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无为而治
老子所说的“无为”，并非不为，而是不妄为。他认为，体现“道”的“圣人”，要治理百姓，就应当不崇尚贤才异能，以使人民不要争夺功名利禄。“无为之治”并不是脱离现实的乌托邦，也不是虚渺幻想中架设起来的空中楼阁，它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最显明的史例就是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治。
原文
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
译文
不推崇有才德的人，会使老百姓不互相争夺；不珍爱难得的财物，会使老百姓不去偷窃；不显耀足以引起贪心的事物，会使民心不被迷乱。因此，圣人的治理原则是：排空百姓的心机，填饱百姓的肚腹，减弱百姓的竞争意图，增强百姓的筋骨体魄，经常使老百姓没有智慧，没有欲望，致使那些有才智的人也不敢妄为造事。圣人按照“无为”的原则去做，办事顺应自然，那么，天下就不会不太平。
古代大思想家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他认为人类如果回复本性，就可以实现无为而治，各种良好的社会秩序也就可以实现，万物之间就可以达到最和谐的状态。
针对治理国家，老子认为最好是采取“无为而治”的办法，让人民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用无所作为让国家尽可能在自我调节下自然发展，来达到治理好国家的目的。这就是著名的“无为而无不为”，也就是说“无为”才是最大的作为。所谓“无为而治”的管理理念并不是取消管理，而是管理的更高层次和更高境界，人人都是管理者，都是参与者，都是执行者。管理达到如此境界，才能使领导者摆脱日常事务，面对未来，纵观世界，审时度势，筹谋大计。
其实老子的无为而治并非单纯的无所事事，放任自流，这样达不到无为而治的目的。真正的无为而治，是要寓有形与无形之中，有为与无为之中，看似无为，实则有为，这就是无为而治的辩证法。
无为而治是一种棋高一着的超越，它是一种领导下属，却不使下属意识到被领导的方法。
西汉文帝时期实行的正是老子的无为而治，从而出现了后来的“文景之治”。
老子无为并非真正消极或完全消极，而是有其积极的一面，或者以消极的间接方式达到积极方式达不到的效果。
黄师忠天在《老子无为思想研究》中说：“老子整个哲学思想的基础，固然在一个‘道’字，然而表现在现象界的，毋宁说乃是以无为思想为基础，由无为的观念开展出各种相应于无为的功夫，如守柔、不争、无知、无欲、绝圣、弃智等等主张来。也由‘无为’向上寻求一套理论的根据，建立了老子的本体论、宇宙论。或许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老子思想的形成，是由于政治上的过度有为，触发其无的思想，由无为的思想，再向上推展其政治论、人生论，并向上建立其宇宙论，完成其整个哲学的体系。”
老子的无为哲学是对该时代社会现象的一种反动。在“过度有为”的情况下，人的思考活动变得僵化，唯有解除不必要的枷锁，拋开所有桎梏，以无为来矫正世俗之弊，人们才能回到心灵的乌托邦，使一切行为合于道的境界与真理。
如今这个时代太浮躁，分心的事情太多，金钱、功名、利禄、竞争、生存，让人变得急功近利。尤其对于男人，社会压力更大，小时候被父母“望子成龙”，长大后被老婆“望夫成龙”，被岳父母“望婿成龙”，让他们疲惫不堪，这在各种亚健康状态的调查数据中便有明确的显示。可以说，重提老子的“无为而治”，对于现今这个浮躁的社会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提起《卧虎藏龙》，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这部戏让导演李安大红大紫。他出名后，许多人都赞扬他太太是贤内助，他太太却说：我不是贤内助，我从来都是leave him alone（不去管他）。李安毕业以后失业，在家里一呆就是六年，他太太无为而治，养着他，却不管他，听凭他在那里胡思乱想、自由发展。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使年轻的社会细胞——家庭少了许多温情和亲密，多了程式化与机械化的分工。从谈恋爱开始，男人们就被冠以时髦的“绩优股”、“潜力股”，成家后，无师自通的女人们便开始了漫长的“相夫”之路，为男人的职业生涯，为家庭的小康、大康生活，列满了“三年计划”、“五年计划”，甚至细化成“年度计划”。女人们善“比夫”，在往年比漂亮比气质的基础上，更多了比老公这一项，“夫贵妻荣”的心态如疯狂的癌细胞，无法扼制。
