞歌。
伯里克利出身雅典的名门世家，他的父亲是希波战争的名将，母亲是被称为“雅典奴隶主民主制之父”克里斯梯尼的侄女。从童年时代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博学多才。在贫民大众眼里，他是一位富有而不骄横，权大而不腐败的大智大勇的政治家。他多次被民众选为首席将军。凭借智慧和出众的才华赢得民众的极大拥护，在雅典享有很高的威望。
伯里克利的最大贡献就是推动了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发展。
他首先削弱了雅典贵族会议和执政官的权力。他几乎剥夺了贵族会议的所有权力和各执政官的司法权力，只让那些终身任职的贵族会议成员审理极少发生的凶杀案，给各执政官普通案件的初审权和少量罚款的权力，这样，使高级官员的垄断势力受到打击。
在他统治时期，公民大会成为定期举行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公民大会每月举行2次至4次，对一切重大事件作出决定，如战争和媾和问题，城邦粮食供给问题。它还拥有国家最高监督权。在雅典，军人、法官、议员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最初都是没有薪金的，当兵的要自己掏钱买武器和马匹。这样一来，政界、军界的某些职位大多被有钱人把持了，普通公民参政是很困难的。伯里克利实行津贴制，即军职和一切公职人员都由国家支付薪金。这样，一般的公民也可以当军人、法官、议员了。这样一来，公民的民主权利扩大了，这种做法把口头上的民主制变成实际上的民主制，把少数人的民主制变成多数人的民主制。
随着奴隶制商品经济的繁荣，伯里克利开创的雅典民主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内容更加丰富。
首先，各级官吏面向公民，以抽签方式选举产生，轮流执掌政权。除了军官和司库官投票选举外，其他官吏，一律在年满30岁的公民中以抽签的方式产生。各级行政官员任期一年，不能连选连任。在这种情况下，雅典公民可不受财产限制而经抽签出任各级官吏，这在古代可以说是最彻底的民主选举制度了。对于执政官这类高职，一般需要在各地区部落选出候选人，再从候选人中抽签选出担任本职务的人。雅典的抽签选举制度及公民轮流执政的制度，彻底否认了政治上的特权。一个人官职再高权力再大，都无法把太多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即使掌握大权的人，由于任职时间和不能连任的限制，使他无法网罗党羽，形成独裁势力，这样就不会产生个人专权。
抽签获任的官员，必须在神的面前庄严宣誓，如果违背了誓言，破坏了国家的民主制度就要遭到“陶片放逐”。“陶片放逐法”源于公元前6世纪末，希腊民主政治的奠基人克里梯提尼制定的一项法令。按照法令规定，凡是破坏国家民主制度，企图实行个人独裁的人，经过召开非常公民大会口头表决，送交“陶惩审判庭”审判，并由它作出是否逐出雅典的判决。具体做法是，在陶片上写上他认为应该放逐的人的姓名，由公民大会的工作人员统计票数，如果某人的票数超过6000票，就要被判放逐10年，期满后才能回到雅典，恢复他的公民权。陶片放逐的主要对象是对雅典将军这一类的官，因为这类官吏不是通过抽签产生的，而且可以连选连任，权势大，任期长，公民难以控制，而陶片放逐制度就可以起到约束这类官吏的作用。不论这位将军功勋多大，威望多高，依法惩处毫不留情。例如，在希波战争中的萨拉米湾海战中，指挥雅典海军大败薛西斯，几乎全歼波斯大军的雅典英雄特米斯托克，赢得希腊各城邦的忠心拥护和爱戴。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英雄，犯了贪污受贿，侵吞巨款，勒索其他城邦的钱物，私通敌国等罪行也要从严惩处。他就是被这种方法驱逐出雅典的。贵族出身的客蒙将军在希波战争中也是战功卓著，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沙场老将，也遭到放逐。连伯里克利本人擅自动用公款也遭到罚款。雅典的这套监督机制，对解决官吏腐化堕落，政治腐败，个人专断等问题起到了很有力的约束作用，对后来许多国家的民主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
雅典的司法制度也民主公正。陪审法庭是民主产生的，是雅典最高司法和监察机关，权力范围很宽，权限大，不仅审理诉讼案件，而且兼管官吏的资格审查，纪律检查，对公职人员进行考核，并批准其工作报告，同时也参加立法工作。法官不仅抽签产生，而且法官到哪个法庭也由抽签决定。法庭审判什么案件不由法庭挑选，由抽签决定。原告和被告不知道由哪个法官来审判，法官开庭前也不知道审判谁，所以当事人想贿赂官员是办不到的。法官对所审判的案件不议，直接投票，得票多者胜诉，反之败诉，票数相等则判原告败诉。
雅典法庭的产生和审判过程中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较一人判案，贪赃枉法，法官屈从权势，徇私舞弊相比无疑是先进的。无论什么人，违法犯罪后，只要陪审法庭作出判决，他必须老老实实地接受审判，这充分体现了法律的权威和至高无上。
