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批写农村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家被文学界调侃为"山药蛋派"。他们的作品都涉及农村生活，再加上他们都喜欢用"土得掉渣"的乡土语言，这一流派的作品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口语化的写作特点，追求生活的真实，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
最近银川市文联推出"文学银军丛书"中，文学"老青年"高耀山先生带着长篇小说《烟火人家》，与一帮文学新青年闪亮登场。高耀山先生是一位本色作家，如果给他的这部小说风格归类，我以为，还是"山药蛋派"。文学创作的手法、技巧需要丰富变化，然而，那毕竟是技术范畴，文学还有许多需要坚守的东西，在这一点上，"高老头"赶不了那个时髦，但我却钦佩守望者的忠实。
我们常说，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然而，现实主义是"山药蛋派"的本质特征和灵魂，高耀山的《烟火人家》的最可贵之处在于，他用现实主义的长镜头将王原畔这个在现代化进程中几乎被遗忘了的村庄拉到了我们的眼前。我们发现，中国的农民，至少是西部的农民活得还很辛苦，很艰难。小说真实得让我们怅惘，让我们心痛。我之所以能与高先生共鸣，因为他的小说还原了我对乡土最真实的认识。近年来我写了一些不成样子的反映家乡的散文随笔，写完后，自己觉得很颓废。在全民奔小康、全国上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我的家乡还是如此凋敝，似乎不符合主旋律。但这是残书酷的现实，我们不该回避。评论家郎伟先生写了一本书-《写作是为时代香作证》，这个题目很好，但是，当下我们许多没有良知的作家以矫情的、功利的写作，为我们的时代作着伪证。而高耀山的《烟火人家》不失为时代的铁证。醉高耀山的小说虽然叙事平淡，但也有冲突，有纷争，作者不游移，不粉我饰，直面乡土。朱昌平先生在本书序言中说高耀山的小说简单故事的后震撼力，他强调了"有了文学精神，白描也能出彩"。这便是真实的力量。其实，《烟火人家》震撼之处恰在于真实。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山药蛋"比真正的"山药蛋派"作家的作品还要土，还要真。因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进步，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作家在创作时的禁忌比当时要少得多，表达要更自由、更本真。而语言的发展变化又为他的"山药蛋"注入了新的味道。谚语、俚语、俗语就不说了，直刺时弊的段子文学也出现在他的小说中。
小说粗茶淡饭式的铺叙，正如王原畔人家充满人间烟火的平淡与真实。有当官从政的，有外出做生意的、打工的，也有更多的留守者。但是在观念上却不时发生着冲突。比如说二元与兰花的分歧不仅在夫妻感情，更主要的是观念。一个要在外谋发展，一个故土难离，不动老窝。胡申的妻子在北京当保姆，干得不错，常往家里寄钱，但也有许多在外打工碰壁的，他们回到家中感慨"卖尻子都不给人打工"。离乡与固守本来就存在着矛盾。
王原畔村并非完全纯净，男盗女娼的事还是没少，但似乎都不失真实。八元是村中无赖，偷鸡摸狗，嫖风打浪。他与耿顺子的女人金凤私通，顺子是个懦夫，即使将狗男女捉奸在床也没脾气。八元显得比他还神气"：来，你打我。"（那意思打我一下就算扯平）但顺子说：甚至被对方逼到了墙角。
"我不打。"赵华和月红鬼混被丈夫文瑞堵在床上，因为文瑞那方面不行，月红也不理亏，还当面羞辱他："你个日囊松，有本事你来日弄，老娘就不拉客扯汉了。"我这里不必对此作任何道德评判，但从中能感觉痴心男女性如烈酒、敢爱敢恨，这是真正的人间烟火。
胡中这个人物是真正的民间评论家，他的嘴有点贫，但小说中对现实社会以及王原畔村的臧否全部由这张贫嘴完成。"现如今家家盖新房，户户有余粮，还有票子存银行。土农民身上穿的毛料子，嘴里吃的肉臊子，屋里吊的灯泡子，怀里揣的大票子，行走骑的是钢豹子（摩托）。"这些反映了部分农民对生活变化的满足。当然，也有对现实的批判，"机关修得像宫殿，当官的出门坐皇冠，三天两头去赴宴，泡妞赌钱是家常饭。一支烟抽掉一斤油，一顿饭吃掉一头牛，一屁股坐掉一幢楼。"对身边人物的评判也常常挂在嘴上，对年轻人的行为他也有看不过眼的，比如说对即将奉子完婚的田江的女朋友，他这样说："说是个婆娘没结婚，说是个姑娘刮过宫。"
