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话得说回来，倘若刘文典的学问不入流，蒋介石再怎么发飙也帮衬不了他。《淮南鸿烈集解》是刘文典的首项学术成果，用力久而勤，取法严而慎，胡适为此书作序，称道它“岂非今日治国学者之先务哉”，“最精严有法”。刘文典将《淮南子》这部久被忽略和误读的古书刮垢磨光了，令学术界为之一惊，他的声誉和地位也因此确立。刘文典的独门绝学是《庄子》研究，他在大学里开设这门课程，起头儿貌似谦虚，实则清狂：“《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这样藏着掖着讲话不过瘾，终于他还是忍不住，放出大话来：“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是刘文典。至于那半个嘛……还不晓得是谁。”陈寅恪为刘文典的《庄子补正》作序，道是：“先生之作，可谓天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庄子补正》成书于1939年，学术界至今允为杰构。除此之外，刘文典还研究《昭明文选》和杜甫的诗歌，偶涉日文翻译，亦堪称个中高手。他曾经顶着压力、硬着头皮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告全日本国民书》，以求使当局和民众知己知彼。此书出版后，影响很大，许多中国人因此擦亮眼睛，加深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认识。
校勘古籍讲求字字皆有来历，刘文典出书，校对从不假借他人之手。他致信胡适，坦诚相告：“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他征引古人的注释，特别强调查证原文，避免以讹传讹，灾梨祸枣。
诚然，狂傲者若无充足的底气，最多也只能浪得虚名，但沦为笑柄的可能性更大。狂傲者若有真才实学，他发作起来，别人未必舒服，但也只能忍气吞声。刘文典目高于顶，并非眼中无人，他早年师从国学大家刘师培，精研《说文解字》和《文选》，对前辈学问家章太炎和同辈学问家陈寅恪低首下心，知所敬畏，除此之外，能入他法眼的文人学者多乎哉不多也。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刘文典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寅恪的万分之一，还告诉学生：“我对陈先生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敬佩。”他宣称，西南联大总共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一个，冯友兰一个，他和唐兰各算半个。试想，西南联大差不多集结了全国的学界精英，他自鸣得意的“三个教授论”会得罪多少同行？刘文典最看不起从事新文学创作的诗人、小说家，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巴金、朱自清和沈从文在他的心目中全是跳蚤过秤——没斤没两的。
当年，空袭警报一响，教师和学生就要赶紧疏散到昆明郊外，美其名为“跑警报”。炸弹的厉害人人皆知，跑警报时个个争先，都只恨爹妈生的腿短，哪顾得上什么斯文气象？有一回，刘文典慌不择路，冷不丁发现“山民”沈从文的脚力极佳，倏忽间就如脱兔般抢到前面，成了领跑队员，他立刻面露不悦之色，对身边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警报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1943年7月，沈从文晋升为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刘文典内心更加不平，他忿然作色，当众吼吼有声：“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沈从文讲授语体文写作，在刘文典看来，简直就是小儿科，难登大雅之堂。
沈从文天性谦和，克己忍让，刘文典的轻侮之词使他心里堵得慌，但他并没有抗辩的意思。沈从文的姨妹张充和对业师刘文典（读北大时，她上过刘文典的古典文学课）的看法与众不同，她认为，刘文典强烈的主观判断中并无恶意，爱说俏皮话，只不过图嘴巴快活。实际上，刘文典的骨子里除了狂妄，还有自卑，他对自己都看不顺眼，何况他人，跟他在这件事情上较真，实无必要。然而闻一多是火烈的诗人性子，喜欢为朋友抱打不平，他绝对咽不下这口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