古往今来，凡成大事者，多有慢工细火不焦不躁的坦然，且无不是兴趣使然。宋词大家苏轼，自幼贪玩，在27岁方开始涂鸦，却以不羁的个性开创了豪放词派。诺贝尔奖得主崔琦，在谈到自己为什么能得奖时说：“我就是觉得好玩，我每天走进实验室，我的感觉每天都是新的，不知道实验会产生什么结果，这让我非常好奇。”带着一种顽童的心态去做研究，这样成果才能作出来。
老子说：“善行无伡迹”。就是说做是要注意方法，不露痕迹的推行自己的意志，这大概就是“无为而治”的根本所在。
无为而治，是一种生命的智慧，一种对“道”的追寻。老子“道”的学说，就是对宇宙万物的形而上的把握。它的宗旨，不在玄远的空洞世界，而在生活的实践之中。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它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则是一种达至善治的智慧；对于一个家庭而言，是关系的润滑剂、是健康的保鲜膜。无为而治，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奉为格言的人生经典。
第二节 领导者的“无为而治”
西汉开国功臣曹参是江苏沛县人，秦朝时曾任沛县狱吏。公元前209年，曹参跟随刘邦在沛县起兵反秦，身经百战，屡建战功。刘邦称帝后，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曹参功居第二，封为平阳侯，仅次于萧何。因曹参德高望重，刘邦请他去任齐王（刘邦的长子）的相国，由他来辅佐齐王治理齐国。汉丞相萧何死后，曹参继任汉丞相，并且遵照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来治理国家。“萧规曹随”在历史上被传为佳话。
曹参来到齐国以后，马上把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者们与一些有才识的知识分子召来，虚心地向他们请教，如何来安抚和管理好百姓？如何才能把破败的国家治理好？因为召集来的有好几百人，每个人只是按照自己的认识来谈，所提出的办法也五花八门，有的竟不着边际。这么大的事，又众说纷纭，曹参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很难决断该听谁的。
正当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住在胶西的盖公擅长于研究道家黄老“无为而治”的学说，有治国的才能。曹参听说后，思贤若渴，立即派人带着厚礼恭敬地把胶西盖公请来。盖公来了以后，曹参礼贤下士，亲自拜见，向盖公请教治世安民之道。盖公看曹参一片真心，就向他建议当前治理齐国应当采取清静无为的办法。
盖公对曹参说：“只要上面的官府清静，不扰民不生事，那么，下面的老百姓的生活自然就安定了。百姓安定后，社会经济随之就能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也就能治理好了。”曹参听了他的话以后非常高兴，决定把盖公留在齐国，并把自己住的正房让出来，请盖公住，以便随时为他治国出谋划策。
曹参在齐国担任相国的九年中，按照黄老“无为而治”的办法制定各项政策，不准官员去打扰百姓，严惩做坏事祸害百姓的官员，起用一批老成持重又爱护民力的官员，使齐国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原来动荡不安的社会日趋稳定，百姓过上了比较安稳的日子，因此，齐国的人都称赞曹参是个贤明的丞相。
无独有偶，东汉时期，贵人邓绥受到和帝宠爱，皇后阴氏十分嫉妒。但邓绥为人谦恭，性格柔顺，对阴氏十分尊重。与阴氏同时进见和帝，邓绥从不正坐；和帝每次提问，邓绥总是让阴氏先说，从不与阴氏抢话头；每当发现自己的服饰与阴氏相同或相近时，邓绥便立即换掉，绝不与阴氏抢风头。尽管如此，阴氏仍然与人一起施行巫蛊之术，企图置邓绥于死地。鉴于阴氏的专横、阴险与邓绥的谦逊、忍让形成鲜明对照，和帝幽禁了阴氏，并在邓绥称病辞让的情况下坚持将她立为皇后。这个故事，被后代史家公认为“不争之争”的典型范例。这里的“不争之争”，与作为领导方法的“无为而治”在道理上是相通的。这里的“不争”并非真正的“不争”，而是以“不争”为“争”的手段；“无为而治”中的“无为”也并非真正的“无为”，而是以“无为”为“为”的手段。所谓“无为而治”，实质上就是把“有所不为”当做治政的方法和艺术。兵法的开山祖师姜太公说，最高明的政治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道家学说的核心，道家同样把无为而治视为治政的最高境界。至于历代帝王将相，大概没有谁不希望能用最少的心血来建树最大的政绩。只不过实现无为而治，实在需要领导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下面再来看一个故事：
