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对美是很敏感的。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传统。川端康成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讲演词就叫《我在美丽的日本》，其实也可改为《我在爱美的日本》。在这篇讲演词中，他不仅历数了自然的美和艺术的美，更颂扬了美对人类心灵的影响：“当自己看到雪的美，看到月的美，也就是四季时节的美而有所省悟时，当自己由于那种美而获得幸福时，就会热切地想念自己的知心朋友，但愿他们能够共同分享这份快乐。这就是说，由于美的感动，强烈地诱发出人的怀念之情。这个‘朋友’，也可以把它看做广泛的‘人’。”日本作家确实有爱美成癖的倾向，他们仿佛纯粹是为了追求美或保留美而进行创作的。在他们心目中，美决不是个抽象的概念，而简直已构成生命的意义。或者说，美的事物本身是易逝的，但它的感染力是深远的。川端康成所谓的“美丽”并不局限于日本的风景之美和风俗之美，更触及了人性之美和人情之美。这等于宣布日本是个爱美的民族，美才是这个民族真正的宗教。“日本吸收了中国唐代的文化，尔后很好地融会成日本的风采，大约在一千年前，就产生了灿烂的平安朝文化，形成了日本的美，正像盛开的‘珍奇藤花’给人格外奇异的感觉。”这种对美的信仰有久远的渊源，所以日本文学乃至文化总给人以古典美的感觉——甚至连祖先的那份虔诚都继承下来了。日本作家是把美当做尘世间的一种神性来看待的。美不仅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态度，而且渗透进他们的生死观念。
三岛由纪夫就是一个偏激的例子。死亡在其眼中也能诞生出一种异样的美。他写过一篇《美丽的死》：“古代希腊人的理想，就是生得也美，死得也美。我们武士道的理想，无疑也是在这里。然而，在现代日本的困难状况下，要想生得美很困难，要想死得美就更困难……武士之所以受人尊敬，人们至少认为武士身上有一种勇敢而美丽的死法。”他似乎觉得，对死的美丽的追求才是勇敢的动力，这至少能抵消人们对死亡普遍存在的恐惧。三岛本人崇尚古希腊的美学思想，并且经常以其为标准跟日本的美加以比较：“希腊人相信美的不灭。他们将完整的人体美雕刻在石上。日本人是否相信美的不灭呢？这是个疑问。他们顾虑有一天具体的美会像肉体一样消亡，总是模仿死的空寂的形象。”三岛可能觉得希腊的古典美离自己更近。他45岁时，为呼吁武士道精神的复苏剖腹自杀，不仅仅是对“美丽的死”的实践，还企望获得精神的不灭。一位文人，却用武士的方式死了。虽然某些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将其奉为英雄，但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坠入了美的怪圈——他不仅用生、而且企图用死来创造“残酷的美”。
翻阅三岛由纪夫的文集，会发现他对“美”这个词汇在作品中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其他作家。在小说《禁色》中，有这样的关于美的句子：“在绝望中的生就是美”，“精妙的恶比粗杂的善更美”……可见他信奉的美既是复古的（古希腊式的完善的美、和谐的美），又是叛逆的（甚至有形式主义者的迹象）；既是精神的，又是肉体的。有人说他“以肉体为本向精神挑战”。他确实是最公开地宣扬肉体美的一位作家：“人体很美，犹如飞机美、汽车美一样。女人美，男人也很美。然而，他们的美的性质之所以不同，完全在于机能的差异。飞机之美，一切都集中在飞行性能上，汽车也如此。但是，人体之所以美，乃是因为男女的人体脱离了自然赋予他们的机能，或者由于文明的进步，不再需要这种机能的缘故……女性美是绘画性的，男性美则是雕刻性的。”对男性美的偏爱，是否也导致了他本人的同性恋倾向？当然也可以说，他眼中的人体美，是不分性别的。他仅仅是被人体美所蛊惑了。
川端康成生于1899年，死于1972年，三岛由纪夫生于1925年，死于1970年。他们基本上属于同一个时代，但各自所信奉的美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川端倾向于生命的美、灵魂的美，三岛则更激赏死亡的美、肉体的美。川端的审美观较传统，三岛则给人以异端的感觉。虽然他们都是以自杀来了结一生，但采取的方式也有所差异：川端是口衔煤气管，三岛是剖腹。我只能说，他们一个站在文人的角度，一个站在武士的角度，看待同样的事物、同样的世界，却产生了不同的美感。如果说三岛追求的是暴君式的“残酷的美”，川端所痴迷的则是良民式的“温柔的美”——爱的方式可以不同，但爱本身是一致的。这既像美酒又像毒药的生死之美，灌醉的又岂止他们二人。在夏目漱石（其头像被印在日元纸币上）、谷崎润一郎（曾礼赞阴翳的美学）、芥川龙之介（他跟川端、三岛一样有一双“临终的眼”）等一系列作家身上，都能发现这种美的掠影，或者说，日本式的美。直到大江健三郎出现，这种美才开始变得暖昧。他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与川端康成相隔二十六年）时的讲演词就叫《我在暖昧的日本》：“作为生活于现在这种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的我’……我只能用‘暖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这是否意味着：日本那古典主义的美，已随着愈演愈烈的现代化进程而天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