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近的星辰
说起八道湾，很自然要想到周作人和他的苦茶庵。八道湾仿佛是因为苦茶庵而出名的。
梁实秋曾写过闻一多、潘光旦、宋春舫等人的书房，当然，也无法避苦茶庵而不谈：“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原名苦雨斋，后改为苦茶庵，不离苦的味道。小小的一幅横额是沈尹默写的。是北平式的平房，书房占据了里院上房三间，两明一暗。里面一间是知堂老人读书写作之处，偶然也延客品茗。几净窗明，一尘不染，书桌上文房四宝井然有致。外面两间像是书库，约有十个八个书架立在中间，图书中西兼备，日文书数量很大。”文笔筒约，像建筑师般把苦茶庵的横截面临摹在纸上——这仿佛也是周作人半明半昧的一生的缩影。所以写到这里，梁实秋也不禁扼腕可惜：“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么会掉进了泥淖一辈子洗不清。”没用任何感叹词，但我分明听到了一声历史的叹息。苦茶庵后半个世纪的穿堂风都是由类似的叹息造成的。
沈尹默书写的横额，早就毁于烟火，据传说内容为“请到寒斋吃苦茶”，是周作人的一句诗。他为什么要以这样的辞令与语气邀请访客呢？我查阅了有关资料，抄录全诗如下：“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依然语焉不详，随你怎么猜测吧，就像茶叶的滋味一样高深莫测。或许只有滚沸的开水才能不断冲淡、稀释它——千言万语，尽在杯中。
我又想，周作人为什么把好端端的苦雨斋易名为苦茶庵呢？或许表明天意与人事的变迁：早年一封封“雨天的书”，无法逆转地误入旱季，需要人工兑水，沏成薄暮的晚茶，来刺激板结的舌苔？更关键的还是心情。心如枯井，或死水，借载沉载浮的一枚朽叶苦度余生。人世与出世，是两种态度；文质彬彬的斋主与萧瑟憔悴的庵主，也自然是两种身份。山阴道上的一代名流打了个趔趄，就这样拖着长长的背影遁人空门。
八道湾实际上也和鲁迅有关，1919年底鲁迅携全家从北京菜市口的绍兴会馆搬来，周氏兄弟及家属亦同时迁抵。所以解放后，八道湾胡同11号院，一度被称为鲁迅故居。而苦茶庵的名称，则几近于失传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国人都在回避周作人这个名字，甚至努力将他的文本从记忆中淡化掉——历史以这种措施处理尴尬。其实，1923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当时文坛上一场著名的家庭内战就是在八道湾闹起的，几天后鲁迅收拾行李和母亲迁出，搬到西四砖塔胡同61号，也就是说鲁迅只在此生活了几年，周作人则居住了近半个世纪，并以此为一生的归宿。但八道湾依然算鲁迅故居。谁也没有勇气在院门口立一小块纪念性的牌子：苦茶庵。
张中行老人说：“我由上学时期读新文学作品起，其后若干年，常听人说，我自己也承认，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弟兄，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他兼而分析：“提到观照人生的高度说，兄是偏于信的一端，弟是偏于疑的一端。各有所向，哪一种近真？也不好说。但从受用方面看，疑总难免小有得而大失。”如此裁判已堪称勇敢了。更勇敢的是，张中行在周作人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出来后，还多次以学生的身份前去拜访：“人不是当年的了，坐落在北京北部公用库八道湾的苦雨斋也一变而为凄清冷落。住房只剩内院北房的西北部；东半部，爱罗先珂住过的，中门外南房，鲁迅先生住过的，都住了其他市民。所住北房三间，靠西一间是卧室，日本式布置，靠东一间书房兼待客。客人来，奉茶是自己或羽太夫人。”苦茶庵给张中行的印象是萧条困顿的，他甚至用了“门可罗雀”这一成语——其风格大大迥异于梁实秋眼中的。毕竟是两个时代了。就像有两个苦茶庵一样。那么，哪一种更真实呢？这同样不好说。
我在北京，好几次路过八道湾，很想下车去那一大片低矮密集的胡同地带找一找11号院。谁若问我：究竟是想找鲁迅故居呢，还是周作人的苦茶庵？肯定无法回答了。私心里恐怕更倾向于查看苦茶庵模糊神秘的面貌和它究竟颓败到什么程度。因为自家书架上毕竟重金购置了一整套新版《鲁迅全集》，金碧辉煌，用以供奉、敬仰与怀念。而庭院一角的苦茶庵呢，则肯定夕阳衰草，无人问津。我为什么不去踏访那些闲适恬美的文字的产地？要知道，周作人的一系列著述，几乎都是在八道湾写下的。后来一想，即使置身于落叶遍地的深深庭院，又能看出点什么呢？空惆怅一番物是人非又有什么意义？最好模仿那种魏晋风度吧：“乘兴而来，尽兴而去，何必见戴？”提起周作人这个名字，文人难免心情复杂，我路过八道湾，总是绕道而行。
后来，从电视上看到有关鲁迅故居在八道湾拆迁区中的存留问题的节目，镜头捎带着拍了一下周作人的苦茶庵，灰墙斑驳，光线昏暗，和普通老百姓的旧宅没有两样，惟一的区别是屋檐下镶嵌了一排褪色的砖画，有那么点文化气息。想当年苦茶庵的主人曾凝视着这典雅的画面品茗吧？品出什么滋味了吗？那一切都被风吹走了。正如主人指缝间寄出的“雨天的书”，在中途就搁浅了。还是鲁迅在《野草》中说得好：“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这就是寂寞，这就是孤独。风雨中摇摇欲坠的苦茶庵，不再是唯美主义的空中楼阁，斯人往矣，如今有几位老太太在电视镜头前一边晾衣、洗菜，一边回答记者提问：连鲁迅故居都要拆，怎么向后人们交代呢？到哪儿能重新盖一座呢？（大意如此）八道湾，曾旁听过周氏兄弟恩恩怨怨的院落，作为两位文化名人的物证，已濒临沦为废墟的边缘。
再后来，据报载，北京市规划局发函至负责东冠英危改小区规划建设的房地产公司，要求调整原规划方案，保护好八道湾11号院（鲁迅故居）。鲁迅之子周海婴对此举则持异议：“据我了解，国家文物部门经费很困难，拨出巨款来修缮11号院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就现在这么一副破旧不堪的样子，将来和周围小区建筑对比起来，那是一番什么景象！春节期间，我和周建人（鲁迅的弟弟）的两位女儿对此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不保留八道湾11号院。我们认为，再以保护鲁迅故居的名义来保留11号院是不合适的，可能产生一些负面效果。”记者分析：“周海婴先生之所以认为‘不合适’，其中还有一层客观历史原因……鲁迅在此仅住了四年，而周作人则前后住了四十八年，并且周作人一生的主要创作都是在此完成。那么，保留11号院是在抢救谁的故居？”
关于八道湾，我还能说些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