孔子的学生子贱，姓宓，名不齐。有一次，他奉命担任某地方的官吏。当他到任以后，却时常弹琴自娱，不问政事，可是他所管辖的地方却治理得井井有条，民兴业旺。这使他的前任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每天即使起早摸黑，从早忙到晚，也没有把地方治理好。于是他请教子贱：“为什么你能治理得这么好？”子贱回答说：“你只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所以十分辛苦；而我却是借助别人的力量来完成任务。”
很多企业中的领导人，喜欢把一切事物都揽在身上，事必躬亲，管这管那，从来不放心把一件事交给手下人去做。这样，使得他整天忙忙碌碌不说，还会被公司的大小事务搞得焦头烂额。其实，一个聪明的领导人，应该是“子贱二世”，正确地利用部属的力量，发挥团队协作精神，不仅能使团队很快成熟起来，同时，也能减轻管理者的负担。在公司的管理方面，要相信少就是多的道理：你抓得少些，反而收获就多了。作为管理者，要管头管脚（指人和资源），但不能从头管到脚。
无为而治是管理上的至高境界。一个领导者，如果能够积极发挥出各个岗位上管理者的力量，善于激发他们的智慧，使自己从日常细小的事务中摆脱出来，自然能够释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把握大局，这样貌似无为，其实更加有为。
领导者怎样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呢？从历史经验来看，至少应把握以下五点：
第一条：与民休息，宽容大度。姜太公说，天有经常运行的轨道，老百姓有自己的生活常规。君主如果能够遵守休养生息的规律，天下自然就平安无事了。汉高祖刘邦在建国后遵从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表面上不算勤政，但实际上正是通过让人民休养生息，使农业、工商业等得到了迅速发展。明朝的冯梦龙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宋初的宰相赵普每当收到士大夫之间相互揭发告短的文书，不看一眼便付之一炬，表面上像是不负责任，但实际上正是通过遏制勾心斗角之歪风，维护了当时的“安定团结”。
第二条：顺乎自然，恪守天道。汉文帝的母亲薄姬，当初只是刘邦的一个不起眼的嫔妃。尽管只被刘邦“宠幸”一次便怀上了“龙种”，但她生下儿子后仍然很少与刘邦见面。后来，薄姬不仅因未被刘邦宠爱而使母子免遭吕后囚禁，而且因儿子幸运登基而成了皇太后。这就表明，削尖脑袋钻营即使一时得利也未必是好事，而顺乎自然即使一时失利也未必是坏事。
第三条：清心寡欲，淡泊名利。南北朝时期，傅昭一生经历宋、齐、梁三朝，任过州郡属官、地方长官、朝廷命官。当时，朝代走马灯似的更换，官场上混乱无序，危机四伏。傅昭之所以未遭受什么挫折并能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名声，靠的就是清心寡欲，淡泊名利。据史书记载，他居朝廷，无所请谒；居家室，不蓄门生，不结党徒，不交私利。这些无疑是他得以善终并名垂后世的重要原因。
第四条：以正避邪，谨言慎行。西汉后期，政治非常腐败，朝廷日薄西山。是时哀帝宠信高安侯董贤并纳其妹为妃。傅皇后之父傅晏惧怕有一天会出现废立之变，飞来横祸。他的朋友桓谭说：刑罚再严，不能加于无罪之人；邪恶再盛，不能无故加于忠正之身。桓谭告诉他，此时此刻，最重要的是要叮嘱皇后，千万不能以巫医方技等手段与董妃争宠；其次是他自己应遣散门徒，务执谦谨，防止别人借他之势在外胡作非为。否则皇帝抓到把柄，后果将不堪设想。傅晏遵嘱而行。后来，董贤在皇帝的指使下想尽办法要整倒傅晏，包括逮捕傅后之弟审讯，都始终未能找到陷害傅家的借口。
第五条：释疑自保，急流勇退。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如何祛除皇帝的疑心，一直是宦海沉浮的关键所在。楚汉相争期间，率军东征的汉王刘邦，反常地几番派人慰问留守关中的丞相萧何。萧何为了祛除汉王的疑心，便在自己的亲族中挑选出年轻力壮的人，让其押运粮草，前往荥阳从军。如此，萧何才得到了刘邦的信任。在历史上，功成身退也是官场的一条定则。道家始祖老子认为，功成身退，乃天地之道。有许多曾经战功赫赫的英豪，如汉武帝时期的“飞将军”李广、唐朝代国公李靖等，都是因为不服老贪恋功名而不得善终。
综上所述，“无为而治”作为现代领导者提高领导艺术的指南，究其实质而言，是以最小的领导行为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即所谓“最小—最大原则”。在实际的领导行为中，它表现出内在的超载性和象征性，表现为领导者“抽身谋大计”，着眼全局，进行宏观控制，整体把握，勇于放权，善于任人，用人不疑，使下属“有为”而己“无为”，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管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