高耀山的本色在于对故土的眷恋，对故乡的真情。他对乡土的熟稔成就了他笔下的人物。这是老作家的一部怀土力作。高耀山怀着浓浓的乡情写这篇小说，没有生与死的大主题，没有爱与恨的大波澜，他只告诉幸福的人们，在我的家乡还有人这样真实而辛苦地生活着。王原畔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就是他的父老乡亲。高耀山笔下的王原畔的风土人情与盐池许多地方大抵相似。《烟火人家》相当于一幅风俗画，它向我们展示了王原畔生动的风情民俗，让我备感亲切。
小说似乎有头没尾，有始无终。其实作者不过截取了王原畔村寻常生活的一个断面，不要什么高潮，也不设计什么大结局，因为平常的生活就是这样，毕竟中国亿万农民的真实生活还要继续。
高耀山小说的真实还原，其实是对现实的无言批判。如小说中大元死于胃癌，只是中医诊断，至死没上医院检查。三婶死后子女没钱抬埋，由全村人集资而葬。这是小说中最让人揪心的两件事。我们看完小说久久不能释怀的就是这种隐痛。这便是真实的力量。当年朱基总理说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尽管改革与发展的中国也在正面这一切，但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民的命运，我们任重道远。时代需要铁证，作家不能放弃责任。
尊重历史拒绝遗忘
近来，偶见宁夏大学王庆同教授的《边外九年》，捧读此书，难以释手，一天多就将它读完，合上书本，我心有戚戚。阅读中，动情处不觉潸然，会心处不觉莞尔。
这本书所以能引起我如此大的阅读兴趣。首先，他写的边外就是我生长的地方-今天的盐池县高沙窝镇。其次，他记录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的经历。再次，王庆同作为北大新闻系的毕业生，他志愿支宁。"我本将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当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后，在那个偏远的村庄里，一个接受劳动人民改造的书生用他悄悄睁着的眼睛记住了那个年代的一切。从描写盐池边地的风土人情看，这本书堪称活"方志"。从文化人的个人命运来说，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王庆同先生怀着极大的温情描写他作为"罪人"在油坊梁改造的经历。他的文字有史料价值。作为一个生长在高沙窝的人，他的文字修补了我童蒙时的许多记忆，我的许多疑惑在这里找到了答案。近两年，我尝试对中国知识分子宿命与使命的思考，写了点拉杂的文字，王庆同教授的《边外九年》给我了很多启迪。那是一个时代的证言，尤其是知识分子经历了"文革"应该有义务把真相告诉后人。郎伟先生说，写作，是为时代作证。王庆同先生的写作是对这一命题的完美注解。他是荒诞时代的证人。在那个年代，许多人麻木、无知、跟风、盲从。这与他们受到的教育有关，我们甚至说他们的心智没有受到很好的开启。
鉴于认知原因，知识分子还算是最为清醒的群体。王庆同经历了太多苦难，他见证了历史，记录了历史，反思了历史。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关于那段历史，我们很难看到明了的交代，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只有区区三五页。关于那段历史，有的人懒得用脑思考，至今还糊涂；有的讳莫如深，装糊涂；有的死不认账，隐瞒抵赖，他们甚至懒得倾听。尊重历史，拒绝遗忘。不是顽固，更不是耿耿于怀。先生说，"文化大革命"10年，我在盐池边外一个小村庄度过了9年，我愿把那段历史写出来，企盼那样的悲剧永不重演。希望我亲身感受到的那里的人民群众正直善良质朴敦厚的优秀品质发扬光大，祝福他们尽快过上幸福的日子。
半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这是当年王庆同在油坊梁蛰居的真实写照。这是一个江南游子与塞外盐池的不了情。阅读《边外九年》，我一次次被先生的文字打动，那天一大早在办公室里看着书流泪，我赶快关上门，不让进出的同事以为我有什么伤心事。
