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联大，刘文典开设的《庄子》上座率高，《文选》也有不少捧场的“粉丝”。他上《文选》课，弄出行为艺术的味道，一壶酽茶要泡好，一根两尺长的竹制旱烟袋也不可或缺，文章的精义不仅是他明白细致讲出来的，也是他巧言妙语暗示出来的。拖堂是他的习惯，学生并不厌烦，乐得听他高谈阔论。木华的《海赋》形容惊涛骇浪，汹涌如山，刘文典讲解此赋，考问学生看到了什么特异的东西，大家凝神注目，以福尔摩斯探案的劲头寻找蛛丝马迹，结果发现整篇《海赋》中百分之七八十的字属于“氵”旁。刘文典顺势提点道：姑且不论文章好不好，你们光是看它水意泱然，就宛如置身其境，能够感觉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
有一次，刘文典破例只讲了半点钟的《文选》，就收拾讲义，当堂宣布：“今天到此为止，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下星三是什么日子？是阴历五月十五。刘文典选择这个晚上讲解谢庄的《月赋》，可谓大有深意，老天爷也赞赏他的奇思妙想，以晴煦无云来配合。学生遵嘱在室外摆上一圈椅子，刘文典居中而坐。“白露暧空，素月流天”，“日以阳德，月以阴灵”，他念念有词，细细讲解，众人或抬头望月，或低头顾影，心领神会，快莫大焉。高潮处，刘文典吟诵道：“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众人击掌而和，仿佛小小的音乐会，气氛之热烈前所未有。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样的享受真是不可多得，做梦也不容易梦到它。
说到梦，自然是红楼梦最能养人，一众红学家全靠曹雪芹的这部小说糊口。刘文典原本不是红楼中人，只因他听了吴宓的《红楼梦》讲座，不表同意的地方居多，于是灵机一动，也客串一回红学家，开个讲座，唱唱对台戏。刘文典的号召力不小，教室装不下太多的听众，联大的广场就成了他的讲坛。一支蜡烛，一副桌椅，寒碜了点，学生席地而坐，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又何尝不是战时作风。刘文典身着长衫（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款款入座，女生斟上香茗，他满饮一杯。前戏做足了，他这才昂然而起，一字一顿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吃仙桃一口足矣。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讲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讲过！今天跟你们讲四个字就够！”太牛了，一部《红楼梦》，居然四字以蔽之。这四字是“蓼汀花淑”。他的讲解用上了音韵学。“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一副题字，笑道：‘花淑二字便妥，何必蓼汀。’花淑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就属意薛宝钗了。”此说一出，下面立刻“哦”的一声，众人仿佛醍醐灌顶，全开了窍，《红楼梦》的主旨迎刃而解，要义也昭然若揭。
名师必有高徒，刘文典的得意门生是陶光，若论请教之勤，待师之敬，陶光的表现绝对是刘文典的其他弟子所远远不及的。但有一段时间陶光因故未去师门走动，不免愧疚于心，他深知刘文典的脾气，不赔礼道歉恐怕难以过关。然而事情比陶光料想的更严重，刘文典见陶光登门请安，也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难听得很。陶光先是忍耐，但被尊师当成庸奴辱骂，着实难堪，脸色就渐渐阴沉下来，眼睛里也冒出了愤怒的火苗。刘文典掌控局面的能力极强，他瞅准火候，用力拍桌大吼：“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吗？”他的口气至此硬极而软，倒有些可怜的成分。陶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恩师竟把自己当成“吹牛本钱”，期望之殷溢于言表，内心不禁大受感动。他搀扶恩师坐下，又是沏茶，又是捶背，一面解释，一面道歉，这场误会当即冰释无形，两人和好如初，师生感情突破了瓶颈。后来，刘文典出新著，特意让陶光题签。古有将相和，今有师生和，同为美谈佳话。
在西南联大时，李埏曾向刘文典借阅《唐三藏法师传》，开卷即可见此书的天头地脚及两侧空白处布满批注，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刘文典的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有趣的是，李埏还在书页中发现了一张刘文典用毛笔勾画的老鼠，好奇心怂恿他提出问题，请恩师解释缘由。刘文典闻言，乐不可支，叙说他在乡下读书时的情形，没电照明的地方，点的是一盏香油灯，灯芯上的残油滴在铜盘上。某天深夜，他在灯下读书，一只细瘦的老鼠忽然爬上铜盘，明目张胆地吮吃香油。他本准备打死它，但转念一想：老鼠吃油是在讨生活，他读书也是在讨生活，彼此相怜才对，何苦相残呢？于是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他立刻抓起毛笔，信手勾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页中，以资纪念。若非善良的人，绝不可能推仁及物。李埏听完恩师的这番话，不由得感慨系之：“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当然，与刘文典相关的负面传闻也是有的，而且相当邪乎，比如下面这则谣言就令人傻眼：在西南联大教授中，刘文典批试卷最“高明”，因为别人都用手批，他却用脚批。具体的做法是：他把试卷码成一摞，然后躺卧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尽兴之时，就一脚踢去，踢到最远处的那份试卷得分最高。“踢试卷”的说法是谁捏造的？这个已不可考，但用心不良，则是断无疑问的。好在谣言止于智者，没谁真肯相信它。
1949年，胡适为刘文典办好了一家三口的机票，联系好了美国的大学，想帮助他换个新环境。对于胡适的好意，刘文典敬谢不敏，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他久已远离政治纷争的漩涡，只是出于朴素的爱国之情留下未走。他没有力气再折腾了，眼看把乱世挺到了尽头，他只想过过太平日子。当时，许多学人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留在大陆。