在世界古代历史上，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具有典型、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是留给世界各国人民丰富的民主政治的遗产。然而，我们在赞颂这种古代的民主政治时，不要忘了它仍然是奴隶主的民主政治。在雅典享有公民权的，还不到居民总数的1/10，因为外邦人和全体妇女是不能参加公民大会的，奴隶就更谈不上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05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长达26年之久。
事情要追溯到希波战争。希腊与波斯战争的后期，雅典联合众多的希腊城邦组织了提洛同盟，共同对波斯作战。战后，希腊人担心波斯人可能卷土重来，未把这个同盟解散。与此同时，在希腊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也形成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随着时间的推移，雅典逐渐演变为雅典帝国，把同盟城邦都降到臣属地位，哪一个造反，就以武力压之，把它作为征服国，勒索这个国家的贡赋，接管其海军。雅典的帝国政策引起斯巴达人的疑惧和不满，他们担心雅典不久就会把霸权扩张到整个希腊。而两个城邦都想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希腊各地。经济上，双方也为争夺奴隶、原料和商品销售市场不断发生争端，双方矛盾日益激化。一场战争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公元前435年，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的科林斯与其殖民地克基拉发生争端。克基拉宣布脱离科林斯独立，并且立即加入雅典联盟以求得保护。科林斯派遣一支舰队镇压，而雅典则派出一支舰队去援助克基拉。应科林斯的邀请，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出兵，并向雅典提出强硬要求，包括要求它放弃提洛同盟的领导权，遭到雅典拒绝。公元前431年，双方终于爆发战争。
几乎所有的希腊国家都参与了这场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双方在海上和陆上进行了激烈战斗，争夺制海权与陆地控制权。占有优势的雅典海军不断袭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沿岸地区，将那里的城市变为废墟，但是另一方面斯巴达的陆军侵入雅典的城郊，夺取农作物，毁坏耕地，迫使农民大量地涌入雅典城，逃难的农民挤满了城内庙宇、广场和街道。
雅典执政者伯里克利的对策是：陆上采取守势，海上采取攻势。这一对策从战略上讲是正确的，但是他忽略了一项几乎决定这场冲突胜负的重要因素，雅典城内的人口过分集中，导致了一场瘟疫。公元前430年开始的这场瘟疫蔓延了将近3年，雅典失去了1/4的士兵及大量的平民百姓。雅典人民陷入传染病和战争的双重煎熬之中，痛苦不堪。而著名的政治家伯利克里也未能幸免，瘟疫夺去了他的生命。
战争爆发后的最初10年间，双方在海陆展开战斗互有胜负，至公元前421年，双方在安菲波利斯激战，雅典主战派首领克里昂和斯巴达主将布拉西达斯均阵亡，雅典遭到失败。雅典失利后，盟邦开始叛离，加上财力枯竭，雅典已无力再战，遂向斯巴达提出议和。斯巴达虽暂时取得胜利，但亦感到很疲乏，因此接受了雅典的和谈建议。于是双方举行了和平谈判，缔结了为期50年的和约，史称《尼西阿斯和约》。根据和约规定，双方恢复到战前状态，互相交换俘虏和所占对方领地；如斯巴达的希洛奴隶起义，雅典有责任援助斯巴达。《尼西阿斯和约》虽然规定双方50年和平，但是仅6年之后，战争又再度爆发。
在这一和约签订之后，雅典内部的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并未停止。纷繁的派系之争，致使了雅典政局动荡，主战派的风云人物阿尔西比阿德斯当选为雅典将军。
公元前415年5月，阿尔西比阿德斯提出了远征西西里的计划。公民大会决定由阿尔西比阿德斯、尼西阿斯和拉马霍斯三位将领为统帅，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远征西西里。但是，雅典远征军刚到西西里不久，阿尔西比阿德斯便接到雅典方面的传令，要他回国受审。因为在出发远征之前，雅典城内各个十字路口的赫尔墨斯神像被毁。赫尔墨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天神宙斯之子，雅典人相信它能庇护道路和维护社会秩序。阿尔西比阿德斯就是因为这一亵渎神的行为而受到牵连并被指控的。他深知回国后凶多吉少，便在中途逃跑投奔了斯巴达。雅典缺席判处他死刑，没收其财产。
战争再度爆发之后，作为将帅之一的拉马霍斯在一次激战中牺牲，尼西阿斯独掌帅权。最初，雅典军节节胜利，在它即将攻陷叙拉古之时，斯巴达增援叙拉古的军队赶到，雅典人功亏一篑。随后，战争的局势急转直下。叙拉古的军队在斯巴达援军的帮助和配合下，大败雅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