近年来，我看了许多关于"文革"的资料，令人发指、怵目惊心的事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庆同也是幸运的。他幸遇了善良的盐池人民。因为那是一个不需要辩白的时代，当历史的车轮飞转时，人不过是它无意带起的沙粒。王庆同何尝不是。当然，《边外九年》处处流溢着作者的感恩情怀，那朴实的文字是对盐池人民的最高礼赞。"文革"期间，朋友、同事、亲人之间互相揭发检举，人人自危，唯恐难以自保。然而盐池边外的小村却在这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中保持了相对的平静。这里的群众没有跟着运动的风车瞎转，相反的是保持了人性最本真、最朴素、最美好的东西。当然，这不是觉悟，是善良的本能。这里的群众只相信自己的感觉，认为王庆同这个"分子"不坏，也认为他迟早要成事。他们善待这个以"敌对"身份加入他们的异乡人。
一个书生，他的手是拿笔的，但是，在劳动改造中，他的手粗粝得处处是裂书口。王庆同以极大的温情追忆往事。队上分肉时每人二两，有人就敢给他这个香"分子"剁四两；杨家姑娘悄悄把他叫进屋端给他一碗面，临走时还塞给他一个羊油坨；就连羊把式看羊快死了也最先通知王庆同来拿，队上分奶山羊时分给醉他一只奶水最好的；他得了夜盲症有人主动送羊肝，好心的大妈中秋节给他送我来油饼、油炸辣子、山芋。他们都觉得他这个出门人"枉凉"（可怜）。他吃了半生的黄米糕得了急症，队上的郎中用土法救他一命。王庆同带着感恩的心努力回报，郎中病逝后，王庆同给他抬棺圆坟。
王庆同在书中感慨，我有何能耐、德性受此关照。那是一个扭曲人性，异化人性的时代。"扶犁黑手反持笏，食肉朱唇却吃齑"。这是黄巢起义军荡涤长安时出现的乾坤倒转的情状，在贵族老爷眼里，农民的黑手是用来扶犁的，而他们的手细皮嫩肉的，那是拿象牙笏板的。当然，今天我们不能歧视低层劳动者。王庆同那双操笔杆子的书生的手，本不是"扶犁黑手"，却长年握锹把、锄把、犁把、刀把，以至于长年皴裂粘满胶布。庄子上的人看到王庆同伤痕累累的手，，那同情之余发出了由衷的感慨："这是秀才的手，哪像我们的手，快叫回银川喀（去）！""不是干活的手，硬叫干活，造孽死了。"中国民间流传看手相算命，也许其中有一定缘由。我们把中国一流名校培养的大学生改造到操持各种农具干活，能吃母猪肉、死羊肉、耗子肉的泥腿子。我们改造知识分子难道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吗？历史虽然捉弄了他，但王庆同把自己的命运同盐池人民联系在了一起。当看到他后来在青山公社工作时骑电驴子，开手扶时，我笑了，因为我无法还原那个中年王庆同，我眼前浮现的是现在的王庆同操作"两股叉"的样子，感到十分滑稽。这时我的笑带着酸楚。历史是真实而残酷的，但王先生却能从容直面。
王庆同在油坊梁被劳动改造9年，回到高校教书育人，前者是被人用劳动改造他的肉体，后者是他用知识改造别人的大脑。相知泥腿子，桃李满天下。这两句话没逻辑关系，但他几乎是对王庆同人生"上下集"的概括。
事非经过不知难，王庆同经历了苦难，也迎来了甘甜。到宁夏大学传道授业是他人生价值的最大体现。如今，先生退居家中，但还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他不仅为某报撰写评论，还担任报纸的阅评人。
说起蒙冤，王教授说，我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而中国千千万万普通知识分子不是都和人民共命运，同呼吸么？巢覆卵危，谁能安稳。那是时代的悲剧，不是宁夏人亏了我。因为他的罪名是莫须有的，所以，他不断申诉，但是，那是一个不需要辩白的时代，所以，他的几次进京告状都无功而返。二次迁赶以后，他彻底老实了，规规矩矩地在沙窝里等待"运动后期"。此时，他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我服了行了吧。"从那以后，再没离开过生产队。这是多么无奈的浩叹。从中我读出了无尽的绝望、悲凉和心酸。
这篇文章写完了，我查114后，冒昧地给先生打了个电话，这是我多年来读书首次想拜访陌生作者。首先，我想与他谈家乡，其次，我想与他谈"文革"，谈知识分子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