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民族有着为诗人树碑立传的传统，诗人在其民族记忆中的地位不亚于帝王将相。所以，俄罗斯诗人也有着浓郁的纪念碑情结。这至少是从普希金时代开始的。1834年，建于彼得堡冬宫广场的高27米的亚历山大纪念石柱举行揭幕典礼，普希金因为不愿意参加，曾离开彼得堡。但是他用诗行为俄罗斯贡献了另一座纪念碑：“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所能造的纪念碑，在人们走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它抬起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高耸在亚历山大的纪念石柱之上……”诗人的纪念碑是以自我的形象出现的，而且是一座精神上的建筑。这种高贵的寄托一直延续到一百年后的阿赫玛托娃身上。在俄罗斯诗歌的天空中，阿赫玛托娃与普希金的关系，是月亮和太阳的关系。但是女诗人所假设的纪念碑，除了继承着普希金式的傲岸，还添加进了更多的苦难的材料：“假使这个国家在将来某个时候，想要为我建造一座纪念碑，我将答应这一盛典。但只有一个条件——不能建立在我出生的海滨，我与自由的大海已断绝了最后联系；不能建立在皇家花园朝夕思慕的树墩旁，在那儿，极度伤心的影子在寻找我；而要建造在这儿，我整整站了三百个小时的地方：他们怎么都不肯为我把门闩打开……”在牢门前三百个小时的站立，足以形成一座地狱中的塑像了——以沉默来示威，以静止来抗议。这是特定历史时期里充满反抗精神的纪念碑，一尊心碎的雕塑，一幅因为愤怒而变形的自画像；这是诗人代表作《安魂曲》里的一个段落；这是一个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获得安慰的灵魂！难怪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要证明它是“恐怖年代所有受害者的纪念碑”——弱不禁风的女诗人，仿佛已成了众多受害者的替身，坚守在地狱的门前。
灾难并没有磨损阿赫玛托娃的美丽，反而使她更为美丽。痛苦并没有摧毁阿赫玛托娃的坚定，反而使她更为坚定。这一切导致她向女神的形象靠拢——成为无限地接近缪斯的诗人。勃洛克曾为阿赫玛托娃即兴题写了一首诗：《人们说您美如天仙……》。阿赫玛托娃解释，她从没有一条西班牙披巾——并在披巾上作过画（但当时勃洛克醉心于卡门，便把自己心目中的女诗人给西班牙化了）：“我当然也从未在头上戴过红玫瑰花。这首诗用西班牙的罗曼采洛诗节写成并不是偶然的。”甚至他们在大剧院的后台最后一次相见时，勃洛克还走近阿赫玛托娃并问：“西班牙披巾在哪儿呢？”这是她从他那里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可见在世人心目中，阿赫玛托娃是一位肩披旗帜般的西班牙披巾、头戴火焰般的红玫瑰花的女英雄。曼德尔施塔姆在《致卡珊德拉》一诗中提到头巾：“亲爱的卡珊德拉，你在呻吟，你在燃烧。一百年前，太阳亚力山大为何高悬，将众人照耀？什么时候，在昏乱的都城，在涅瓦河岸，当西徐来人欢庆，在可恶舞会的吵闹声中，有人从那漂亮的头上扯下你的头巾……”卡珊德拉原指希望神话中特洛伊王的女儿（曾从阿波罗处学会预言能力），被曼德尔施塔姆用来比喻阿赫玛托娃。诗中的“太阳亚力山大”指普希金。阿赫玛托娃：一位蒙着头巾的女预言家、神的女儿与徒弟。她首先预言自己，将有纪念碑建立在当初被粗暴拒绝的地方——代替自己继续那固执的守望。这记载着时代的耻辱，也标志着诗人的光荣。阿赫玛托娃在文字的建筑中获得了永生。
我深深理解了俄罗斯诗人的纪念碑情结——这是他们的沉重之处，但也给他们带来了荣誉感与责任感。同样是这位被勃洛克夸赞为“美如天仙”的阿赫玛托娃，多年后在纪念勃洛克的晚会上，含着眼泪朗诵了刚创作的诗篇：“他是对的！涅瓦河，沉寂无声，花岗岩……像座世纪之初的纪念碑，斯人在那里伫立——当他向普希金之家挥几下手告别之时，他收下了死神的倦意，一如接受不应得的安谧。”也许这是所有伟大诗人的共同归宿。从普希金以前，一直到阿赫玛托娃以后，诗人们以血肉之躯构筑的形形色色的纪念碑无以计数，但所有纪念碑其实是同一座纪念碑——是同一座纪念碑的反映与化身。这些追求永恒、以致把生命都看做瞬间的诗人们！这些在喧嚣的心灵世界腾出一块空地的孜孜不倦的建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