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很狂妄地说，当今时代，思想随笔方面能和他媲美的青年学者，只有摩罗。摩罗是谁？读《耻辱者手迹》之前我也不知道。但有人称其为20世纪末中国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是拯救中国文人灵魂的天使。摩罗写下了一系列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的心灵史，这是一部走向卑猥、走向耻辱、走向与罪恶共舞的心灵史，这是一部洋洋自得地阉割自我并阉割他人的心灵史。
摩罗来自民间，来自底层，但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精神贵族"。他的不凡之处是"从理所当然中看出荒谬，从司空见惯中感到惊讶"。他挖掘的是中国文人的劣根性，他的"中国文人不懂得耻辱"的理性之光成为一面洞察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照妖镜。他的每一声啼血的呐喊都让我们无地自容。在以欺人与自欺为主旋律的中国文坛，文人由社会的进步力量退化成帮凶和帮闲。因为说出真相就会打破某些人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而"冒天下之大不韪"。摩罗痛苦地发现，"我们都是非人"，遂被称为"疯子"而遭驱逐（这几乎重复了鲁迅笔下"狂人"的遭遇）。于是他发现了自己的异端性，感受到了叛逆的孤独。由此激发了把自己与中国文人，与一切奴性区别开来的强烈愿望：倘若他们自视为救主，我就甘为叛神；倘若他们自视为圣灵，我就甘为邪恶；倘若他们自视为人，我就只有做魔鬼。（《咀嚼耻辱》）他之所以给自己取名摩罗，便是这番寓意。钱理群说，摩罗终于与鲁迅先生所开创的、已经中断了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谱系承续上了。
摩罗说："一个时代所能意识到的危机，往往是从那些急需解决而且可能解决的命题中产生的。也许中国真正到了一个文化转型、价值重建的关键时代？挣脱历史惯性，价值重建，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思考与探索却必须从现在开始。"摩罗正是将自己刻骨铭心的体验，上升为理性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思想命题。如鲁迅所说的："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慰，陶醉的奴才心理，众多的国民麻木于此，摩罗却以为奇耻大辱。因此，所谓咀嚼耻辱，即是超出麻木状态，摆脱奴才心理，正视苦难，直面耻辱，这是第一步。"近年来，关于中国文人缺钙、无耻、下流等颇为激越的言辞频出于反思者之口。摩罗的反思更是无情、彻底。在《巨人何以成为巨人》中，他深情地写到了十一月党人的妻子们，追随其英雄丈夫流放西伯利亚，走上漫漫不归之路。这是俄国革命家流血牺牲时享受的莫大的幸福。在中国绵延不绝的政治运动中，我们的英雄面对的是无情的政治迫害，无穷的精神凌辱，无尽的感情折磨。他们为真理遭难，而亲友反要与之断绝关系、划清界限。揭发、诬陷，卖友、卖亲求荣者屡见不鲜。摩罗说："在十年文革后，谁曾站起来承担过一丝责任？中国文人固然没有，他们出山后除了哭诉奴才的委屈外，根本不懂得反省。"（《咀嚼耻辱》）良知的丧失是我们曾经的耻辱。摩罗说，不敢正视耻辱乃是我们所有耻辱之中最大的耻辱。摩罗自称"魔鬼"，但他的读者说他是天使，何也？一部《耻辱者手记》足以解答。《耻辱者手记》是中国知识分子对灵魂的真正拷问和无情的自我解剖。是摩罗让我知道了自己是非人，我来自偏僻贫瘠的西部农村，我来自充满艰辛和苦涩的底层社会。在《流浪的奴隶》中，我读到了"精神贵族"在物质世界的无奈挣扎。这时，我与他那卑微的心灵不期而遇，我虽不能完全读懂摩罗，但所幸的是尚能求得一点心与心的相通。
忏悔是一种净化，咀嚼耻辱后，让我们用真诚的忏悔荡涤沉渍在灵魂深处的污垢，那将是何等的坦荡。
书后记：在本文修改之际，我有幸在央视"实话实说"《对不起，老师》中看到香醉了一群咀嚼耻辱的人们。画家史国良先生对"文革"中深深伤害过的曾经给自己无私关爱的申世恩老师表达了真诚的忏悔。史国良的忏悔和申老师的宽容一样让我动容。当包括崔永元在内的现场观众都无法阻止自己的眼泪时，我霎我时感到了忏悔的可贵。尽管我没有经历那样的耻辱，但面对忏悔后的灵魂，我没有理由说自己比他们高尚。我想摩罗先生应该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