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认为自己的精神上有一笔债务：“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时刻感受到自己在同时代人面前负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是偿还债务的试图。当我慢慢写作时，还债的感觉一直充满我的心房。多少年来我只写抒情诗或从事翻译，在这之后我认为有责任用小说讲述我们的时代……”是这份自发的责任感使抒情的诗人成为叙事的诗人，由内心而走向整个人类。但我同样发现：时代也大大地亏待了我们的诗人，使其长期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这是一个时代对一个诗人欠下的债务。况且，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债务是无法相互抵消的。
不知《日瓦戈医生》完稿之时，帕斯捷尔纳克是否有如释重负的感觉：终于以一部书作为抵押，赎回了自己。这应该是对世界最好的回报。然而，他卸下了心理的包袱，却背上了命运的磨盘——一生中最黑暗、最沉痛的时期随即到来了。195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日瓦戈医生》在世界各地出版了24种文字的译本，但诗人在国内遭受了恐怖的围攻。仅仅在其获奖后的第四天，苏联作家协会便作出剥夺他苏联作家称号并开除他会籍的决定。甚至有人举着标语游行，要求驱逐帕斯捷尔纳克：“犹大——从苏联滚出去！”……帕斯捷尔纳克“在痛苦与孤寂中度过他苦难一生中的最后两年”，于1960年辞世。然而直到1987年，时代才开始偿还对诗人欠下的债务：苏联作家协会正式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并成立了帕斯捷尔纳克文学遗产委员会。但是，诗人已无法亲眼目睹时代的态度的转变，所以这笔债务即使偿还了，依然是时代的耻辱，永远的耻辱。
我并不是想讨论一个诗人和一个时代的债权债务关系。我关注的是诗人在写作之时对生命、自然乃至整个世界所持的感恩的态度。“想到它，就会不寒而栗——扼杀生灵的白色王国，我对它低声慢语：感恩吧，你的赐予比索求多。”这是诗人漫步在冰天雪地的乡村时的私语。他那么容易地原谅了一切，这种善良与宽容简直是先天性的。他的老友楚科夫斯基如此评价：“他也把这黯淡的时光当做命运给予的不应给的恩赐来领受。”我理解了帕斯捷尔纳克为何以还债的心情来描绘他所爱的世界——至少这份爱本身，是世界给予的。他仿佛像接受施舍一样接受了世界的存在。诗人的谦卑有时比他的骄傲更能衬托出其伟大之处。“大自然、世界、宇宙的秘室，我全身带着玄奥的战栗激情，流着幸福的热泪，守护你那永恒的使命。”可以说，他的泪水跟他的文字具有同样的作用——用来表达对世界的感激。时代曾经误会过一个诗人，可这个诗人一直在正确地理解着时代。他并没有辜负时代，是时代辜负了他。诗人并没有失职，这是时代的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